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上，辩证法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被提及的。它关心的不是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解决什么（Whatto Sol Ve），而是如何思考（How to think），如何解决（Howto Sol Ve）。所以，辩证法是一种思维的规律，它是哲学的灵魂，是智慧的化身。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世界的构成是不足，焚烧则是多余。
——赫拉克利特
提及西方辩证法的开山鼻祖，我们还是要追溯到那位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
我们前面提及，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由火构成的世界万物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当中。正因为此，他才说了那句近乎诡辩式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万物皆流，无物永驻，你在抬腿的那一瞬间，此河流已非彼河流了。
但问题是，世界万物何以永恒地运动和变化？如果这是由火的本性造成的，那么，这种运动的原因又在哪里？
对此，赫拉克利特使用了一个让我们大跌眼镜的词——罪恶。他说，火在生成世界万物的过程中奉献了自己，不仅消耗了能量，而且还受了内伤。原来熊熊燃烧，现在却渐渐地熄灭了。这无异于说，火生成的事物对火本身犯下了滔天大罪。有罪就要受到惩罚，就要遭到报应。于是，必须有些事物复归于火进行赎罪或者补偿。正是在这个不断犯罪而又不断赎罪的过程中，火才得以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他明确地说：“世界的构成是不足，焚烧则是多余。”火因为生成万物造成不足，而又因为多余重新燃起火焰。其中，“逻各斯”内在地把握着万物转化的频率，控制着火燃烧和熄灭的节奏。
由此可见，在赫拉克利特这里，原始的统一和平衡是没有的。火不停地燃烧，同时又在不停地熄灭。火的多余和不足始终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创造即是毁灭，毁灭即是创造，从而形成了永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赫拉克利特将这种对立形容为战争。他说：“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他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他对荷马所说的“但愿诸神和人把斗争消灭掉”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如果听从了荷马的祈祷，那么，万物都会被消灭。”“应当知道，战争对一切都是共同的，斗争就是正义，世间万物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灭亡的。”如果没有斗争和对立，世界就会消亡——停滞或者毁灭。对立和矛盾统一起来才能产生和谐。“生与死，梦与醒、少与老，是同样的东西。后者变化，就成为前者，前者变回来，则称为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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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辩证法，通俗地说，就是要在差别中看到一致，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反过来说也成立，即在统一中看到对立，在一致中看到差别。离开差别和对立，就没有真正的统一和一致。因为这种统一和一致，内在地包含着丰富而具体的内容。单纯而又纯粹的一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比如，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如果让我们去寻求纯粹的一致，我们只能说“我是我”。说“我是我”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要回答“我是谁”，就必须让这个“我”走出去，去寻找自己的对立面，并在这种对立中达成一种统一。比如，我们可以说：“我是张三的父亲”，“我是《形而上学》这部著作的作者”。在这里，“张三的父亲”、“《形而上学》这部著作的作者”，已经和“我”构成了对立，当我们将二者统一起来，就对“我”有了一个具体的认知。
因此，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一个事物既是它自己，同时又不是它自己。说是它自己，是说它总是维持着自身的统一性，将外在的对立和差别化解。说不是它自己，是说它总是冲出自身的限制，主动构造外在的对立和差别。对立和差别是绝对的、永恒的，而统一和一致则是暂时的、相对的。于是，从对立到统一，从统一再到对立，就构成了辩证的运动。
让我们回到赫拉克利特。他主张“无物常驻”、“万物皆流”，正是看到了对立和差别的绝对性。这种对立和差别不是让人生厌的，而是世界永恒运动变化的真正源泉。这种观点使他成为当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流动派”的卓越代表。后来的恩格斯对赫拉克利特的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对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惠施
莱布尼茨是17世纪最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兼数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他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也是西方近代唯理论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还是外交家、发明家、法学家、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的多才多艺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他涉猎数学、历史、语言、生物、地质、机械、物理、法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为博学的人。正是通过这些职业的工作经历，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显得卓尔不群。也正是因为此，他的哲学广为人们所了解。后来，沃尔夫继承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并在德国第一次用德文撰写哲学著作，他的著作在欧洲各大学普遍被当作教科书使用，使得莱布尼茨成为了家喻戶晓的人物。
但是，与他的哲学成就和数学成就相比，莱布尼茨的人品实在很成问题。他为人贪慕权势虚荣，在金钱上极为吝啬，每有王室贵女结婚，他送的礼物无一例外都是“有益的格言”。晚年他极力讨好当了英国国王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希望能在英国得到重用。然而不幸的是，因与牛顿在微积分发明权上的争执，使英国人和英国王室对他没有好感，最后只得在白眼中孤独死去。
