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叫“永不”，因为它忘记了要长出像张国荣那样的一株花，就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阳光和水分。没有那时代的环境和气候，香港不可能出现一个张国荣。所以，在怀念哥哥的时候，不同的八十年代记忆就如一幅大拼图被分拆开来散发在不同人的脑海里。
纵然《霸王别姬》、《阿飞正传》、《春光乍泄》这三出张氏经典都在九十年代才面世，但王家卫与陈凯歌的个人情怀怎么结算都是一句话：世界是过去的更美丽。甚至可以说，港产片拍到今天——或到了今天竟发现这条道路很难走下去——也是因为我们的电影一直都在消费昨天、经营昨天。近期例子莫过于周星驰的《长江七号》。冷眼看着银幕上的情节、笑点、温馨、伤感，无一不是似曾相识——是周星驰在怀周星驰的旧。陈可辛的《投名状》很火，不过它的意念还是来自张彻的《刺马》。然后，大家都在等着看冯德伦怎样拍《英雄本色》——不，不是张国荣周润发狄龙版本的重拍，却是六十年代的龙刚萧芳芳谢贤版本。
当我们不得不接受香港自八十年代后已没有出过巨星的事实，张国荣的“不在”让我们更看清楚“明星”必须拥有的重要条件：他要使人看见“未来”（欲望）与“过去”（情怀），他就是不能让“现在”（现实）跟我们面对面——太真实而容不下幻想的镜子，又怎能吸引人站到它面前去“看”自己？
今天多少人感伤张国荣的早逝，即使他们根本不是张的同代人——或，正由于他们是在电视或戏院里一次又一次看着不老的张国荣长大，本来的“怀旧”却变成另一种“想象”。情形就像詹姆斯·迪恩——毋须活过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只需认同他的抑闷、孤独、反叛，我们便好像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一切。是过去了的时代给予大多数人一种心情上的保障（说是消费上的保障也无不可），一如花钱买东西时名牌带来的安全感——沿着别人的足印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到底比毫无方向只身上路有安全感。
张国荣给我们的“安全感”——也就是用来忘记不安全的能量，主要来自荷里活发明的古老产品——华丽。在今天，地球这边的艺人都争相主动被时尚“绑票”，被设计“挟持”，这现象其实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然而那时候的艺人、明星比今天更有趣，更有被怀念的价值，是因为当年的他们只有“精神导师”（例如荷里活的经典大明星），却没有形象指导、保姆和经理人。现在的艺人当然不能没有“形象”，“形象”进一步带来身份、地位和财富。但形象值钱，正是因为它不堪一击。艺人明星在今天要懂得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对别人的弱小心灵负上全责——千万不能因树大招风而引致不必要的妒忌与怨恨。
所以张若还活在今天，他那“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的人生态度必然将成八卦媒体眼中的肥肉。就以他不耐烦地回敬狗仔队一句“哥你卤味！”为例，当年没有惹起轩然大波，不过因为当时平面媒体还没时兴动不动就把标题作大，电视频道还没那么多娱乐新闻时段需要内容来充塞。至于张可会为了适应时代变迁而一笑置之见怪不怪，我怀疑。
也就是说，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已经全城（民）小报——《壹周刊》是在九十年创刊，张国荣的“神话”便会少掉迹近完美的“黄金十年”——包括他与唐先生的情史也将有可能是被“撞破”、“揭发”，而轮不到他在个人演唱会里以最自在的姿态宣告天下：“我的爱人就是你。”可见香港娱乐圈的此情不复与张国荣的佳人难再是同样的既无奈，又无可避免。因此在大家一边渴求幻想但又来不及把它捣碎的今天怀念张国荣，其实也是凭吊当年抱着纯真来打造幻想的我们。
也因为现在的艺人名为受保护，实际是没有多少发展个性的空间，潮流过后，连泡沫也留不下。只不过他们能有几人不怕“先死而后生”倒还真是一个大问号——当勇敢、勇气这类字眼已渐沦为消费型社会里大多数人眼中的负资产，明星艺人的职责已不再是做我们做不来的事，说我们不会说的话，因为太过自我和突出只会提醒大家的寒伧。
就让张国荣尘归尘，土归土吧，他以现身说法来体现的“怀旧”精神，本来就不是人人都能负担的豪华。
2008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