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季羡林打官司
我同季老以前虽在一起开过会，但交往不多，没想到，因为一场官司，彼此却成了熟人。
1999年冬，四川大学杨武能教授发现，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系》中，所收的六十六篇译作均无译者署名，再一看其中有三篇竟是盗用自己的译作，他致信我，希望为受害的译者讨回公道。鉴于近几年文化侵权现象愈演愈烈，作为翻译出版行业社团的负责人，我决定借此案打一场维权官司。
因为译作未署名，我花了四个月多方核对，才初步对出二十七篇的十六位译者，其中就有季老、已故的冰心以及陶洁等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得知自己译作被盗，大多数都立即授权我代理起诉。季老这次被盗的译作，是德国名作家托马斯·曼的短篇《沉重的时刻》，只有七千字。当我致信季老征询是否有意联合起诉时，有一阵未见回信。我以为也许他觉得这几千字的官司不值得打。在我正想放弃之际，突然收到了季老的授权书，正式委托我作为他的诉讼代理人。据季老秘书后来对记者们说，季老向来宽宏大度，起初对这件事并未重视，不料侵权方在案发后不是诚恳认错，反而通过多种渠道施加压力，企图“劝说”季老放弃追究，还声称“人家有后台，就是起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季老为人就是这样，对错误的事情，你越施加压力，他越要反对。这时，季老终于决定签字，参加起诉。
我不是律师，也从未打过官司，自从成了季老等16位译者的代理人之后，真感到诚惶诚恐，逼着我连忙“抱佛脚”赶学相关法律知识。原以为此案侵权事实明显，官司大概很简单，哪知道进入了诉讼程序，那一道道手续还相当复杂。为了明确授权、证明原告权利、提供物证、拟定起诉标的等等，我同季老保持着及时的联系，季老也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满足了我的要求。只有一件事令人颇费周折。我们本已提交了季老在1979年出版该译作的物证（证明它出版在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前，不属于侵权翻译），但不知法庭出于何种目的，仍坚持要我提供该译作首次发表的时间、地点和出版物。我问季老，一下子他也记不清。后来他的秘书李玉洁女士热心地帮助查找，说可能最早发表在1956年上海的《收获》上。我立刻去南京图书馆查，不料南图正在搬家没法查，又托朋友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细查，回答说，《收获》1958年才创办，查遍这一年各期均没有。后来才弄清楚，刊名是《译文》而非《收获》。因为季老自己也没有当年的出版物了，所以还得从别地方另找。诉讼中类似的周折，在季老及其秘书积极配合下，都一一克服了。6月21日经法院判决，季老等原告胜诉，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少记者都想问，季老以往几十万字的巨著被盗印都没打官司，这次何以为了这几千字却要打这场官司？本案判决胜诉的次日，在北大召开的本案座谈会上，季老委托秘书宣读了他的书面讲话。季老说，以往对这类侵权行为，我总是抱着宽容的态度，希望他们能自觉改正，谁知他们胆子越来越大了，发展到偷用了别人作品连名都不署，从暗偷变成了明抢，说明对侵权人采取姑息的态度，反而纵容了剽窃、盗版等违法行为。季老除了呼吁要加强惩戒文化侵权的力度外，还宣布把这次胜诉所得的赔偿金，捐献给全国反盗版联盟，以表示他对谴责和追究侵权行为的支持。
通过替季老打官司，我不但对他那大度的学者风范感受更深，而且对他那种善恶分明的态度也敬仰不已。中国文人不知是出于清高还是嫌麻烦，遇到被侵权，往往自认倒霉，很少想到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本案中，就有个别被侵权人表示宁愿不起诉，还有个别原告刚开庭就撤诉。当事人当然有权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过我又想，倘若受害人都像这样息事宁人，那么，侵权现象哪一天才会收敛？人们是否也应该从季老这次下决心打官司中得到某些启示呢？
陈岱孙一句话助我下决心
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迎面一尊庄重的塑像，寄托着众多门生弟子对良师陈岱孙先生深切的怀念。注目凝视先生塑像那种绅士学者的神态，一股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起。
陈岱孙（1900—1997）18岁进清华，26岁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28岁就当清华经济系主任，是清华的元老。1952年院系调整后又在北大任经济系主任，直到84岁才卸职，九十多岁了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先生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在长达七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在经济学教学与科研领域可谓硕果累累。他非常重视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强调“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他在《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等许多著作中，对世界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我国对外开放以后，针对一股盲目崇拜和吹捧西方经济学派的思潮，他适时地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见解，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当时《人民日报》曾加以转载并加按语予以肯定。以先生崇高的威望所表达的观点，对当时经济界的思想，有人称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先生一向受人尊重，这从朱镕基总理1995年10月19日给他如下的一封祝寿信即可见一斑：“陈岱孙先生：欣逢先生九五大寿，本已定于明日登门拜谒，敬贺寿辰，适因公须即日离京，未克践约，怅何如之。先生年高德劭，学贯中西，授业育人，68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我于1947年入清华，虽非入门弟子，而先生之风范文章，素所景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后，始得求教于先生之机缘，得益良多。今逢大寿，唯愿先生健康长寿，松柏常青，学生有幸，幸何如之。特此恭祝华诞朱镕基”还听说，先生97岁仙逝时，前来告别的历届学生，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有来自英美以及港台的，其中最年长者也有91高龄了，足见先生毕生辛勤育人，犹如春蚕吐丝，为教育死而后已。