据说，莱布尼茨还曾经当过“宮廷顾问”。有一次，皇帝让他解释一下哲学问题，莱布尼茨对皇帝说，任何事物都有共性。皇帝不信，叫宮女们去御花园找来一堆树叶，莱布尼茨果然从这些树叶里面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皇帝很佩服。这时，莱布尼茨又说：“凡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宮女们听了这番话后，再次纷纷走入御花园去寻找两片完全没有区别的树叶，想以此推翻这位哲学家的论断。结果大失所望，因为粗粗看来，树上的叶子好像都一样，但仔细一比较，却是形态各异，都有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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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既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东西。“同”和“不同”总是相对而言的，纯粹的“同”或者纯粹的“不同”都是不存在的。“同”中总是包含着“不同”，而“不同”中又包含“同”。总之，“同”与“不同”既对立，又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合同异”之辩，与莱布尼茨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惠施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句话比较绕口，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人都是人，所以所有的人都相同；所有的人又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因为人意味着是动物，但动物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不能称为“人”。这里的“相同”和“相异”，就是惠施说的“小同异”。
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作为一个普遍的类，那么，不论是动物，还是人，它们都属于“万有”，都应该算在“万有”这一大类里面。所以说“相同”。但是，每物作为个体，又都有自己的个性，都与其他的个体不尽相同。所以说，它们又“相异”。这种同和异，惠施称之为“大同异”。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
《左传》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据说在春秋时期，楚王在云梦泽打猎，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弓丢失了。左右的侍从立刻要去寻找。楚王制止道：“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不必找了。”
此话后来成为了名言，在列国间广为流传，这一天就传到了鲁国孔子的耳朵里。孔子听说此事后也很欣赏，说：“这话说得真好啊！但是，为什么要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呢？不妨说：‘人失之，人得之。’这样就符合仁义了！”老子听说了孔子的评论后说道：“为什么要把‘人’与‘天地’区别开来呢？不妨说：‘失之，得之。’这样就符合天道了！”
接生婆的“助产术”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
西方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是由苏格拉底开创的。这种辩证法的表现形式就是“对话”。苏格拉底的“对话”，也因此而出名。
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唠家常，而是一种反诘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在谈话过程中，先是诱导对方说出自己心中的观念，然后再通过反诘揭示出对方错误观念中的矛盾，让对方否定自己，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观念，达到教育的目的。
苏格拉底说，让人否定自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这种痛苦是必要的。不如此，人就无法发现自己心中被遮蔽的真理。苏格拉底称之为“分娩前的阵痛”。这也是苏格拉底的反诘法被称为“助产术”的原因。虽然一时痛苦，但诞生的却是新生的力量。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苏格拉底与一个名叫曼诺的青年进行的关于“美德”的对话。这段对话比较长，希望大家能耐心读完。
曼诺：请问，美德是学来的，还是天生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
苏格拉底：很惭愧，我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说出它是怎样获得的呢？
曼诺：真的吗？那个有名的智者高尔吉亚在雅典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他？
苏格拉底：见了。不过我记性很差，请告诉我他是怎么说的，或者讲讲你的看法，什么是美德？
曼诺：你的问题不难回答，男人的美德是懂得管理国家，女人的美德是懂得管理家庭。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美德，每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都有不同的美德。
苏格拉底：我真幸运！我只是问一个美德的概念，你却告诉我许许多多的美德。如果我问你什么是蜜蜂，你回答有许许多多的蜜蜂。难道你不认为作为蜂它们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其他方面，例如外貌和个头等等？
曼诺：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没有节制和正义，能不能把国家和家庭管好？
曼诺：不能。
苏格拉底：如果不节制、不正义，一个青年或一个老人能不能成为善良的人？
曼诺：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那好了，现在我们已经证明，所有美德都有共同的东西。你再试试告诉我美德是什么？
曼诺：如果要用一个定义概括各种美德的话，我认为美德就是管理人的能力。
苏格拉底：难道小孩能管理他的父亲，奴隶能管理他的主人？
曼诺：不能。
苏格拉底：我的好朋友，你说美德是管理的能力，是不是应该考虑“正义”或“非正义”？
曼诺：是的，因为正义是美德。寻求定义必须处理好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苏格拉底：你说正义是美德，还是一种美德？例如圆形只是一种图形，白色只是一种颜色。假如有人问什么是图形，他是问所有图形的共同特征。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曼诺：我想你来回答。
苏格拉底：如果我回答了，你就告诉我什么是美德？
曼诺：是的。
苏格拉底说：那么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因为有可能赢个大奖。我给图形下的定义是：立体的边缘。
曼诺：那什么是颜色？
苏格拉底：你这个坏蛋！你自己懒得回忆高尔吉亚给美德下的定义，就这样折腾我这个可怜的老头！
曼诺：等你讲了，我也讲。
苏格拉底说：好吧，我让步。听清楚我的意思。颜色是物体发出的可以被视觉接受的射线。
曼诺：这是个绝妙的回答。
苏格拉底：现在轮到你讲了，我已经提供了范例。
曼诺：在我看来，美德是获得美好事物的希望和能力。
苏格拉底：人人都希望获得美好的事物。在这方面，每个人跟他的邻居没有什么不同。那么美德就是获得美好事物的能力了？
曼诺：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难道用不正义的手段获取也算美德？
曼诺：不。
苏格拉底：看来任何表现，如果具有正义或诚实的性质就是美德。
曼诺：当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嚷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蒙骗我！我们刚才不是说正义、节制等等是美德的组成部分吗？你现在却告诉我：具有一部分美德的表现就是美德，这有什么意思！
曼诺（喊起来）：啊！苏格拉底，在我认识你之前，人们就告诉我，你自己总有疑问，而且使别人感到疑惑。我过去作过无数关于美德的讲演，现在却说不出什么是美德。
苏格拉底：我使别人感到疑惑，并不是因为我清楚，而是因为我自己十分疑惑。我不知道什么是美德，看来你跟我一样。我很愿意跟你一起进行探索。
