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学，勤于雕琢
1.读书是生命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亭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师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在《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水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如此看来，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把读书当成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来看待！
成大事箴言：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咸丰九年二月
2.为学之法在于以变化求创新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无数事实证明，那些名垂千古，为人推崇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而是那些主张因时而变，敢开创新风的人。曾国藩具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性格，可以说他的“发展”与“革新”，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放弃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之先。给黑沉沉的满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教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国藩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忠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
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处理，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国藩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保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开创一代风气，是不会有这一行动的。他一生谨慎，但却要求李鸿章敢于“越俎”，表明他担当大事的品格。
其次，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国藩对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
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物如果专注某一方面，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曾国藩经常慨叹：古往今来有大作为者，他们的才智只发挥到三成，而七成却没有用上。所以他信天、信运气。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改革家无疑是时代的骄子，但他的变法事业没能推进下去。他在文学、历史、文字学等方面也造诣非凡。但他在临终前谆谆教导子女们：以他的博杂不专为戒。后来他的儿子梁思成专攻建筑，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成大事箴言：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唯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的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同治七年四月
3.以勤为铭将勤补拙
曾国藩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只有通过勤奋努力的学习和积累，才能达到大志的效果。为此他强调了勤奋的重要性，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
意思是说，功夫还未下到，就想求得效果马上达到，实在是荒诞的。
在人生的竞赛场上，天资一般的人靠什么与天资好的人相抗衡，甚至取胜于他？靠的就是一种“积累”。当初同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时候，人家也许还不如你，但是你却自恃聪明（也可能你是真的聪明）以此为傲，认为聪明天赋即是万能，不管别人怎样“积累”，你认为无论何时，只要你想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做到，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殊不知人家天赋一般的人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不知不觉地就和你拉开了距离，已经不知不觉地逐渐具备了远非仅靠“天赋”或“聪明”而能得到的某种地位、某种资源，以及某种能力或成就。
曾国藩反复告诫他的子弟，为学必须靠平时的积累。他说：读书的道理，如杜元凯所说，就像大江大海一样长时的浸漫，像蒙蒙细雨时时滋润一样。如果所见所闻十分寡陋，含蓄蕴藉的程度浮浅，比如只有一勺水，绝对没有办法灌注得透彻，滋润得丰美。因此，君子是不能因微末之道而自我限制在一个地方的。知识在于积累，积累多了，自然能融会贯通。
曾国藩由此推及到做文章诗词，他说：大凡写作文章赋诗，应当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时候。
然而，也必须靠平时积累得多，那么写作时不用苦思冥想而能左右逢源。所讲的情理，足以表达作者内心最真挚、最切实的感情。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刻意揣摩字句的苦恼，文章写完后，没有不能表达心里所想的情况，这都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效。如果平时就敷衍潦草，浅尝辄止，不得不临时再去寻思“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能学会学通的，那么就不得不求助于文字的功效，甚至于雕饰字句，花言巧语，取悦他人，所做的假饰更日趋拙劣。以后要想达到真情激发的时候，那一定要先看胸中所掌握义理程度怎样，如果能像取携带在身边的东西那么方便，顷刻而来，脱口而出，就可以了。不然，还必须临时寻求办法，那还不如不去作。强求自己去作就只能以巧言伪情取媚于人。
在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为学的要求十分严格，平时决不能敷衍了事，浅尝辄止。而是要善于积累，这样一到用时不必苦思冥想就能左右逢源。知识积累多了，就有可能融会贯通，以一推万，根据已知去发现未知的内容，想象与发挥的空间就大，思维便可信马出缰自由驰骋。
除强调读书勤奋外，曾国藩也很重视读书环境。他反复强调合适优良的环境，足能使人易于为善，正如恶劣、腐败的环境容易使人变坏、变恶一样。他以直隶为例。正因为直隶自古有豪侠之风，乃良好之风气，所以予以大力赞扬，并以此勉励直隶学人士子继承此种遗风。如果环境恶劣、风气很坏的地方，他认为不宜于人才的培养。他曾致书其弟说：“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在治家教子上，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勤”字。他在信中曾对儿子纪泽说：我们大清朝世代圣主相承，一直都是寅正时（即凌晨四点）就起床，至今二百年未改。我们家从高祖、曾祖时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寒冷的冬天起床后约一个时辰（即两个小时），才看到天亮。我的父亲竹亭公也是天刚黎明就起床，有事时则不到黎明就起床，而且每天夜里都必定要起来查看一两次不等。这是你们都曾亲眼看见过的。我近来也是黎明就起床，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你既然已经年过二十，并且业已娶妻成家，就应当以早起床为第一要务。不但要自己身体力行，同时还要教导新媳妇身体力行。
“勤”是中国家庭的传统美德。而“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勤也确实会给人带来理想的回报。勤会使人增长知识，广博见识，积累经验，会使你兢兢的事业之禾得到充分的浸灌，从而获得茁壮的生长和丰硕的收成。因此，曾国藩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勤即是不懈怠、兢兢业业，因此由勤必生“敬”，即对所勤的对象的敬重郑重之态。“敬”则必生“谦”，即小心恭敬之意。所以常见曾国藩把“勤、敬、谦”相提并论。如他说“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吾将守此勤敬“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曾国藩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养成习惯。曾国藩的一生贯彻一个勤字，当直隶总督时，将积压的上万件案子一个月就处理完了，晚年几乎双目失明，仍手不辍书，当他已经成就大事后，仍期望自己成为“立言之人”，并为此而努力，直到病逝。
成大事箴言：
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处理。宜令谨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目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此乃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吾儿侄等听之省之。
——同治七年正月
4.学无定法能者为师
武学的最高境界是：以有法为无法，以无限为有限。其内蕴在于学习的最高境界没有一定的固定章法，不管师自何方，但求有求于学，无敌我之分。