我是搞翻译出版的，何以会同岱孙先生沾上边？这要从五十年前说起。1951年我考入清华经济系，这一来，我同他就有了“三同”：同是福州人，同是福州英华中学校友，同是清华人。先生1915年入英华，我是1946年才进英华；先生1918年就考入清华留美预备班，1927年就任清华经济系主任，我则迟至1951年才考进清华，按说彼此是相隔的两代人，不过，当年我是经一级的总干事（即班长），先生是系主任；院系调整后，先生是中央财经学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而我又是院学生会秘书长，因为要找系院领导谈工作，因此有了接触先生的机会。回想起来当年我对先生很崇拜，这不仅因为他是名教授，还因为听说了不少关于他的美谈。例如，说他24岁就是文学硕士，26岁又是哲学博士，28岁就当系主任，是个博学才子；又说他在美国华人受歧视的各国留学生群中，难能可贵地荣获“金钥匙奖”，大长了中国留学生的志气；还说他与叶企荪、金岳霖三人一起，同被戏称为“清华三剑客”——三位单身贵族；最富于传奇的美谈是，早年他与另一位同学同时追求一位漂亮女生，这位小姐难分伯仲，就说谁在美国得了博士就嫁给谁。先生果然下决心去攻读博士，不料那位情敌未遵守“游戏规则”，提前回国把那位小姐追到了手，及至先生得了哈佛博士回国时，伊人已是别人的太太了，受此打击，以致先生终生未娶。这类美谈虽是传说，难辨真伪，但它不仅更增添了人们对先生的神秘感，而且也使我对他更加崇敬了。
我同先生相处的时间不长，更谈不上有多深的交往，但是，正是由于先生的一句话，却影响了我一生选择的道路。那是1952年春高校院系大调整时，清华的文理科全要调整出来，我们经济系可以选去北大继续读经济学，也可以选去新建的中央财经学院上实用经济领域的相关系科。当时我慕北大之盛名，有意选读经济学理论，但心里没底。有一天，趁向先生汇报工作之余，特意就此事向先生请教。先生问过我的一些情况之后问我，听说你曾考上上海交大，为什么没读下去？我答我高中没毕业，数学根底差，微积分课跟不上。先生听了后沉凝了一小会儿，然后对我说：“要学经济理论，高等数学也很重要，你既然跟不上，那何必去勉强。”就这么短短一句话，促使我下了决心：放弃读经济理论，选读对外贸易。这个选择无疑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尽管我后来又多次改行，直到成为一名出版人，但这一切，无不源于当年“何必去勉强”的那个选择。因为倘若我选择去读经济理论，不管成败如何，我的这一生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从不后悔已走过的路，我很知足。有时命运就在选择之中。回想半个世纪前在清华园的那次选择，不禁油然升起对促成这个选择的陈岱孙先生的深深怀念。
享受人生的晚霞——祝福亦代、宗英黄昏恋
几年前冯亦代与黄宗英两人，以合计近一百五十岁的高龄结成伉俪，传为文坛一段佳话。
自从安娜（冯亦代的前妻）过世后，尽管有子女照顾，但一向健谈的亦代先生明显地变得消沉起来，常常沉默无语，仿佛心事重重。有一次出访美国途中，董鼎山先生问我：“亦代怎么变了一个人，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我嘴里回答没有，但心里却颇有同感。
感谢月下老人，体谅亦代与宗英丧偶的孤寂，终于以爱情的红线把他们两人的心灵连在了一起。爱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奇迹出现了。亦代婚后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他同宗英每天笔耕，不仅合出了一本散文集，还频频出席各种会议，不断地为许多报刊写文章。去年鼎山从美国回上海，亦代还特地从北京南下会晤老友。平时上他家里，亦代不但谈笑风生还不时同宗英开玩笑。目睹这一对如此美满的黄昏恋，我打心里为他们俩高兴。有一次我戏问宗英：“人家说亦代都快老年痴呆了，你怎么还肯嫁给他？”宗英大姐又像认真又像玩笑似的回答说：“赵丹生前对我说，‘二哥（指亦代）为人真好，在重庆时，谁有为难事，都是二哥帮助解决。’对二哥这样的好人，应该有好报。为了表示对二哥的‘临终关怀’，所以我才嫁给他。”宗英说“临终关怀”当然是一句戏言，亦代听了只在一旁傻笑。我对宗英说，我要把你这句话写出来登报，她笑答，你写好了。
春节我在电话里向亦代夫妇拜年时，忽然获悉亦代中风复发。宗英以74岁的高龄，张罗着亦代住院，并精心照料，每天还要教亦代锻炼恢复讲话的功能。上月同宗英通电话，她除告诉我亦代病情有好转之外，还说：“今天是清明节，我特意给安娜烧了香，让她别为亦代操心。”
我真为亦代庆幸，也为宗英的真诚所感动。黄昏恋同初恋一样，都是出于爱的交流。衷心地祝福所有的老年伴侣，让爱永远伴随着他们。
磨黄宗英写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虹大姐编了一本《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中英文对照本），要我找黄宗英写篇序。我先挂电话向宗英大姐约稿，不料被她一口谢绝。这边朱虹催我，那边宗英不乐意，弄得我好不为难。不得已向亦代兄求援，他说，你来北京时当面再向她“磨”。
一次上北京，我带着这本散文选的文稿去看亦代夫妇。宗英大姐一看尽是冰心、杨绛、谌容、宗璞、张抗抗等一大批名家的散文，更不肯写序了。她的借口是：一、这些散文的作者，哪一位的文采都比她好，根本轮不到她为这些名家的作品写序；二、她从来没为别人写过序；三、她写东西想到哪儿就写哪儿，为书写序“攀不上”。我明知她有心推脱，就来个软“磨”。我说，第一，名家为自己作品写序，说好说孬都不方便，找个局外人来写正合适；第二，早年你主要演电影没搞创作，如今照样散文一篇又一篇，又何愁写不好一篇短序；第三，这是中英文对照本，这篇序要译成英文，正要求写得活泼洒脱。所以说，我算是找对人了。她还在犹豫之时，我把亦代搬出来，说：“上次电话里亦代兄已经替你答应下来了，再推辞我没法向朱虹交账。”亦代对此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在一旁呆笑。也许是被我的“磨劲”所感动，宗英大姐最后总算答应试试看，但讲明如不合适，千万别勉强用。
从北京回来还没几天，朱虹就来电话说宗英的序已交给她了，还附了这样一些话：
李景端当面命令我为你编的书写千字序言，真吓坏我，考虑到老的老，忙的忙，只好试试。勉强成文，亦代见我写得费劲可怜，算通过了。昨天我又以之请教一位写序的高手，他说：“你反正从来凭感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让你改，难；让你写第二遍你也写不出。”我哈哈大笑，引为知己。反正你认为能用就用，不能用，我也尽心了。
凭感情写的文章才有感染力。宗英大姐这篇序，我看是说到做到了。不信就请细读一下她的《敞开心扉的栖憩地》吧。
附录：