上面的对话包括六个回合。在最初一个回合，苏格拉底指出，讨论任何问题都要先将概念搞清楚。在第二个回合，他告诉曼诺，寻求定义就是要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性。在第三个回合，曼诺尝试给美德下定义，苏格拉底指出其中两个漏洞。在第四个回合，苏格拉底给图形和颜色下定义，为曼诺作示范。在第五个回合，曼诺再次尝试给美德下定义，又被苏格拉底挑出其中的毛病。在最后一个回合，苏格拉底指出曼诺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是美德，鼓励曼诺和他一起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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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被他的学生柏拉图视为辩证法的典范。这种方法，总结起来，包括四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首先，要承认自己无知。这种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必须是坦诚的，既不是欲擒故纵的圈套，也不是大智若愚的自嘲。正因为无知，讨论的主题才没有现成的答案，对话才能富有张力地进行下去。否则，这种对话就有“耍猴”之嫌。苏格拉底说，按照雅典的习俗，仍能怀孕生育的妇女是不允许给人接生的。同样，真理的“助产婆”在对话过程中也不能酝酿成熟的观点。
其次，反诘法运用了智者的矛盾术。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导向相对主义，而是让对话者破除成见，形成接近真理的观念。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助产术中最高潮的技艺是辨别胎儿状态的好坏与死活，对坏胎和死胎进行流产。在这里，反诘法并不是智慧，它只是达到智慧的手段，是为真理的目的服务的工具。
再次，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向人们灌输真理，而是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们掸去心灵中偏见和谬误的灰尘，在自己的心中发现真理。在对话过程中，对话者必然要经历否定自己根深蒂固成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好比是“分娩前的阵痛”。没有风雨，不会见彩虹；没有阵痛，也不会接近真理。真理不是灌输的，也不是兜售的，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只不过被成见蒙蔽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就是让对话者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真理。正如助产婆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生育，他自己并不生育。
最后，苏格拉底的“对话”不同于几何学中的演绎推理。几何学中的推理，是由假设出发推导出结论。而辩证法，由假设上升为原则。在这个上升过程中，它依靠的主要是反诘式的“对话”，一步步剔除谬见，走向澄明。一旦目的达到，先前的假设就不需要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辩证法实际上把假设当做梯子和跳板，只是为了暂时搭一脚，一步步向上爬，到达目标之后就不再需要假设的“梯子”了。正如助产婆把孩子接生下来以后，任务也就完成了。而养育孩子，则是母亲自己的事情了。
肯定即否定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德经》
肯定即否定，这是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见于他关于实体的学说。他说，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也就是说，形成实体的概念，无须借助于他物。因为它是无限的，没有陷入到与他物的差别和对待之中。从实体的定义就可以看出，实体不被他物所产生或创造，也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存在，更不用借助于他物而得到说明。
对于有限性的事物，我们总是结合着差别和对立加以认识的。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身，正在于它不是别的东西。“张三”之所以是“张三”，是因为他不是“李四”、不是“王五”……同样，我们一旦对“张三”做出了某些具体的规定，也就意味着他不是“李四”、不是“王五”……再比如，在象棋中，车之所以为车，仅仅在于车的功能不同于马、炮、卒等其他棋子而已。并没有一些积极、实质的因素决定着车成为车。
但对于无限性的实体而言，我们是无法进行规定的。因为对一个事物的肯定，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事物的否定。因此，所谓的肯定，总是一种限定。而无限的东西，一旦限定，就不是无限的。理智掌握的东西永远都是无限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东西都是在黑暗的深处无人知晓的。
就此，斯宾诺莎曾经把无限性比做一个圆环。一个线段当它构成封闭的圆圈时，是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因而在质上是无限的（尽管它在量上是有限的）。而其他任何一种开放区间的线段，无论在量上可以延展多么长，在质上总是受到起点和终点的规定，因而是有限的。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后来的黑格尔也总把“绝对理念”比做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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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中，“道”是一个类似于斯宾诺莎“实体”的东西。“道”的绝对性、无限性决定了我们无法以任何肯定的形式对其作出规定。《道德经》开篇第一章讲的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一旦被说出来，被规定了，就不再是“道”本身了。这充分说明，知性的思维，概念化的语言，总是进入不了“道”的。
就此，老子经常用“无”和“有”来说明“道”与万物的关系。他说：“无为万物之始，有为万物之母。”那么，老子的“无”是什么呢？有人批评老子的“无”是一种虚无主义，这其实是对老子哲学的误解。老子的“无”，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而是说“无规定”。这仅仅是一个逻辑的起点。正因为任何的“规定”都是“限定”，所以，如果想达到“万有”，最好不要去规定。
对此，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胶泥（当然，在城市中称之为橡皮泥），我们可以把胶泥捏成小狗、小猫、小老虎……可是，我们却无法将一块胶泥同时捏成小狗和小猫，这块“无定形”的胶泥，一旦定形就受到了限制，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在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就是借助一个碗来向郭靖解释“空”和“无”的玄妙的：碗是空的，所以什么也能装，如果碗不是空的，就什么也装不了。正如人生的选择，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自由的选择，而一旦选择，就没有了回头路，无法回到一开始那个充满了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开始。正所谓“弱水三千，人仅能取其一瓢饮”。那个看似什么也没有的“无”，在逻辑上看，不是包含着全部吗？
