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为李景端《波涛上的足迹》作的序
萧乾
转眼之间，《译林》已创刊20载，译林出版社也创建10周年了。作为这本杂志和这家出版社的创建人，李景端这20年可谓风风雨雨，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又富有挑战的道路。这20年，李景端的经历，几乎同《译林》事业的发展融为一体。今天，他把20年来发表过的文章汇集出版，书名取名《波涛上的足迹》。依我看，它记述的不仅仅是李景端个人编辑生涯的足迹，而且反映出《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迅速成长的足迹；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它甚至还从一个受人瞩目的视角，反映出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发展过程的足迹。无论对译界还是出版界来讲，这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虽然我早就知道《译林》是本很受读者欢迎的外国文学刊物，但我最早同《译林》接触是在1988年。那年是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百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作家，洁若选译了她的短篇小说《没有脾气的男人》投给李景端，李欣然接受了，但要求写一篇短评。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没有脾气的男人〉艺术特色》书评登在《译林》1988年第一期。这是我初次同《译林》接触，但同李景端还未曾谋面。真正把我同《译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同李景端建立起深厚友情的，那全是翻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所带来的缘分。
我在《尤利西斯》中译本的序言中讲过，李景端初到我家向我约译《尤利西斯》时，起初我并未接受。我说这是要赔本的，李说只要是好书我们赔本也要出。在当时到处都在“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下，李敢出此言，表现了一位出版家的远见，我有点被震动了。在李随后不断的“磨劲”之下，先是洁若被说服了，答应由她译我来校。哪知道上了马之后，就由不得自己了，我终于被深深地卷进了《尤利西斯》的合译和审订之中。在这期间，李景端给了我们精神上鼓励和技术上帮助。
近五年时间，我们夫妇同李景端的联系和合作是十分频繁和愉快的。还在1989年时，我曾担心《尤利西斯》中某些性心理的描写，会不会引来非议。李坚定地表示，这是文学名著，一字不能删。为了事先造点舆论，李同我采取一问一答通信的方式，在《新民晚报》上公开表明了我们两人的观点，即9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会再发生让《尤利西斯》上法庭的事情。从《尤利西斯》中文本出版前后国内外发表的四五百篇报道和述评来看，中国读书界对《尤利西斯》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原先的预料。通过这件事，使我也加深了对李景端的了解。他既是社长兼总编辑，又亲自担任《尤利西斯》的责任编辑，小自一词一语是否得当，某条注释是否相呼应，插图照片怎么选；大自印宣传海报，千方百计把媒体调动起来，在上海搞签名售书，在北京举办“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出版《尤利西斯导读》，等等，无不倾注了李景端大量的心血，展现出新一代出版家多方位的智慧和才干。我为我国有这样有眼光有胆识的出版家而高兴。
李景端不仅会出点子，出好书，而且也有文采，书评、出版论文、散文随笔、通讯报道样样都写。他的这些文章，都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和亲自经历，有感而鸣，因此，针对性强，言之有物，有些随笔更是读来生趣。我觉得，《译林》的众多读者若能读读他们所喜爱的刊物主编的这些波涛上的“足迹”，一定会丰富他们在欣赏《译林》时的联想，那些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更会由此对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灿烂未来，增添倍加鼓舞的信心。
1999年1月20日于北京医院
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为李景端《心曲浪花》写的序
季羡林
很早就知道《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在翻译界有很好的口碑，1997年我曾为他们创办的评论小报题写了《译林书评》的报名，后来还为《译林》创刊20周年写了一篇祝贺的短文，但是，我同译林的创办人李景端先生起先并不熟悉。1999年在国家图书奖初评及复评两次评委会上，我同他虽然在一起开会，那也只是工作上的短暂共事，彼此的来往依然不多。但是他在小组会上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推荐了上海著名学者的一本著作，全组通过，获得大奖。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真没想到，后来竟因为一场著作权官司，却把我同李景端又联系到一块了。