敞开心扉的栖憩地
人若活个没完没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就会惹上身来——譬如为这册《女作家散文选》中英文对照本写序，居然轮到我。唯愿我的满头白发，能让比我年长的、年轻的女作家们宽容我笨拙的叨咕。
这十几位女作家我几乎都认识。她们的长篇小说、诗集、论作、演讲……蜚声海内外，被译作多国文字，被拍成影视，收入教科书……影响之大令我退避三舍，起码用沙子搭个心的堤防不自找烦恼跟她们比，免得羞惭不知所措。此番被迫一口气读完这一篇篇短短的散文，恰又似乍见初惊恨晚，竟身不由主陪同她们从少女、少妇迎世纪风云疾步追行。我正挎着小篮和姑娘们在收割过的田野拾麦穗，或盘腿坐在炕头上嬉笑着编结狗尾巴草戒指，憧憬着初恋；忽而跌进人间地狱，受尽荒诞的摧残践踏，我们的发辫纠结着在浊浪里滚翻，真恨不得号啕大哭，把多少年忍住的泪全都倾倒出来。哦，别。我听到了坦坦然的低语：“让风吹走悲伤，让梦留着。”我怎能不默默陪她一起纪念昔日的悲壮，企盼不是去年开过的那朵花。是她们，是她们呀，把人生的酸甜苦辣死去活来活来死去搅拌，调皮地变幻出千姿百韵万种颜色。凭心灵肉搏厮杀、断矛折戟，且柔情传吟树叶的歌唱，植被的细语。诘问云朵，拥抱雷霆，对妖魔藐视，对死神开玩笑，却依然分心抚慰一缕轻烟、一抹尘埃和愤怒的石头……凡尘的计龄拴不住她们青春的血液和心灵，只无日无夜在这儿、那儿，从这个人、那个人，每个角落、每片土地，去探测追踪情感轻微的震颤和剥离，痴痴要把天和地、哲人和傻子都闹不清的事去问个究竟。
也许，只因散文往往是不遮窗帘敞开心扉之栖憩地。不同年龄段女作家们不经意的汩汩真情浸濡张张书页，竟翻腾起磅礴动荡的20世纪风云，精灵般地映出了中国在这不得了了不得的时代动心的涟漪。
近年中国文坛哗啦啦涌现一茬又一茬女作家们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惹得中外评论家颇费脑筋分析来分析去，这我不参与。我只知道，本书中的十几位女作家，她们都是独一的。在以前、在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中，再也找不到她们（每个人）的替身。此刻，我甚而找不到能配她们身影的画框。不信，你就琢磨琢磨，或许你竟然因之可预见当21世纪来临，中国人（当然不仅是女性）钟情什么？护卫什么？抗拒什么？并要把什么狠狠抛弃。
磨陈香梅题写书名
上世纪80年代初，陈香梅去台湾，受到蒋经国接见，来内地，又受到邓小平接见，在海外华人界，她当然是名人、忙人。对外开放以来，我与她有过许多次联系，可是至今却尚未谋面。
早在1981年，我就想引进陈香梅出过的几本书，可惜不认识她。后见报获悉邓友梅访美时见过她，就向邓友梅要来地址主动致信陈香梅，表达希望出版她的作品的愿望。没多久得到她助手的回信，说陈香梅的中文作品，都已交给台湾出版了。这次出书的合作虽没成功，但却开启了我与她之间的继续联系。我送过书给她，她也寄过贺卡给我。大概1992年，她的女儿，佛罗里达州大学亚洲学院教授陈美丽来南京访问，美丽不但懂中文，而且专攻中国六朝文化。在宴请她时，她对作陪的陈香梅好友、我国首位赴南极考察的女科学家金庆民说，她想买一些有关六朝的参考书带回去。我说买书我内行，这事交给我来办。后来我替她买了二十多种有关六朝历史、文化的学术书邮寄到美国，她来信再三致谢，这事她母亲自然会知道。这以后，我与陈香梅有过三次约见的机会，但都失之交臂。
头一次陈香梅去北京，她写信告诉我行期，还说到京后通过钓鱼台国宾馆中央警卫局一位负责人可以找到她，不巧我那时有要事去不了北京。第二次陈香梅应江苏省政府邀请要来南京，正好译林出版社要开个颁奖会，我就请陈香梅到会来颁奖，她答应了。我与省外办、省公安厅也联系好了，哪知南京一场大雪，机场关闭，使陈香梅从香港来不了。笫三次是1998年我要去美国，我先给陈香梅去信问她什么时候在华盛顿，一天半夜她来电话，告诉我到华盛顿后怎么找她，末了还说“哎呀我忘了，中国这时是半夜两点，抱歉吵醒了”。因为我是随旅行团到华盛顿，参观完以后只剩个把钟头，根本来不及去拜访陈香梅。就这样，三次相约却均未谋面。
到1999年，陈香梅在中国内地的影响已经很大了。眼看她在内地十几个城市建立了“教育基金奖”，我就致信她，可否增设一项“陈香梅翻译图书奖”。后接她的助理师立志复信，说立意很好，但陈香梅还设有妇女作家奖、新闻奖、中小学优秀教师奖等，这些基金全部由陈香梅个人捐献，因此目前无意再增设新的奖项。这事虽未办成，但我对陈香梅热心文化公益事业的精神却是更加崇敬了。
最有成果的一项联系，就是终于磨到了陈香梅题写的一帧书名。事情是这样的：2000年译林社要翻译出版《端纳在中国》一书。我考虑端纳是国民党“洋谋士”，最好找一位与国民党有渊源的名人为该书写序，我想到了陈香梅。很快她就亲笔回我一封信：
李景端先生：
我昨天刚从北京经香港回华盛顿。我和端纳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他在中国期间大概我还未进幼稚院，因此从未见过此人，只从历史书中了解一些，因此无法写序，望见谅。祝
撰安
陈香梅
三月十日
眼看写序无望，我仍不死心，又去信磨她为该书题写一帧书名，很荣幸，我的要求实现了。陈香梅寄来一幅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的“端纳在中国陈香梅题”九个大字。她虽然身居国外多年，但一手有劲的毛笔字，看得出当年是受过书法训练的。如今陈香梅女士也已是耄耋老人了，衷心祝福她健康长寿吧。
外国文学出版的一段波折——我与冯至不打不相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文学出版主要局限在苏联作品、外国进步作家作品以及少数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些领域。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内部研究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以不同出版社的名义，翻译出版过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作品（俗称“黄皮书”），但为数很少，而且仅限内部控制发行。到了“文革”开始，翻译文学作品，除了《南方来信》外几乎绝迹了。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以新的目光来审视外国文学的出版。1978年，针对当时书荒的情况，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由各地协作分工，赶印一批文学图书供应市场，其中外国文学图书的目录，依然只限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少数名家的作品。这个历史的进程表明，我国对外国文学、主要是西方当代文学出版的禁锢，曾经经历过较长的时期，这种情况无疑加深了当时人们思想的闭塞。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初江苏省委指示江苏人民出版社，要创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当时我想，介绍外国社会科学，太敏感，难把握；还是办一份外国文学刊物吧。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批准，于是我开始了筹办《译林》外国文学季刊的艰难历程。