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就是以这个“无”作为逻辑起点来完成其哲学建构的。他说，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但这个“有”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无”。其实在老子那里，“有”就是没有任何规定的“纯有”，也就是“无”。一旦有所规定，就不是“纯有”了。
“无”和“有”（纯有）在这里其实是一个东西，都是包含着一切可能性和丰富性的“大全”，因此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道德经》后面的那句话：“吾常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黑格尔在《小逻辑》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有”和“无”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而老子却用了二十几个字就有了异曲同工之效，让人实在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二人表达得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法”，而老子称之为“玄”。
男女间的那点事
天地之大德曰生，世人之大恶曰杀生。
——《易经·系辞》
西方的辩证法，向上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而中国的辩证法，向上则可以追溯到伏羲。
伏羲氏又称包牺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八卦。据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伏羲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十二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易传·系辞》中是这样记载的：
古包羲氏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伏羲做八卦的时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意思是说，先关注的是自己，然后才去关注外面的世界，把在人身上发现的东西类比到外在的天地万物上去。这也就是所说的“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试想，伏羲肯定是在自己和天地万物、飞禽走兽身上发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共同的东西，给了伏羲灵感，他才创作出了八卦。当时的伏羲可能非常兴奋，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天地万物运转变化的大奧秘。
那么，伏羲到底发现了什么？
说出的答案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他发现了两性之间的交配！
你没有看到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通过本能式的性行为使女人受孕，随即一个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通过别的东西改造出来的，也不是从别的东西中移植出来的，而是从“无”到“有”硬生生的创造出来的。孕育生命这样的事情，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太不稀奇了，可是不懂生理学的古人却是感到万分的惊奇。所以，他们感慨地说：“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谓之易”。还有比创造新生命更大的“恩德”吗？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神奇！就像把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它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成禾苗，开花结果。男女交配的秘密就在于此，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其中所蕴含的基本思路：
第一，男人和女人性别是对立的，但又彼此互相依存。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反过来来说也是如此。
第二，男女不能互相替代，男人不能替代女人，女人也不能取代男人，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位置。
第三，男女性别又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男女的结合才可能有生殖行为，才可能有“生”。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后来中国文化中“阴”、“阳”两个符号的原始意象。从此以后，阴阳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那个神秘莫測的阴阳鱼和八卦图，就成了中国哲学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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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辩证法传统是从观察自然开始的。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无物永驻”的观点，就是这种观察的结果。西方人的思维就是如此，从外到内、从物到人，先关注外面的世界，最后才关注自身。《圣经》中所讲的“上帝创世”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整个世界。先是创造了天和地，后来又创造了光、空气、日月星辰，最后才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圣经》中讲的这个故事影响深远，以至于古代的西方人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没有关注人自身。直到苏格拉底喊出了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后，这种状况才开始转变。
而对我们中国人的远古祖先而言，让他们感到惊讶的不是天上那灿烂的星空，而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两性交配——怀孕——孕育出新生命的整个过程！正是男女之间这种本能式的交配行为，给了伏羲莫大的灵感（钱玄同和郭沫若两位先生甚至断定，《易经》中阳爻“—”和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也正因为此，伏羲演八卦的基本单位是阴阳两爻。估计在他看来，有这两个基本的单位就够了，完全可以演化整个世界。因为阴阳两爻相生相克，彼此交合，就会产生“生”的能力，而“生”出来的东西还能继续“生”，这样就能无限地延续下去，就是“生生谓之易”了。
这就是《易经》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有人说，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的文化是生殖文化。可谓一语点中要害。我们的祖先正是在男女交配的过程中发现了“万物负阴以抱阳”的奥秘，在受孕生殖的现象中总结出了“生生谓之易”的道理。17世纪，中国的伏羲八卦吸引了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八卦的阴阳两爻很有意思，于是把阳爻作为零，把阴爻作为一来处理，结果发明了二进位制数学。而正是这种二进位的数学，成为了我们今天电脑技术的理论基础。
八卦里的阴阳
一阴一阳谓之道。
——《易传》