记得是2000年夏天，李景端先生主动给我来信，说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诺贝尔文学奖大系》，3大卷300万字，书中所收的译作全无译者的署名，经他多方查对，在66篇译文中查出了有15位教授的26篇译作被盗用，其中也有我在80年代发表的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他说，他正在联络这些被侵权的译者，准备联合起诉物价出版社，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起诉。
近些年文坛上抄袭、剽窃、盗版等侵权现象确实是屡禁不止，我的一些作品就已经好多次被人盗用、盗印。以往我总是抱着宽容和重在教育的态度，希望那些侵权的人，能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我也就不去追究了。不料我的这种宽容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社会上侵权现象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发展到像这次物价出版社那样，盗用了别人的作品，竟连人家的名都不署，真是太过分了。为了表示我对文坛侵权现象的谴责，也为了支持作家、翻译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我答复李景端同意一起参加起诉，并正式聘请他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由此我同他的联系多了，在他和各位原告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官司我们胜诉了，从中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了李景端为人的正直、热心和办事负责的作风。回想起来也有趣，真正使我增进了对李景端的接触和了解的，竟是这场意外官司带来的缘分。
李景端办杂志、办出版社的成就不用我再去多说，我只是在想，那些出侵权书的人，同李景端一样，都是出版人。前者有法不依，明知故犯，存心置国家的法律和作者的权益于不顾；而后者，这场官司本来同他毫无关系，但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替被侵权的文人讨回公道，却不怕麻烦，挺身去做这种自己本可以不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差别，是人的素质的差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我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出版人，都能从政治、学术、法律、管理等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出色地完成肩负的使命。李景端先生就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我甚至还想进一步说，现在我们社会上确实需要多出几位像李景端先生这样的敢于仗义执言的人。
李景端先生在编辑工作之余，也喜欢写些散文、随笔，他常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海外见闻和生活感想，文字精练，联想丰富，读来生趣。我向来非常支持和赞赏编辑们也能多写写文章，我的不少老编辑朋友，写出的文章都很有特色，其结果让读者和编辑自己都会获益不浅。现在李景端先生也能这样做，对此我自然十分高兴。趁着他把自己写的一些散文、随笔结集出版之际，特草此为序，也算对编辑们多写文章的一种鼓励吧。
2002年4月24日
于北京大学
顽强追求完美的创业者
戈宝权
今天提起《译林》，许多人都知道。可是知道《译林》当年创业之艰辛的，却为数不多。我认识李景端整整20年了，我觉得他身上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有一股韧劲，看准的目标，就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它办成，而且要办得尽善尽美。
我同他本来素不相识，1978年他主动给我来信，说要办一本以介绍外国当今流行小说为主的大型翻译刊物，请求我这个江苏老乡给予支持。当时正强调要对外开放，为了尽快消除“四人帮”长期禁锢外国文学的流毒，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并立即寄去罗马尼亚诗人曼内斯库的六首译诗，以供创刊号之用。1979年底《译林》创刊号出版时，在无锡开会，我去了。在外文所里，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支持《译林》的人。《译林》为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挨了一棍时，我认为介绍外国健康的侦探小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更谈不上什么“堕落”。所以，我就在《译林》第二期，写了一篇《把“窗口”打开得更大些吧》，文中我引用了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开头说的一句话：“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吧！”同时我叮嘱李景端，一面要把“窗口”开大，一面要严格选材，一定要保持《译林》健康、清新的品位。李景端坚持做到了，终于把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刊物，办成江苏社科十佳期刊，得了华东优秀期刊一等奖，被评为全国百家重点期刊，刊物发行量也一直位居全国同类刊物的首位。回想当年我提出“把‘窗口’打开得更大些”时，曾经有人嘲讽我说：“窗子再开大，蚊子、苍蝇就全进来了。”如今《译林》用雄辩的事实，对此做了有力的回答，关键就在于办刊宗旨对头，主编选材把关严格。李景端原是学外贸的，半路改行搞文学，居然搞出影响这么大的成绩，我看，靠的就是有一种顽强追求完美的精神。