当时，北京已有《世界文学》，上海有《外国文艺》，那么，《译林》该如何定位？经过一番征询调查，为了有别于上述两本刊物，我们决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通俗文学为重点。当初只是考虑通俗文学文字易懂，故事好看，有助于了解外国现实状况，但却没有想到，在极左思潮远未肃清的环境下，对《译林》做出这样当时看来有点“另类”的定位，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因此，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出我们所料。
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在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我想，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一定会使观众了解到影片中疏漏了的许多细节。1979年11月《译林》创刊号刊出《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以后，引起常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不小震动，初版二十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二十万册，还不够卖，出现过这样的小插曲：《译林》定价一元二角，黑市小贩要卖二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读者的反应如此强烈，使我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意外。
没料到高兴不到几个月，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袭来。
1980年4月中旬，北京方面就传出，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四处去打听。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于当年4月7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
克里斯蒂在本世纪20年代已开始写作，30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30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作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8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三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如果是“文革”期间或在此之前，像这种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这事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清算各个领域长期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因此，江苏省委对待此事十分慎重。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在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内刊《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乔木同志批转的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如下的按语：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在出版这些作品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译林》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当代外国的文艺动向和社会状况。我们希望《译林》以及其他文艺刊物，都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帮助群众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以便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在接到上述文件后，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党组书记、高斯局长态度十分鲜明地认为，在电影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把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局党组在高斯同志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得到了共识，强调对《译林》要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随即党组责成我们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
在自查报告中，我们说，克里斯蒂一生写了110部作品，有侦探小说，也有戏剧等其他作品，已有15部小说拍成电影，17部剧作搬上了舞台，1971年受封为英国女勋爵，1979年以她的生平事迹拍成的传记片《阿加莎》，被美国评论界誉为最佳电影之一。国内许多报纸，也都对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发表了赞扬的影评。同名小说在《译林》发表后，戈宝权、杨岂深等老翻译家都认为克里斯蒂的作品，不同于早期侦探小说那种单纯叙述破案的经过，而是结合案件的侦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写作技巧也有特色，介绍一些像这样比较好的侦探小说，是有借鉴作用的。总之，我们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认识作用，《译林》登它没有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在当时纸张较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了点。