如果真如郭沫若和钱玄同两位先生所考证的那样，伏羲眼中阳爻“—”和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这可能是他观察到男女交配孕育生命这个现象后忽然冒出的想法。但以伏羲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就此停止，他还要沿着这种想法走下去，去推测和解释整个世界。正如古希腊的哲学家用“本原”解释世界那样。他们发现，不仅人是男女交合的结晶，动物也是雌雄交配的产物。而且，日月、天地也是相互依存而彼此消长的。于是，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得出了结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此一来，“阴”和“阳”这一对概念就产生了。最后《易传》对《易经》中所有的卦象做了总结，得出了结论：“一阴一阳谓之道。”为了对这句话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后人更是画出了“阴阳鱼”，形象地概括了阴阳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在右边这个图形中，黑和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这个方向上侵染了我的“地盘”，而我却在另一个方向占据了你的“领地”。勾挂连环，变幻莫測。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迂回，再进入，进入，再迂回，带有明显的斗争双方“博弈”的痕迹。我们知道，所谓的博弈，指的就是活体之间的对抗，你的对立面不是僵死的、任你摆布的，而是和你一样能够进攻、能够反抗的。就好比下棋，你每走一步棋子，对方也会走一步；你想把对方吃掉，对方还想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性的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除非对方不走动棋子，而只有你自己走。但是，这样做就无法下棋了，因为破坏了象棋的规则。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的辩证法一开始就是源于对生命的体悟，而不是对大自然的思考。外在的自然世界都是“死体”，任你摆布，而不存在反抗和斗争。因此，西方的辩证法都是要从“变化”中发现“不变”，在“多”中发现“一”。自然界是“死”的，只要我们把握了它的规律，就能一劳永逸地控制它。正如做试验，只要满足了试验的条件，就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所以，西方在探究知识的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财富。
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探究自然界的奧秘，而是要在两性之间相反相成的活动中获得灵感，关注的是“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命现象。一旦牵涉到生命现象，知识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意志、有意识的活体，根本就不能按照设计的程序出牌。人生没有规律，人和人之间的博弈没有套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踏准阴阳变化的节奏，相时而动，顺势而行，而非找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定法则。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西方人所拥有的是知识，中国人拥有的才是智慧。关于此，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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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的《周易》非常重视。他曾经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原理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
的确，《周易》所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西方人奉若神明的“因果律”，我们的古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由“阴阳观”所引发的思维模式并不是荣格所说的“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因为，阴阳之间变幻莫测的关系根本就不是统计学研究的范畴，而是一种中国人称之为“神”的辩证法。比如，用兵如神，料事如神，神出鬼没，出神入化……这里的“神”，靠统计学的知识是总结不出来的，而必须根据当时的局势随机应变，相时顺势。不论是人生的跌宕起伏，人际间的口舌之争，还是你死我活的硝烟战场，唯有对这个“神”有深深的体悟，才能真正做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这里，是哲学智慧发挥作用的地盘，科学知识是无效的。
因果律还是阴阳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哲学与科学的分野。探究外在自然界的因果规律，是科学的任务。而体悟阴阳之间那种变幻莫测的辩证关系，则是哲学的目标。对“因果律”而言，“因”和“果”的关系是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因”不依赖“果”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从“因”到“果”的过渡，靠的是逻辑推理，强调其普遍性、必然性。而且，“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是线性的、单一的，二者的结合是机械的，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
但对“阴阳率”而言，“阴”和“阳”之间的关系则是内在的，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二者处于整体的结构中。因此，它强调的不是因果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阴阳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注重的是“时机”，强调的是“时中”。而且，“阴”和“阳”的关系是多重的，它们既可以维持平衡（中庸之道），也可以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更可以变化不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而不像因果关系那样单一、确定。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易”之三义。
神鬼莫测的《周易》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佚名
如果说伏羲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文始祖，那么，《周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本哲学书。这本书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讲预测吉凶的算命知识，但其在精神主旨上则是在谈阴阳关系。正因为此，这本书才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宝典。