确实，再没有比向敌人学习更重要的事了，而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侮”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认识到“大局已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国事日非，他为此忧心忡忡。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侍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夷力”镇压太平天国，即使是借师助剿，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永远”的目标则是自强、御侮，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与魏源仅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发聋振聩的口号相比，更进了一步。这里，曾国藩已经喊出了兴办洋务运动的第一声。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忻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1861年8月22日上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安庆军械所是一所综合性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
1862年2月19日，有洋船一只，停泊在安庆城下，准备出售，曾国藩随即偕李鸿章、李鸿裔登轮阅看，赞叹不止，“无一物不工致”。这也诱发了曾国藩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决心。在他看来，“求自强之道，以学船炮为下手工夫”。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办新事业，曾国藩可谓白手起家，资金、技术、人才，样样缺乏，其难可想而知。其中人才更为难得，好在曾国藩特重网罗各类人才，有所储备，否则只能空谈空想。在他军中人才之中，有两位技术专家成为曾国藩新事业的柱石，那就是徐寿和华蘅芳，两位受知于曾国藩，被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了试造第一艘轮船的伟大事业。
徐寿、华蘅芳通力合作，推求动理，测算汽机，1862年3月居然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7月30日，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意思是说，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比较低，“制器之器”要靠进口，为此，曾国藩焦灼万分。这时，徐寿、华蘅芳想到了容闳，立即向曾国藩推荐，曾国藩大喜，通过李善兰，1863年秋冬之交，把留学美国，精通西学的容闳请到幕中。
后来，曾国藩曾几度召见容闳，并奏准赏加他五品军功头衔，委派他赴美采购“制器之器”，为设“母厂”之用，同时付与采购机器的款银6.8万两。1860年12月17日，容闳转赴美国。
容闳于1863年底离开上海赴美，次年到了纽约，正巧碰上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取得胜利后，亟须在南方发展工业，机器供应紧张。容闳多次奔波，终于从朴得南公司购到机器百余种，1865年春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大喜，专折为容闳请奖，所购机器解归“江南制造总局”。
在曾国藩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一新，欣欣向荣，即今非昔比。曾国藩对新创江南制造总局极表关注，1868年6月1日到5日，在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陪同下，亲临上海查阅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陪同曾国藩视察局务的还有容闳，他特地向曾国藩建议，附设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肄业，学习机器工程理论及实验，自行培养造就机械师和工程师，不必再假手外人，“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这所“兵工学校”，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乃至培养了另一意义上的“制器之器”。
在曾国藩视察制造总局后的第三个月，即1868年8月，局造第一艘轮船完工，费银8万两，载重300余吨，船长18.5丈，宽2.7丈余，逆水时速70华里，顺水时速100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10月15日，曾国藩在南京下关，登上“恬吉”号试行。当初曾国藩造“黄鹄”号时，就视造船为“中国振兴之象”，开风气之先，“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现在，真正的堪与西洋坚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轮船试造成功，怎能不使曾国藩“殊可喜也”！
按照时代的需求经营自己的事业，深深得到了当时当权者的重视，反过来更有利于自己事业的发达与成功。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同治末年，曾国藩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馆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难怪梁启超说：“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泰西（西方）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联想到我国近年来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的政策，不能不为曾国藩在100多年前创兴洋务运动的作为感慨万千，后人尊之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和中国“近代史之父”，是有其深刻道理的。时至今日曾国藩勇敢地向别人学习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成大事箴言：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5.雕琢性情养学修身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物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荞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遑遑，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本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这里应该指出，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庄子的逍遥自律，并不矛盾，传统上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并不正确。毋宁说，它们是同一精神境界的不同表现。儒道佛三家都强调静，这个静并非枯木死灰之静，而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之游，正如同样是非，即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潺潺小溪一样，加了盐就变咸，加了醋就会变酸一样。《周易》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各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著，顺其自然的状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本立道生，应付一切。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某种意义上正是他自我修养的一个写照。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
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众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在日记中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恰，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困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养心与养身的关系是本与源。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成就，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成大事箴言：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咸丰十一年正月
6.不断自励完善自身