至于冯至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我们说《钱商》的作者阿瑟·黑利，是加拿大以写社会问题小说而出名的美国作家，他的小说，都是以医院、机场、汽车工厂、银行为背景，反映美国社会在越来越现代化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该书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推荐并组织翻译的，小说叙述美国一家大银行，受了跨国公司的欺骗差一点倒闭。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垄断资本的渗透和竞争，以及美国金融界的现状，都是有帮助的。此书翻译出版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都来信要求代买，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于认识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更形象的材料。
《医生》是南京大学陈嘉教授推荐并由南大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的。这本书描写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孙因病成了白痴，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要把“误医”的罪名强加给医生。后来由于一位年轻女律师仗义执言，在一场复杂的官司中，把对方强加的不实之词一一驳倒，最后证明造成婴儿白痴的，正是百万富翁自己。许多读者反映，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而且可以看到垄断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珍妮的肖像》是美国当代一部抒情幻想小说。这本书是翻译界老前辈、上海的周煦良教授推荐并由他自己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穷画家偶然遇见一个杂技演员的小女儿，画家替她画像，少女成人后去法国读书，最后在回美国途中被台风卷入海中，画家下海去救她没有救成。这一段梦幻式的纯洁爱情，终以悲剧结束。全书写法新颖，文字优美，丝毫没有庸俗的色情描写，读起来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老翻译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效洵读了此书以后说，好多年没读到这样的作品了，江苏出版这样的书，让读者多见识见识，这是好事情。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还把这本书作为给学生上翻译课的辅助教材。
在报告中我们还强调所谓“高雅文学”同“通俗文学”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世界上许多保留下来的名著，早期多是以“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出现的，我国的《诗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前西方的某些现代派作品，尽管是名作家写的，但是内容隐晦，写法古怪，一时不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介绍一些外国好的“通俗文学”作品，对于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有好处的。
冯至的信中提到要继承“左联”时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传统，这一点我们赞同。我们的理解是，主要的应该继承“左联”时期那种使文艺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至于具体到介绍外国文学的哪些方面，恐怕不能不考虑到五十年以来的时代变化。80年代的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对介绍外国文学的要求和内容，显然要比30年代更全面更丰富，何况外国文学本身五十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待“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以此就说我们“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不实之词，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我们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此时《译林》的编辑工作虽未受到很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场风波已经平息了。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荣幸地被指名邀请参加。省出版局党组决定派陈立人副局长和我两人代表《译林》去出席。报到后领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那封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要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陈立人和我都预感到《译林》“备受关注”的压力。因为经过认真的自查，我们确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了这个底，陈立人同我商量，头两天我们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当时《译林》才创刊，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我都不认识，可是在发言中，他们大多都不同意冯至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估计。