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中的这个“易”字有三个意思：简易、变易、不易。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里的这个“易”字。我们知道，在《古周易八卦图汉语辞典》里，“易”有双重意思：一是变化；二是容易。起先，《周易》、《易经》、《易》，西方有人翻译为“The Bookof Change”，意思是“讲变化的书”。但是“易”不但讲“变易”，也讲“不易”，或者说是讲“变易的不易之道”，这里的“不易”是指“不变化”，还是指“不容易”呢？西方人糊涂了，到最后干脆不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Yi Jing”做书名，算是“易”的一种巧译。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这种“不易”又做了一次语言游戏：不译，不易，是译，是易。
其实，如果细细琢磨，我们还是能够理清“易”的这几层意思。“简易”中的“易”应为“难易”之“易”。所谓的“简易”就是简单、容易的意思。所谓的简单，是说《周易》中的全部卦象都由阴阳两爻构成，构成单位是简单的。不就是一个“—”、一个“——”，有什么难的？略微看一眼，大部分人都能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也就是说，入门并不难。所以说，“易”的第一要义就是“简单、容易”。可是，你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傻眼，因为就是这么两个简单构成单位，却演绎出了无穷无尽的变化。而这正是《周易》的魅力。
所谓的“变易”指的则是一切皆变，永无止境。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现成的东西，也找不到任何支点，看到的只有此消彼长，潮起潮落。一切都在变化中产生，一切又都在变化中消亡。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变化，无不是相互对应的阴与阳的作用。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有阴则有阳，有失必有得，有刚则有柔，有积极的一面就有消极的一面……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则无不是因为阴阳交互作用而致。这就是“道”，是宇宙的大规律，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的钥匙。这个天地之道，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这就是“易”——不断地变易。
所谓“不易”，其实就是说“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意思是说，即使你知道了阴阳之间是相生相克、变化无穷，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奧秘。因为卦象不仅代表事物，还代表四时、四方、五行。含义多重，使得破解卦象的确切含义变得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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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最能代表《周易》智慧的是围棋。围棋就是由黑子、白子构成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围子。因为简单，所以入门很容易。可是，你如果真正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黑白两子，却能走出无穷无尽的棋局，真是变幻莫测。这才是高智商的游戏。如果我们细细观察，所有高智商的游戏都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构成单位简单；二是游戏规则容易把握。但正是这种所谓的“简易”后面蕴含的却是汹涌澎湃的风浪。在这一点上，象棋就逊色很多了，不仅构成单位多，包括车、马、象、炮、卒，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麻烦，所以它玩出的花样就远比围棋逊色得多。
而且，即使你对《周易》中所有的卦象都了然于胸，对所有的卦辞和爻辞都倒背如流，也无法掌握它的确切含义。因为，在《周易》中，卦象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结构图，卦辞和爻辞更不是说明书。否则，《周易》也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了。而实际上，六十四卦的卦象根本不具体指什么，它们总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显示不同的含义，正所谓“随时而变，因地而化”。因此，古人占卜的时候，必须结合地点、时间、所要占卜的事情等各种因素揣摸卦象所蕴含的义理，推测其中的吉凶。
由此看来，《周易》中记载的真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很难学会，即使告诉你了占卜的规则，你也未必能够推测吉凶。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你得到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说，《易经》真是一部天书，是真正的秘籍。这门“手艺”根本不用去申请专利，因为旁人很难剽窃，剽窃过来也是乱码。你如果妄加揣摩，就会走火入魔。正因为此，《周易》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皓首穷经地去研究，更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高智商文人的脑细胞。因为你不论怎么钻研，都会觉得意犹未尽。
于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中，《周易》成了一个打不开的黑箱，里面的奥秘永远都无法全部穷尽。它就像蒙娜丽莎脸上的那一丝微笑，从不同的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智慧的魅力，艺术的魔力。《史记》中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可谓痴迷。即使这么用功，孔子还认为自己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仰天浩叹地说：“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南怀瑾先生也说，读《易经》最好不要夜里读。因为夜间一读《易经》，一夜不能睡觉，越研究越没完，一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同时又会发现另一个新的问题，这样不断发现问题，发现新的道理，研究下去，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一个春天过了都不知道的情景。为什么时间过去了都不知道？痴迷而已。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
《左传》中曾经记载齐国大臣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关于“和”与“同”的对话：
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了。
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与你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谐啊！”景公说：“和谐与相同有差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差别。和谐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就能够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的东西，臣下可以进言认为不可行；君主认为不可行的东西，臣下也可以献其词认为可行。这样，由于君臣上下的互动，幕僚之间的取长补短，国家的政治运行就产生了一个“阴”和“阳”之间互生互动、充满生机活力的环境。有了这样的环境，宮廷内勾心斗角的事就会减少，勾心斗角的事情减少了，人心的教化工作就容易做了。教化工作做得好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就少了。
