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之首有和乃成
1.和，书香门第的传家宝
同胞兄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样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高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赖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往往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为相互援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宽恕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娇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他甚至有如此的“终身大规划”：“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阎平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1839）进京，第二年十二月竹亭老人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竹亭老人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可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是可能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曾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其言辞恳切，其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读之令人回味：“另因弟归志己决，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愿，欲与彭山屺（曾同乡）同归……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旋大有戒心。胡咏芝前辈挟榇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九弟年少无知，又无大帮做伴，又无健仆，又无途费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谧之际，兼此数者，男所以大不放心，万万不令弟归，即家中闻之，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男又有票呈；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自从闰三月以来，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辞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食难安，辗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望父母亲俯赐惩责，俾知悛悔遵守，断不敢怙过饰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谨票告家中，望无使外人闻知，疑男兄弟不睦。”
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旧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难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难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兼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萃回先生名世任，长沙人，癸酉拔贡，小京官，由御史升给事中，现放贵西兵备道，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
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而情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耀在字里行间。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又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到江西，于是曾国藩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予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勇、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军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从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也足了许多。
曾国藩是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给予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谏；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龉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曾国藩身为的门长子，自度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常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见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氏的生活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深切的体现，而且他的责任心一方面也与他独特而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每困顿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堪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须臾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唯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成大事箴言：
家和则福自生。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人融洽相处，和气蒸蒸，像这样的家庭不兴旺发达，从没有过。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扯皮，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也从没有过。
——咸丰八年十二月
2.利己利人，达己达人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徐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认为建立基业的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易》说：‘宽以居之’，说的就是宏大。”
规模要宏大，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任何一个团体在发展中都会遇到“自立门户”，从团体中剥离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没有成气候时，如果不能正确确立内部分配机制，优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门户。如果属于一般人员“出走”，当然不会对事业乃至团体构成危害，但如果属于决策层、核心层，其隐患就不能掉以轻心。
在曾国藩移驻衡阳前编练湘军的时候，王鑫本来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一名将领，一直准备要重用他。但王鑫在曾国藩将营地搬到衡阳后，他曾受命回湘乡募勇。王鑫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为之侧目，又将勇丁多招至3000人。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鑫带着这3000勇丁到长沙，竟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往密切，并渐渐流露出自成一军、不再听曾国藩指挥的倾向。
曾国藩于是断然要求王除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曾国藩处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骆秉璋却不令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这样，王鑫更拒不听命，从而导致曾、王彻底决裂。王从此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自成一军。人们以后也习惯地称之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统辖的湘军。
曾国藩在关系到自己以及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每次都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在1853年12月，他终于与王鑫摊牌，就两人间的关系做一个了结。他给王鑫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提出王鑫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做一明确的选择：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鑫自己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需要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一句话，王鑫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他就不承认王鑫继续做他的部下。
王鑫此时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璋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骆秉璋也趁机拉拢王鑫，表示他所统带的3000勇丁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忍痛与王鑫一刀两断，将他逐出教门。
不言而喻，王鑫式的决裂如果连续发生，将对湘军，特别是对曾国藩个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为防止其重演，曾国藩断然割断与王一切联系，把他逐出教门；且在致自己的老师吴文鎔书中，对王大加攻击，使吴不再调王鑫军北援，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事实上，王也由于不能援鄂，省内又财政困难，不能不将所部三千四百人，减去一千。这样，就对后来可能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时，曾国藩更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之方，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并对个别敢于步王后尘的人，给予打击。
成大事箴言：
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咸丰三年十二月
3.自己发达，也要别人发达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关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书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骨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谐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看来是否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
成大事箴言：
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总许多看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凡有缺有差之员，尚可因事考成，若无缺无差者，非常常接见，何由识其短长？
——同治三年三月
4.成大事在于是否后继有人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事业生前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自己身后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人才和接班人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之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擢授以重用的人之外，他总是先把所有罗致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涵养性情。而且在初始阶段，他还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的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日后培养与任用。
由于经常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一些人才自然而然增长了见闻和实践的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十分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品德教育和熏陶，曾氏每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以师表之功对众人进行潜移默化。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作用，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方式也很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功，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长学问，拓展眼界。
曾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松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既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绝部属迎送虚文。