办刊物是如此，办别的事情他也是这样。从1986年以来，承蒙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我和爱人梁培兰一起回到南京从事翻译和写作。在这期间，我把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江苏省，存放在南京图书馆，又把省政府颁发给我们的三万元奖金，捐献出来成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基金”，委托《译林》的同志们承办以青年译者为对象的文学翻译评奖。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李景端的多方联络和具体安排，这些事情一件件都得到很好的落实，顺利地实现了我们的心愿。
更值得称赞的是，1989年，李景端带领人数很少的精干人员，把《译林》杂志发展成一家很有特色的翻译出版社。短短几年，译林出版社已经成为我国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专业翻译出版社。出书方面，在继续保持新、快、优这个传统特点的同时，又注重更新世界名著译本，下工夫填补文学翻译空白，加强外语读物的创新和出版，并积极购买外国版权，及时引进外国最新的佳作，使译林出版的路子更宽了。作为译林的开拓者，李景端功不可没。
20年过去了，《译林》已经叶盛枝茂，译林出版社也欣欣向荣，而且经《译林》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更是遍布四面八方。目睹这些喜人的变化，我深感无比欣慰，并以能作为《译林》成长的见证人而自豪。祝愿译林出版社越办越好，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景端干工作很泼辣，写文章也很有特色。这20年，在他辛勤的笔耕下，这些文章中也留下了诸多的欣慰或遗憾。现结集出版，人们通过这些文章，将会对他乃至《译林》和译林出版社都会有更多的了解。
1998年8月戈宝权口述，梁培兰记录整理
说说我认识的李景端
冯亦代觹
还是1979年，在烟台召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上，一位蛮活跃的小伙子，不时地向与会的学者请教这个，打听那个，他就是当时初出茅庐的李景端。
李景端上过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清华大学经济系，最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前半生同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基本无缘。就是这样一个人，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凭着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一股热情，诚心请教专家，网罗译界朋友，在当时“四人帮”禁锢外来文化的余毒远未肃清的环境下，勇敢地创办了全国首份大型的、以译载外国当代健康的通俗文学为主的刊物——《译林》。这份刊物1979年底问世，一方面受到广大读者极为热烈的欢迎，初版就发行40万册；另一方面也受到一部分外国文学圈内人士的非议和攻击。我和李景端都出席过1980年春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当时李景端所受的压力可真够呛。好在那时中央正在强调拨乱反正，对文艺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政策”，会上敢于直率发言者，颇不乏人。那时有“左”魂不散者抓住《译林》创刊号刊登了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想借此整《译林》，对此我当然不以为然。记得在会上，我、陈登科、黄伟经等好多人，都为《译林》仗义执言；我说，侦探小说也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尼罗河上的惨案》电影能放映，《译林》为什么就不能登。由于当时中央对此事处理周到，《译林》并未因此受到伤害，但我同《译林》，主要同李景端却从此成了知音好友。
李景端聘请我当《译林》编委，我欣然接受了。