《诗·商颂·烈祖》中说：“调和好的羹汤，五味齐备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迅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一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不应当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上面这段话对后来的孔子影响很大，据说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受到了晏婴这段话的启发。在这里，晏婴设喻立论，是说要容纳不同的意见以促成多样性的对立统一，在对话交流中“去其否”、“成其可”，从而推动政治环境的改善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诚如冯友兰评价的：“晏婴的这种思想，对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关系有相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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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这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在全球化、世界化的今天，越来越显示出智慧的魅力。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有一颗包容差异性和矛盾性的胸怀，而且乐于正视这种矛盾性和差异性，并为我所用。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的：“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这是一种排斥了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是一种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结果是，君子对自己“独立性”的坚守，在客观效果上反而达成了和谐；而“小人”，总是毫无原则地模仿别人、附和别人，反而引起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不和谐。
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经济已经长期陷入困境，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乘机崛起，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元首，投一个人的票”，德国民众几乎同声响应，把纳粹党魁希特勒捧上了德国政治舞台的最高位置。希特勒这个战争魔王，实施侵略扩张，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害了世界也祸害了德国人民。这就是一味求“同”而导致的暴政。
再比如，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他顺应了淘金的潮流，这是“和”；但他没有重复别人，这是“不同”，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别人高明，发财是对高明的应有报偿。
极高明而道中庸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深谙儒家“中庸之道”的君子。据说，曾国藩位高权重时，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总是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屁而喜，也不因别人拍马过火而恼。但是，曾国藩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这个手下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地讽刺了一番。曾国藩看过该批阅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种做法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甚至后怕得冷汙淋漓！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唐朝的大将军郭子仪的。据说有一次，郭子仪的儿媳与儿子在闺房吵架。郭的儿媳是当朝公主，平时骄橫跋扈，郭的儿子一怒之下便沖老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爹爹不愿意做皇帝，你才成为今天的公主的！”公主一听，立即把这作为一条天大的欺君罪状告诉了皇帝。但皇帝只是微然一笑，说：“确实如此。没有郭子仪，我今天做不了皇帝，他说点私房话并没有欺君妄上。”
皇帝的话真是捻轻若重！我为君、你为臣，我在主动地位执掌着天下苍生的性命，你处于被动地位臣服于我，任你私下说点什么闺房气话，也不可能动摇我的君主地位。因此，皇帝一面承认郭子仪的功劳，一面强调了自己的君王地位，可谓一箭双雕。皇帝的话让郭子仪诚惶诚恐，连声谢罪。作为一个君王，没有众人的辅助不可能坐稳帝王的位置。但是，如果因为一点细小的风吹草动就认为臣子欺君妄上，那帝王的位置恐怕也不会牢固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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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所提倡的辩证法原则。说的更确切一点，“中庸”是儒家的方法论。当代的冯友兰先生就儒家将“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看作自己终生恪守的座右铭。可见，冯先生深得儒家要旨和精髓。前一句正是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抱负，后者则是儒家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中庸”作为辩证法，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的发挥。我们前面提及，《周易》中主要讲的是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多重的。二者既相互对立，又彼此统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正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但对儒家而言，在对《周易》进行发挥和理解的时候，则是特别关注阴阳之间的平衡和稳定，从而形成了“中庸”的思想。
