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是本能地用最文雅的姿态和小伙子握手，对他表示感激，隐隐感到所有感激的语言此刻都显得苍白而空洞。
那一年春节前夕，我在上海得到通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务必迅速回校，下放到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冠以神圣的“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但我的心情仍像上海的天气一样阴沉起来。上了火车后，我就发现钱包不见了，这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搜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总算找到了1元钱和几张毛票，心里稍许安定了些。好在火车到达漳平的时候，我要下车到同事家去拿两个樟木箱（那时结婚，福建的樟木箱是上等嫁妆），可以借一点钱。樟木箱挺大，力气比我大得多的同事抢着为我挑到火车站。我向他借了5元钱，算一算到厦门住一夜旅馆l元钱，吃一顿饭5角钱，到泉州的汽车票是2元5角左右，再花l角5分钱，乘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学。“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的喟叹冒出我的嘴边，心情也为之一振。
可是樟木箱一上火车，乘务员说太大，要补托运费，一下花去了两元多。火车上一顿饭起码要3角钱，全部财产只剩下不到2元钱了。买一张汽车票到泉州，是绝对不够了。
到厦门时，已是下午6点了。
我挑着两个大樟木箱，从台阶上走下来，满头大汗，顾不得心疼箱子不断被磕花。
虽然是极“左”的时代，厦门人的生意头脑还相当灵活。车站前的一群小伙子，推着自行车，帮助运送行李。我的狼狈相马上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
他推着车子过来兜揽生意。
我老远就嚷嚷：“别来找我，我身上没有钱。”
真是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早知如此，向同事多借5元钱，也不至于狼狈如此。我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虽然语气有点凶狠，小伙子仍然从容地把车子朝我这边推过来。
我绝望地望了他一眼：“我连住旅馆的钱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他把车子支起来说：“没关系，我不要钱。”
他那闽南人的豪爽使我震惊了。
他穿着那时甚为罕见的皮夹克，很鲜亮，可以闻到一种新鲜的皮革味道。车子也崭新，没有侨汇券的人，有钱也买不到。那时家里有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今天有了一辆桑塔纳，挺神气的。
他从容不迫地把樟木箱往他车子加长的后架上绑牢，就领着我到了一家小旅店。他用厦门话向一个小老头诉说我的困境。那小店负责人显然是他的朋友，显得颇为动容，表示可以免费提供住宿。床位看好以后，他就拿出登记本来，要工作证。可是我的工作证被小偷连钱一起偷走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很紧张，“清理阶级队伍”进入高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革命的警惕性成为人生第一要务。那小伙子向他说情：人家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白面书生，你看看他哪一点像外逃的阶级异己分子？年纪轻轻的，哪一点像反革命？
他说得振振有词，可他的朋友无动于衷。两个人在我是否可能是坏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小伙子反复说，怎么可能！连我都觉得我那萍水相逢的朋友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论证很软弱，就拉拉他的手。他却越来越火了，加大了嗓门，显出闽南人特有的忠于朋友、忠于自己感觉的固执。然而，那老头子也是闽南人，也忠于自己的感觉。小伙子冒火了，闽南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骂娘的话，时不时地冒出来。
我看得出来，小伙子最大的愤怒，倒不在于他的朋友不信服他的论证，而是，居然不信任他所信任的人。这种不够肝胆的表现，是不可容忍的。
最后，他绝望了，用最清晰的语调，一字一顿地把最脏的字眼讲了出来。老头子气得直翻白眼，一时像被鲁智深拳打的镇关西，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没等他反应过来，小伙子已经拉着我的手走了。
我非常不好意思，向他表示歉意，都怪我破坏了他们的友谊。他用闽南腔极重的普通话说：“没有关系，这种人，不是人，不肝胆。老子再理他，是你儿子。”
他很快恢复了情绪，把我带到厦门汽车站，找到当时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大概认识吧，她显然很信任他，因而也就很同情我。还没有听完他的叙述，她就叫食堂工友给我打了一碗饭，还有一份花菜，上面居然还有一点猪肉。
我本来只指望她让我在候车室坐上一夜，没想到她竟主动提出让我到工会办公室去。那里有一个长沙发。她说，正好有8个复员的海军士兵经过这里，没有买上今天的车票，你们做个伴吧。
我本来以为，女人都比较小气，然而，在厦门，居然有女人超过了男人，而且超过了韩信遇到的“漂母”，不但有一饭之德，还有一屋之恩。
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长沙发上有紫色的棉布套子，我睡的那一头，弹簧已经瘪下去下去了。但是，当时沙发是很少见的，就是住旅馆也不能享受弹簧的柔情。可是，我仍然不能安眠。因为我的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到泉州的票。那小伙子看出我的忧虑，主动提出：有什么东西可以拍卖吗？
我吓了一跳，身为读书人，习惯于清高，对于金钱的盘算，从童年时代就觉得，不是好事。再说，叫我到大街上叫卖，怎么开口呢？他说：“没有关系，你这样的白面书牛，往那儿一站就是招牌，我替你叫好了。”
总不能从厦门走到泉州吧，一想到这，我就顾不得什么资产阶级劣根性了，惟一的选择就是提起旅行袋跟他回到火车站。
说起来，我那旅行袋里也真可怜，除了一包上海的大白兔糖果以外，只有几件衣服。他就把大白兔糖果鲜艳的包装露在外面，大声叫卖起来，马上就引来一堆围观的人。可惜，没有人对糖果感兴趣。叫了半天，只有一个搬运工模样的人，把我的旅行袋打开来仔细翻看，拿出了我十年前做大学生时穿的、已经褪了色的绒衣，正面反面反复抚摸后，问我多少钱肯卖。我想十年前3元6角钱买的，现在最多只值l元钱。但是，1元钱，加上我口袋里的钱，仍不够到泉州的车票钱：我狠狠心，让我那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发作了一下：l元5角钱。那搬运工马上就要掏钱。可是小伙子嚷嚷起来：l元5角怎么行！这么厚的绒衣，起码要5尺布票，1尺布票就要1元钱的。
我突然紧张起来，按当时的政策，买卖布票是违法的。
但是，我的舌头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听任小伙子做主，以5元钱成交。
当我拿着一把带着工人阶级体温的、沾着草屑和污泥的毛票和硬币的时候，心里并不仅仅是兴奋和感激。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是本能地用最文雅的姿态和小伙子握手，对他表示感激，隐隐感到所有感激的语言此刻都显得苍白而空洞。
孙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