曾国藩幕府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的约束，期共纳于规范耳”。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多、成长最快，也最能承的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富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国藩亟须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即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李鸿章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李鸿章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后来裁湘留淮，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老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等，与曾国藩保持一致，李鸿章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着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以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人声沸腾，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执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跟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第二点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当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代，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疾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他的事业传人李鸿章，后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把他所开创的事业从各方面延续下来，并加以扩大，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成大事箴言：
接沅弟信，知纪官侄于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孙，丁口渐盛。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未孙辈看作榜样，便是世家好气象。若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断难成立。此中关键全在纪鸿、纪瑞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也。
——同治七年正月
5.以诚恕待人，自然群伦影从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各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躯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正所谓“以诚恕招天下，则群伦影从”。
关于“诚、恕”二字，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已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已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刚好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己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龈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候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让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还表现在他在咸丰十年后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谧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这位满族官员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筹。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屈与悲苦之情：“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凉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叠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至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柬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1862年）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曾国藩以诚恳待人的事件很多，如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偏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靠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至善，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太平、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应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成大事箴言：
四弟之信指责我待人不够宽恕，是非常深刻和正确的，使我读之不觉汗下。于兄弟则直达其隐，父子祖孙间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数语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亲之地，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吾过矣！吾过矣！
——道光二十三年
6.以诚易和
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至极，但有人做起来，难于上蜀道。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曾国藩说：
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所知在好德，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成其好德之知。所以说，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之至虚。
凡是正话实说，尽可多说几句，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就是真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须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回避。这是说的对自己诚实。人天生是直爽的，与军人交往时，直爽就显得尤为珍贵。文人的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军人水火不容。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军人粗人坦然无疑。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中国驾驭外国，或者是恩信，或者是威信，总之离不开一个“信”字。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装模作样。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财宝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看似迂远而不着边际，实际上质朴而耿直，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做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付“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贪名利，第四在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人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从做人、到治军、到治国，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
成大事箴言：
“敬”“恕”二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可离。“敬”则心存而放，“恕”则不蔽于私。大抵接人处事，于见得他人不是、极怒之际，能设身易地以处，则意气顿平。故“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来示以“致知”为大头脑工夫。鄙意“敬”是平日涵养之适，“恕”是临时应事之道，“致知”则所以讲求此“敬”、讲求此“恕”者也。
——咸丰八年十一月
7.宽和得众能成大事
为人处世须“宽以待人”，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人。可以讲，一个人与朋友关系处理得如何，更能体现他的宽与狭，更能体现出他的做人学问。有些人会问，与朋友相处不应该是“治”，而是“和”，实际上，这种看法过于表面化。中国有“宽则得众”这句成语，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这一原则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逐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的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做士了。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人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宽。
成大事箴言：
胸襟广大，亦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咸丰九年二月
8.“让他三尺又何妨”
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官拜宰相。一日，安徽老家来了一封书信，是为了与一叶姓邻居争一墙之地，张英看罢哈哈大笑当即回了一封书信，信中只写了四句话：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自退了三尺让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在的“传家宝”。1988年，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三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人相处，包括朋友、邻里、同事等等，以宽忍为怀，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拗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贪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无奈，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是一例。
那是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老实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心里冒长眼。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子？”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看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他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他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到大界白玉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无所不问。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柄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
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还玩几天再说嘛。”“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
又玩过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一天的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来。“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转，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了。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怪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啦，为人忠厚啦，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也一个个应曾大人之请，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了住室，嘴里连连嘀咕着什么。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哪来？”“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哩！”“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手中夺过扇子丢到地上。“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着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又不使其没有可否的余地，也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至于事情的结果还要看当事人的造化了。
成大事箴言：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元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产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发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同治二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