所谓“中”，在孔子看来是“当为矢着正也”。意思就是说，射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我们所熟知的蒋介石，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儒家对“中庸”非常重视。《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之道，把一切都说完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人伦处世，最精妙的境界就是中庸。如果深刻地领会了其中的精髓，就能做到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上面关于曾国藩和郭子仪的故事，讲的正是儒家“中庸”的处世原则。对曾国藩而言，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是孤家寡人无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又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曾国藩采用的是一种低调的冷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地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命，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郭子仪的故事则说明：强势人群的“中庸之道”，关键在于充足的自信。你有足够的自信维护自己的强势状态，那么那些无伤大雅的窃窃私语便大可一笑置之。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的情况下，给处在弱势状态的人一点发泄的空间，不仅不会动摇自己的强势地位，反而会因为以德服众而让人加倍服从。相反，如果因为一点瑕疵而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弱势，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人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最后一搏，产生更大的冲突。倘若身在强势，但却时刻担心失去强势的状态，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强势只是表象，在心理上，该强势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了弱势。倘若认为身在强势而又一味专横，那么该强势也会因为弱势反抗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发生质的逆转，最终成为弱势。而中庸之道则讲究退可守、进可攻，退而不发静观其变，进而适时因事利导，如此作为才能真正保持强势状态不被轻易动摇。
反者道之动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老子
很久以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老师病危了，学生去看望。学生对老师说：“先生病的这么厉害，有没有什么遗训要告诉我呢？”老师说：“你不问我，我也要告诉你呢！他日即便成才为官，经过故乡时也要下车，过桥时也要小步向前，记住了吗？”学生说知道，这是尊重故土和敬重父老乡亲。老师满意地点点头，随即，老师又张大嘴巴向学生示意，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学生说在。“我的牙齿在吗？”学生说不在。老师缓缓说道：“你知道吗，舌头还在，因为它柔弱，牙齿不在，那是因为它坚硬。天底下的事都是这个道理。”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句名言：“满齿不存，舌头犹在。”而故事里的学生，就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
这个故事估计对老子的影响非常深远。正因为此，翻开《道德经》，我们不仅看到了“上善若水”、“贵柔守雌”这样的论调，而且还会发现“无欲则刚”、“以柔弱胜刚强”这样的字眼。“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耶。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老子之所以对水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水看似柔弱，实际上却是无所不催。所以说，弱不是真弱，而是以弱胜强；柔也不是真柔，而是以柔克刚；后也不是真的甘于落后，而是试图后来者居上。
由此不难看出，在老子这里，所谓的“居后”、“守弱”、“贵柔”仅仅是一种迂回着前进的阴谋和手段，而不是真得安于柔顺和后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意思是说，人活的时候总是柔弱的，死后则是僵尸一个。充满生机的草木柔得可以随风摇曳，死后却是难逃枯槁。原来，坚强只会导致死亡，柔弱才是生命的法则。“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那些总是向前沖的二百五，耍的仅仅是匹夫之勇，没有一个不丧命的。相反，那些躲在后面的，不逞英雄，不显山不露水的，反而活命了。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於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看来，他的这些策略和阴谋是不能给人看的，只能晚上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习。否则，被人识破了，也就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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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儒家的辩证法在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平衡，那么，道家的辩证法则是重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前者，我们可以概括为“中庸”，后者则是“反者道之动”。前者，出于是对“道”的体认而升华的一种境界；后者则是对“道”的运行规律加以利用的阴谋和诡计。正因为此，儒家的“中庸”多用于修身，而道家的“反者道之动”，则用于了战场和官场的尔虞我诈。
所谓“反者道之动”，意思是说，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正是大道流行的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事物之间的这种相互转化关系，也就是“得道”了。这估计也正是老子强调要装“弱”、装“柔”的原因。你没有看到吗？那些冒头的，冒尖的，也是最先完蛋的；只有那些守弱势的，那些与世无争的，反而是最安全的；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的。总而言之，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只有不争，别人才不可能争过你，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班固将老子的《道德经》说成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意思是说，《道德经》里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用于夺取天下的权术。确实，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确实暗含着一种被班固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的东西。南宋的大哲学家朱熹更是直接把老子说成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老子心最毒”，正是朱熹对老子的评价。近代学人张舜徽先生也说，整本《道德经》，“不外一个装字”。你即使强，也要装不强，这叫谦虚；你不弱，也要装弱，这就策略；你在前面，也要装在后面，这叫做手腕。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统治者的装叫“礼贤下士”。但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装孙子”。总之一句话，你只有“装孙子”，才能不成为“孙子”。
正因为此，老子的无为、守雌、贵柔、知足，不仅对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是欢迎的很。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这叫“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