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交天下英才影从
1.欲成大事须择人而从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则故事，说一位年轻人在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网，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轻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上钩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现代社会，交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结交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由于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学业上的深厚功底，不仅使他能够金榜题名，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而他的升迁与善交人有直接关系。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
七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
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下次。”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士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三十七岁即被升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第一，是他自己养之有素。他在翰林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
第二，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广泛交际。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众多，十三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就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相助的机遇。
穆彰阿，字鹤舫，姓郭佳氏，是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甚为重用，1828年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任协办大学士，升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他的实际。
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要挟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与衡文之役的。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遂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其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官运的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久之，招来自己的仆从对他说：“你立即用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熟记于胸。次日入觐，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为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赏识，道光帝还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机遇。当然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指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只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怎么又能有穆彰阿的赏识，即使有穆彰阿的赏识，没有曾国藩自己的主动策应，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正所谓：“机会只属于那些学有素养，有所准备的人”，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特别注重平时的自强不息。
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不容忽略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那些对人时信时疑、时明时暗的人决不能跟从。因为因疑而弃，因暗而忌是时常发生的事，一旦那样，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因此他提出“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并提出要选择这样的人一同跟他干事：一是意志坚卓，不为浮言所动，即“不随众为疑信”；二是品性宏大，能打开局面，即“初基不必大，然气势充畅”，用今天的话说，是有发展潜力。
成大事箴言：
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同治二年二月
2.以利激人赢得人心归一
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重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直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遭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营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一钱；出征本省“剿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剿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一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银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高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饷项，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图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穷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将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1855、1856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的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居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缜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云，一变前志”。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何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依据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力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这一原因，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针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何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1858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准，但随着他逐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屏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这就是后来蒋介石赞叹不已的“达己达人”之道。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动力从哪里来呢？
成大事箴言：
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咸丰三年十月
3.“难由己当、功予人享”乃事业之基
功名诱人，因为能给人带来快感。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痊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国藩认为，中国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能够“同患难”的就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曾国藩认为说得到，自己也必须做得到。他进驻祁门险地就是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他又让幕僚们离开这个生死之地，颇有点独行侠的气概。