如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在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会议，也看了江苏出版社在会上送请代表提意见的三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这几本书都是我国的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也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的、“随手抛掉”的呢？他还说，《读书》杂志（注：冯当时任《读书》副主编）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还有同志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民主、活跃，我也就坦率地谈了我们的看法，主要内容是：（1）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2）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讨论、争鸣，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3）“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该比五十年前要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4）《译林》是江苏省委指示办的，它的办刊方针和宗旨也是经过上级党委审核批准的，刊物定价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唯利是图的问题。（5）老前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欢迎，但采取向中央负责同志“告状”的办法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行达一听了我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同冯至信上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一散会他就约我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内参专稿，刊登在新华社1980年5月8日《国内动态》第1194期上。
江苏省《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谈当前外国文学出版情况
新华社讯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以介绍具有一定进步倾向、艺术水平较高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选刊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和有关外国文学的评价文章）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同志，在参加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期间，谈了对当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及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现摘要报道如下：
第一，对当前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出现的问题的估计。李景端同志说，对当前一些文学刊物以及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出现的问题，在量和质的估计上要实事求是。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认为已经形成了“偏离社会主义”的倾向或接近危险的边缘。而我觉得显然把这个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目前，全国上百种文学刊物，发表的好的和比较好的文学作品数千篇乃至上万篇。其中如出现几篇格调不高、社会效果不大好的作品也总是极少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去年长沙出版会议上就讲过，外国文学浩如烟海，我们已经介绍的只不过“九牛一毛”。有同志说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比别的国家多，这也不奇怪，因为人家百十年来一直不间断在介绍，基础比我们好，而且西方国家中能看外文书的人要比我们多得多，而我们就从“五四”算起，已经介绍的外国作品还极有限，50年代又主要是介绍苏联文学，对西方文学接触很少，多数人又看不懂外文原版书。因此，我们的翻译刊物多了一些也是正常的。有些刊物在一个时期登侦探小说多了一点，这是要注意的，但毕竟登的还不是“毒草”。另外，还因为我们在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方面步子不快，相对地显得侦探小说突出一些，这里有个工作上规划不够、比例不当的问题。就以上这些来看，当前问题的量，还不足以形成什么错误倾向。最好还是具体分析，哪篇作品存在什么问题就指出什么问题，是多大范围就是多大范围。
至于当前这些问题的质，我们从现象上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些领导同志好像把它看成是右的性质，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而我们觉得，目前那些有争议作品的作者和发表这些作品的刊物，还是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力图在扩大题材，反映现实和丰富创作技巧等方面，从事新的尝试，进行新的探索，追求新的突破。当前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在进行这种实践的过程中，认识上的飞跃不够准确，艺术上的创造不够完美，以致有的作品，在客观上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出一本《飘》，就说“要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我认为不宜把这些问题的性质笼统地看作右，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左”同右这是个政治概念，加上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动不动把不属于右的东西都说成右，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更何况现在下面还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对于贯彻第四次文代会和中央〔1980〕十一号文件精神的阻力还不小，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因此，判断当前问题的性质要慎重。我个人认为，当前问题的量，并没有形成倾向性的错误；这样的量，也没有引起质的变化，构成右的性质。