大概没有人不羡慕好的性情，好的修养吧？但是改正错误或许容易，品性是很难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连“四书”之一的《中庸》也说：“天命之谓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岂易改变？尤其是性格和饮食男女之性，改变更难。只不过，这个问题，的话分两头。《中庸》所谓“天命”之性，是无有不善的，只有后天习染之性，才有善有不善。一般我们所说的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分，也有后天习染的因素，作为先后天的融合，是一方面难改变，另一方面又可以改变的。食色之性也是这样，虽然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却有适度与否、是否伤害身体和性情的问题，而这后一方面，显然和习染有关，是可以由不适度达到适度的。因为所谓性格、品性，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和习染有关。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己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失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斜视”，“耻心丧尽”，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五日，吴竹如来到曾国藩的寓所，与他久谈，吴竹如讲理学，并谈自己的体验，认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对比之下，曾国藩也明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每日自旦至夜，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子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著者耶？日记曰：《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阔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药。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曾国藩自己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这方面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变化，成为应重、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个人。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极人臣，但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成大事箴言：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共戒之。
——咸丰六年十一月
7.平生三耻：薄学、无恒、不专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盲目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原理，那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呜呼？”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品质紧密相连的。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志气十足的曾国藩经营自我的意志是多么坚强。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曾国藩说：余自咸丰三年（1853）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他还说：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丙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而我初志，失信于世；超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愈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薄学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不专也。他还说：日月如流，倏已至暮年。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
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使得曾国藩在做人、做事中能够比常人更多地具备主动性、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成大事箴言：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咸丰九年十月
8.“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毛泽东也很注意这一点。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余既自度其不逮，乃则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斑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辞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曾国藩在探索这种学问的“大本大源”时，尤其注意的是治心养气。在他看来：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将使周围的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异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在“治心养气”方面，他尤其推崇的古圣先哲是：孟子、庄子、李白、苏轼四位。他认为：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而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达观的。庄子虽然家境贫寒，“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不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笑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长生不死，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乌鸢、蝼蚁的食粮。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李白，要求彻底摆脱世俗的羁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乐观豪放性格是深受庄子影响的。范传正在叙述李白为人时说：“环奇宏廓，拔俗无类。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宏大，声闻于天。”“环奇宏廓，拔俗无类”，不正是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又何似“击水三千里，抟挟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形象。由于李白继承了庄子的豪放性格，所以他能笑傲王侯、蔑视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于是，才产生驭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磨墨、醉草吓蛮书等极富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豪放的性格孕育了飘逸的诗风，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志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疲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因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酣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分明”？梨花怒放，柳絮飞舞，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分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多少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霉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因此，汲汲于个人的物质利欲、富贵穷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梦中仍你争我夺，实在显得太荒唐可笑。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上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物质欲望，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因为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福祸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有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滴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与此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廪人既绝，人口不少”，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曾国藩的人生境界、学识、修养、功业之所以为人顶礼膜拜，就是能把所学到的诸家经典与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自成体系，真正地让人从现实中去体验，这也许就是曾国藩的秘密吧！
成大事箴：
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听此语否？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