成大事箴言：
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
4.为德为才，交一己难
在湘军与太平天国对垒的十二年中，湘军起先不过两三百人，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直到胜利。太平军则由雄师百万，却逐渐由强转弱，直到失败。是不是由于武器悬殊？不。双方的武器基本上是相当的；运输工具，太平军首先还占优势。是不是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得失？统观全局，应该说，双方在战略战术上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误之处。兹事体大，不可以一二言概括之。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强弱转化的过程中，双方在“人”这个因素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反差。从广西出发时，洪秀全周围有东、南、西、北王和冀王，猛将如云，士气高涨。但是，一场内讧，死的死，走的走，干将丧失殆尽，不得不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第二代将领。洪秀全本人深居宫闱，疑神疑鬼，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即使对他不能不依靠的李秀成等人，也“信任不专”，时常掣肘，重用他的老兄洪仁发、洪仁达，以致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最终导致失败。
与太平军相反，曾国藩起事于湖南时，不断受到湖南巡抚以下官员的嘲讽、排挤与打击，好友刘蓉在办团练一事上与他若即若离，好友郭嵩焘兄弟并不应召，后来在江西，当地的军政大吏也很有些与他过不去，使曾国藩常常有形孤影单之感。但是，发展到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符篆，威震一方。虽然他们与曾国藩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攻打太平军这一点上，曾国藩基本上能号令如一。他们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个“失人才”，一个“得人才”，太平军与湘军在同治元年前后已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实是入木三分之一。
在聚集人才上，曾国藩的确有一些不同凡人的招数，使得士多愿被他所用。曾国藩事业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百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认为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漏漏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等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况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六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府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曾国藩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另外由于曾国藩的保举，使许多幕僚都成了朝廷中的重臣，故一时间各方英杰们无不以入曾幕为荣、为晋身之阶。李鼎芳表列的八十九名幕僚中，官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尚书、侍郎的，即达30人，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臣。
曾国藩始终坚持“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条：广收、慎用、勤教、严绝。”
曾国藩出办团练，可说是百事待举，白手起家，后来湘军发展，事变至殷，尤需人才支撑。他深刻地认识到，“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苟其群贤毕集，肝胆共明，虽金石可穿，夫何艰之不济？”又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者自己是否有容纳人才、折服人才的本领。“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入，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求贤若渴，嘤其鸣矣。在这方面，他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王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诘责；有异等者，虽卑贱，与之抗礼。”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他对曾国荃说：“弟常常以求才为急，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当时，亲朋好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唯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和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
但是经过多年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番感慨：“至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成大事箴言：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5.交友之贤否关乎事业之成败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并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十三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做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延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人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简吃饭，用瓜瓤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曾国藩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严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虽然广交朋友使曾国藩的平生事业打下了重要的根基，使他的事业辉煌兴盛，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认为更重要的是交友不可不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砺，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慕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很大，大得楚庄王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爱弟，不违法纪，那么他家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许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这就是所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会给人看相，只不过能够观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况。”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因此，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或是影响了自己事业，或是无辜的坏了自己名声。
曾国藩从习俗可染人出发，认为慎交友十分重要。
曾国藩曾经感慨道：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他认为，没有朋友的环境，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有更大的危害。这倒不是说，别人有意加害于他，而是说习俗染人！
在古代，为了给孟子一个更好地成长环境，孟母三次搬家。荀子说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习俗染人有很深的体认。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居必择乡已非易事，能够搬几次家的人太幸运了，想住在哪里就搬在哪里，对一个城里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游必近士。
曾国藩对儿子似乎有更大的期望，他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所以交朋结友，不可不选而择之。古人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说得至为透辟，不妨录而鉴之。
宋人许辈说：“与邪佞人交，如雪人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与端方人处，如炭人薰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