第二，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同志认为是为了迎合读者，为了赚钱。我们觉得也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例如有文艺理论问题，有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有经济上的原因，还有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等等。有些作者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感受很深，出于作家的责任感，力图运用文学艺术来表现，并不都是为了迎合读者，而编辑对作者的这种感受有同感，起了共鸣，为了繁荣和支持创作也就登了。至于说出刊物、出书单纯是为了赚钱，这至少不是有代表性的原因。就以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来说，办《译林》这个刊物，是因为江苏有一定翻译力量，省委指示我们要办一个外国文学刊物。起初我们还怕销路不大，准备赔点钱，后来销路大了，我们考虑这是面向一般读者的，还有意把定价定得低一些。按国家规定，翻译读物每印张定价六分五至七分七，《译林》创刊号每印张只定价五分四，今年第一期也只有六分，比国家规定的标准还低。这一期新华书店要货七十万册，我们也只同意大体维持上一期四十万册的水平。不仅如此，有些虽能畅销但内容不很健康的外国作品译稿，我们已退掉好几十篇，甚至约译后发现有些内容影响不好，我们也宁可向译者赔钱而把选题撤掉。还有些好书应该向读者介绍，但新华书店要货很少，如日本电影剧本《天平之甍》、捷尔任斯基的《狱中书信和日记》，我们明知要赔钱还是照出版。所以，下面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并不都是单纯为了赚钱。
第三，如何处理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许有些同志认为已经出现了右的偏向，所以提出来要赶快刹车，有些用词还比较严厉。而我们觉得，对待当前的问题，要注意把方向性同学术性区别开来。对于违反宣传纪律的错误，进行批评、通报都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一些问题，是带有学术性的而不是方向性的。例如，如何评价一种文学体裁，如何评价国内的或外国的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如何评价在国外拥有大量读者的畅销书等等，这些恐怕还是学术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文艺界、翻译界有不同的看法，应该提倡讨论、研究、争鸣，而不宜用行政的办法轻易加以肯定或否定。文艺现象十分复杂，尤其是外国文学更加复杂，经过“四人帮”长期的禁锢，可以说我们所知还有限。因此，更有必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做法的交流和探讨，实事求是地来提高大家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即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该提倡的现象，光靠“堵”恐怕不是唯一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要引导，要用更好的东西去代替它，战胜它。我们当然不能跟着读者跑，但也要考虑到读者现有的接受能力和爱好。社会效果是在读者愿意看你的书刊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达到。他连书都不去看，这个社会效果怎么来实现呢？我们很赞成耀邦同志讲的，对文艺问题不能性急，要慢慢来。要允许不同的实践，实际上，有些问题只要领导同志在一定范围打个招呼，点一点，下面就会注意的。最好不要轻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处理。
李景端同志恳切地希望能保护作者、编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积极性。现在作者这么踊跃创作，编辑这么热心出刊物，这是一种很可贵的积极性。禁止一篇作品、砍掉一个刊物很容易。可是，办起一个刊物是多么的不容易。纸张、印刷等物质困难不用多说了，还要有克服种种阻力的决心和韧劲。多办一种刊物，编辑个人既无名又无利，组织刊登一篇作品要付出多少的心血；既要做作者的工作，给作者以支持和鼓励，又要按党的方针把好关，出了问题编辑还要跟着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出于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责任感，如果不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迫切要求提供更多精神食粮，编辑何苦要去担那种风险选如果发表了一两篇有争议的作品，出版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要通过组织系统，对刊物和编辑进行审查和处罚，那就只能鼓励那种“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的懒汉思想。我们拥护对文艺立法，而且既要立禁止的法，也要立保护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人员积极性的法。
会议上多数人的类似看法，我想主持者肯定是会知道的。后来通知说，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与会的外文所副所长陈冰夷同志也主动找我们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待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那封信只是个人意见，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我们感到面对的压力，比会议刚开始时仿佛减轻了许多。到了5月9日下午会议闭幕总结时，我们的这种感觉，果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那天向会议做总结报告的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我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在会议总结中就《译林》问题讲了那么多的话。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乔木写信，后来批转给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予以处理这些经过之后，特别指出：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了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
谁也没预料到，这场因《尼罗河上的惨案》飞来的“横祸”，竟然以这种明确了当的方式做了结论。更令人没料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冯至先生特意派车接陈立人和我上他的家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外国文艺》主编汤永宽也随车一道去。进门寒暄之后，冯至先生首先对我们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有些地方是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大妥当。”见老前辈当我们一进门就做自我批评，不禁增强了我们对他的敬意。陈立人说，有些情况由于不沟通，难免有些误会，不过这次中央、省委处理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促进。我这人向来心直口快，有话在心里憋不住。我当然是用很委婉的语气说：“您是外国文学研究界老前辈，如果您对《译林》有什么意见，写封信批评我们，甚至把我们叫来，当面训斥一顿，我们都会诚心接受。只是用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并批转给省委处理这种方式，似乎太严重了一点。以后我会按期把《译林》寄给您，您有什么意见，只管直接向我们提。”大家聊着聊着气氛缓和多了。冯先生接着说，建议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国文艺刊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学》主要介绍名家名作，《外国文艺》主要介绍外国流派，《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
至此，有关“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风波”，算是画上了句号，但是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消除。实质上就是在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的情况下，外国文学研究界有一些同志，因为对西方当代的通俗文学依然怀有偏见，以致总是对它“看不顺眼”。当《译林》第二期译载英国畅销小说《吕蓓卡》时，也是一位外国文学界的老前辈，出差时在火车车厢里，对正在拿着《译林》看的戈宝权说：“你看，《译林》又在登这种东西。”不过，对《译林》有选择地介绍外国通俗文学表示支持和鼓励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杨绛夫妇作为《译林》的编委，给编委扩大会写来的一封信：
《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到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我们听到后，觉得沾了光，同时也内心惭愧，因为我们挂了“编委”的空名，一点儿也没有实质的贡献。
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的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elitist的、公认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而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literary sociology）家像R。D。Altick， R。Escarpit， R。Schenda， J。L。Sammons等著作里反复阐明的。《译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有显著的成功。敬祝你们——实在不敢老着脸说“咱们”——的刊物办得更出色。敬祝到会同志们愉快健康！
钱锺书杨绛
1981年4月14日
钱锺书把介绍通俗流行作品，从文艺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来阐明，使我们更增强了坚持《译林》办刊宗旨的信心。其实当年冯至先生与我们的分歧，主要是对当代纷繁的文学现象，在认识和评价上存在着差异，这当然属于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冯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表达了他的看法，正如王任重部长所说，“他的用心是好的。”尽管一度使我们蒙受了巨大压力，但我们对他依然怀着很高的敬意。事实上在这件“风波”之后，他同我乃至《译林》之间，已经建立起日益增强的友好关系。他的地址变动以后，特意给我来信，要求按新的地址给他寄赠《译林》。1987年他亲自主编的一套“德语文学丛书”，指名要我牵头负责合作出版事宜。当这套丛书的第一本《诱惑》由我社率先出版时，他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书评《一部温故晓今的佳作——评魏斯科普夫的〈诱惑〉》，发表在《译林》1988年第三期上。接着他又把他为这套丛书撰写的总序《现代德语文学的特点》一稿寄来，我们当即在《译林》1988年第四期上予以发表。在他逝世以后，听说他女儿打算出版她父亲的文集时，我立即表示，哪怕赔钱，译林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后来因为冯先生是河北人，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来出版。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在书店中看到那么多的外国文学图书时，常常不禁回想起因《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引发的这段波折。抚今追昔，仅从这一件小事的对比，也折射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