所以，曾国藩认为：君子必慎交游！
成大事箴言：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助，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咸丰十年正月
6.扶植难抑止之人共成大事
对于那些有大才、有大志的人，千万别当绊脚石，不妨助之向上，引之向前。因为有大才大志的人是阻遏不住的。曾国藩待李鸿章之法颇值得世人玩味。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满怀希望地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年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生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不是我这里的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是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战。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发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招招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假如曾国藩也像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方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联，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然而李鸿章入居曾幕，实在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外，下面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鸿章居曾幕时，曾为曾国藩草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欣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脑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稳当周妥。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觉得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无奈。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足以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李鸿章在军务方面也常常为曾国藩出谋献策，1860年6月，清延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围剿太平军事务。曾国藩率大营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鸿章则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乃是兵家之忌。这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话是颇有见地的。但曾国藩没有接受李的意见。李鸿章反复力争，坚持己见。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见状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时，曾国藩军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鸿章不同意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使李鸿章暂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从心理上说，是其雄心壮志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绪冲动。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拜相封侯，而不是屈居人后。他在诗中抱怨“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踞有一块地盘，对寄人篱下的状况感到不满。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驱使，而意气用事也是重要原因。李鸿章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访了胡林翼，并告知离开曾幕的缘由。胡林翼素知李鸿章有才略，就说：“君一定会发达，但希望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君何以进身？”李鸿章听后，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我初以为你是豪杰之士，不需要别人而可以发展，今天才知我看错人了。”言毕，拂袖而去。归到下榻之地，整装将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鸿章脾气又来了，仍执意要走。后经胡林翼强留，李鸿章才放下了行装。过后，两人又每日饮酒畅谈，只是不提曾之事。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
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即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将发达，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1861年3、4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未必采纳。能于湖日、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曾国藩随即移节东流。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的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称：
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皆废，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君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依靠“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投身曾幕。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国藩对其“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虽不全是事实，但李“认真”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
李鸿章进曾国藩幕府等于进一个高级研究班。在军事上，他得以独当一面地招练骑兵、组建淮扬水师，温习他以前自学的步兵战术，故出幕时三大主要兵种的大部队指挥已相当娴熟。1862年上海官员惊奇地发现，李鸿章亲自动手绘图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师战船、战艇式样，十分在行。以前，李鸿章不耐战，不善防守；在曾国藩身边，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站墙子”防御之术，学到了保饷道、粮道而无后顾之忧的坚守之法。李鸿章曾说：“我以为湘军有异术，今天晓得，不是别的，只不过听到长毛来站在墙子前罢了。”正是这站在坚厚墙壁前的防守战术，使当年淮军在关键的虹桥之战、北新泾之战中未被太平军击败。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从李鸿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曾国藩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沪后也效其技，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李鸿章更青出于蓝，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鸿章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国藩之恩：“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李鸿章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果毅坚贞，克绍的门衣钵”；他自己则说：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但“鸿章笃守”。无疑，李鸿章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对自己最有利；而曾国藩心传于李鸿章，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成大事箴言：
良善可为而不可为，国藩涉世多年，盖亦深明其旨。然如左公之强梁，乃由禀诸天赋，而人事又足以济之。鄙人本无子路好强之资，又恐云气不济，每讼辄输，用是敛手而退。阁下刚劲之质，度越时贤，而世乱言庞，讼端方多，运气之或济或否，究不敢必。其惟处于一张一弛、一龙—蛇之间乎？
——同治四年七月
7.交友分清忠与奸
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生怕兄弟、儿子们认识不到朋友好坏对一生成败的影响。因此有关朋友与择交的问题是他家教中一个经常性的内容。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他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说：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在谈到交了好朋友对自己的益处，他对弟弟们说：我小的时候天分不甚低，后来每日与庸鄙者混在一起，全无所闻，心窍被茅塞很长时间了。及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学诗古文并学作字的方法，但也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道有所说的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因此曾国藩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不仅曾国藩个人得益于良师益友，其儿子曾纪泽的成长也说明了这一道理。
深受曾国藩推崇的清朝宰相张英的家训《聪训斋语》也曾提到了择交的重要，其中说：我立家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也不用烦言多说了。虽是至为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行，也必温和，行事决不颠倒，不在功名的得失，机运的早晚也。守田之说，详见于《恒产琐言》中。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都是阐发此义，不须赘说。择交之说，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感受最为深切。那些品质败坏之人如毒酒之入口，蛇蝎之螫肤，绝对不能改变，也绝对没有纠正的说法，因此，它更是四者的纲领也。
曾纪泽少年时的生活，基本在北京渡过，自幼就对读书学习产生兴趣，同父亲及其友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以他在读书失望之地的京城“游接名士”，访求前辈所结交的不少师友来影响自己的儿子纪泽。湖南同乡刘蓉、陈源兖、郭嵩焘、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谨，学风正派；名士吴廷栋、欧阳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国学造诣深，倡经世致用之说，与曾国藩交往频繁；后学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国藩引为自豪的门生。许多江南寒士门生也常去探望他。他们来到曾家，从治学路径到修身养性，无所不涉，谈经论道的气氛相当浓厚。曾纪泽潜移默化，从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到曾纪泽稍微长大后，曾国藩有意识地培养他与大人交往，与那些有作为的人交往。在家书和日记中，经常看到曾国藩令曾纪泽设宴招待宾客的记载，这是给他与自己的幕僚、友人相结交的机会。因此之故，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与曾家少辈交往仍很多，而曾纪泽成为英法等国大使，就是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提名的结果。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有许多是靠朋友的一臂之力而别开生面，也有许多人在好朋友的感染下而走入人生正途。
人与人的交往不能是无功利的，但又不能是全功利的，尤其是交友。古人讲“友道”列为“五伦”之一，说明它像伦常一样，要讲究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不以势相交。有的人往往“有用时是朋友，无用时如路人”，此非“友道”。还有的人当朋友“盛”时就往前靠拢，当朋友“衰”时就权当没有这个人，这其实都是欠厚重，亦非君子之交。
曾国藩与贺长龄既是同乡、校友又有师友之谊，贺比曾国藩年长二十四岁，曾国藩在京城赶考的时候，贺长龄曾寄过银钱给予资助。曾国藩在信中感谢这位同乡前辈对他的帮助，后来贺家衰败时曾国藩的儿子却娶了贺的女儿。于是两人成为了儿女亲家。婚事未定之前，贺长龄因故被革职回籍，家道衰落。曾纪泽与贺的女儿成婚之后贺长龄已不在人世。贺氏命苦，结婚不到一年半，又因难产身亡。
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有提拔之恩，咸丰即位后，穆彰阿受到打击，举朝不与他来往，但曾国藩一如既往认这个师门。穆彰阿死后，曾国藩每次进京都要看望他的家人，儿子纪泽进京，也以此致嘱。曾纪泽称穆彰阿之子为“萨廉世叔”。
人生贵有恒，交朋友更贵长久之道。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彭玉麟在致弟信中援引曾国藩的话说：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惟道义之交乃足与共患难，共安乐。
然而怎样才能使道义之交的朋友保持长久的情谊呢？这里有一个在交往过程中主动与被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问题。
曾国藩一再说，友先贫贱而后富贵者，我当察其情，恐我欲亲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贵而后贫贱，我当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处其疏也。
曾国藩的好友朱尧阶虽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贵而后贱”，但他与曾国藩相比，两人的地位确实在他们相交甚厚的40年间发生了悬殊的变化，但曾国藩仍能“加其敬”。
曾国藩在京师时，他的几个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等，都先后当过朱尧阶的学生。当时朱尧阶家境因他的父亲善于经营生意而渐趋富裕，但曾国藩家由于人口众多，相比之下要比朱家经济紧张一些。为了尽朋友之情，朱尧阶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钱财，以使好友能安心科举之业而无后顾之忧。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到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作朱尧阶的学生时，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官。这段时间里，朱尧阶与曾氏交往极其频繁，情同手足。曾国藩的书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于1841年写给朱尧阶的信。在该信中，他首先感谢这位友人为督教曾国荃等人而费尽心血，紧接着，曾国藩深切寄望于朱尧阶好好读书做人。也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为朱的父亲写了一篇充满情意的寿序。
朱尧阶与曾国藩之间的交情，并未因俩人后来地位悬殊而淡化，始终保持一种淳朴深厚的色彩。1863年3月，朱尧阶60岁的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老友的寿辰，特地从南京寄回寿联一副说：“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
并在此联旁边加上跋语：“某某仁兄亲家与余交三十余年矣，顷闻其六十寿辰，仿东坡寿乐全之例，寄铁界尺等物祝之。”
1871年时，适逢曾国藩60大寿，朱尧阶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说：“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
廊庙山林互相庆祝，一时传为佳话。次年3月，曾国藩病逝于南京，朱尧阶亦衰病于床笫间，但还是扶病撰写挽联一副说：“海内论交从我始，江南遗爱在民多。”
半年之后，朱尧阶也与世长辞了。
朱尧阶与曾国藩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维持40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结成姻亲的感情基础。1854年左右，曾国葆的过继儿子、曾国潢的亲子曾纪渠与朱尧阶第二女儿的亲事，由曾国藩做主正式决定下来。从此之后，朱尧阶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更加密切。
成大事箴言：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咸丰十年四月
8.与贤人联姻自得贤人相助
在曾国藩成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本来，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连皇帝家族也通过联姻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延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圆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蛮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泪罗县）。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磋”。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婚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人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使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
成大事箴言：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是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咸丰三年正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