后来随着《译林》事业的发展，先后在连云港、扬州、苏州、南京开会，我都是有请必到。李景端有了难题，总是先找我，我有了什么想法，也不客气地向李直言，在感情上我仿佛已把《译林》当成我也有份的一本刊物。1989年，经过李景端的努力，又把《译林》杂志发展成颇有特色的专业翻译出版社。眼看李景端在翻译出版岗位上一步步地成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经过20年的拼搏，李景端可以说成功了。但是不知道是出于忌妒还是偏见，在圈子里一片赞扬声中难免冒出几声杂音。例如，有人说，李景端不是文学科班出身，“根本不懂文学”。李景端的文学造诣当然不能说很高，但是，他创办刊物，办出版社，20年来没出过坏书，甚至连内容拼凑的“人情书”也没出过；相反，他策划、组织甚至自己担任编辑的一大批名著，如《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杨绛译文集》、《冰心译文集》、《新编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等等，几乎都成为受到赞誉的优秀图书。直到退休前夕，他还创意、策划编写《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目前已被列入国家“九五”社科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选题，力争在本世纪末问世。试想一个“根本不懂文学”的人，能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吗？
又如，有人说，李景端是学外贸的，不过是个聪明的“出版商”。我不清楚出版家与出版商的界限在哪里，但我知道，李景端肯赔钱帮王佐良出版了《英国诗史》，还赔钱出了一批英文本图书，包括英文本《老舍文集》；外文所的《外国文学动态》因为无经费办不下去了，是译林不惜赔钱把它维持出版的。这几年译林出版社经济效益越来越好，人均创利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的前茅。李景端告诉我，这主要靠改革的成果。他办社的方针是：“人不在多，在精；书不在多，在优。”他还坚持，与其一份工作三个人干，不如增加报酬让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他当了7年社长，不用说“大哥大”，就连BP机都没有。正是靠了这种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科学管理，才使译林出版社成为今日“名利双收”的出色出版社。李景端还被美国人物传记研究所收入该所出版的《国际杰出领导人物名录》，并受聘担任该名录编辑、出版家评委会特约评委。我本来对此类荣誉常存疑虑，但发生在李景端身上，的确公道、不凡，值得称贺。如果说，这就是出版商的话，我看这样的出版商好得很。像李景端这样有学术眼光，又会经营的出版社领导，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李景端在编书之余，也常写些文章和散文，那些专业论文我暂且不去评它，光就他的散文和随笔而言，也有新意，文如其人。
近日我旧病复发，有些往事记不大清楚。适逢老友景端兄出版其随笔集，姑且回忆片断以志。
一位知难而进的老编辑
刘杲觹
“文化大革命”对外国文学可以说是斩尽杀绝，当时允许发行的似乎只有《南方来信》这唯一的宝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外国文学出版工作逐步恢复和发展，直到今天有了活泼可喜的局面。这得力于一大批志士仁人的共同奋斗，景端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创办《译林》杂志到创办译林出版社，经历的艰辛曲折，一言难尽。而现在，这一刊、一社，卓尔不群，成为壮大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骨干。在这当中，景端同志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从建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到开展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景端同志和几位同样的热心人一道，为之奔走呼吁，组织推动，不遗余力。而现在，这一会、一奖，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发展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支柱。
面前的这本文集，是景端同志从事这些活动的部分记录，也是历史的见证。这些年来，外国文学出版事业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本文集多少能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资料。
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遇到了各种物质上的困难，自不待言。而比这更难的是解放思想，达到大家对前进方向的共识。争议最大的是外国通俗文学，特别是当代的外国通俗文学。有的出版社见利忘义，出版了外国的色情、淫秽小说，受到了处分。他们败坏了外国通俗文学的名声。有的同志则因此完全否定了外国通俗文学，认为外国通俗作品都不配称文学。其实，对这个问题还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比较好。
外国的通俗文学作品，有些确实是纯属商业化的胡编乱造，根本称不上文学，而是文化垃圾，例如《玫瑰梦》之类。对这类东西毫无疑问应当拒绝，应当扫除。但在外国通俗文学包括当代外国通俗文学中，也有很多作品还是值得向中国读者介绍的，这也不应当抹杀。很多健康的外国通俗文学作品，有文学欣赏的价值，有认识外国的价值，有娱乐休闲的作用，也有某些思想教育的作用。举一个曾经看法不一的例子。《尼罗河上的惨案》电影已经上映，可是同名小说的出版当时却遭到了某些有影响人物的批评。那时陈翰伯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的工作，这种批评使翰伯同志和我以及局里的许多同志都感到奇怪。这类外国推理小说是不是可以向中国读者介绍呢？现在大概没有争议了。不是说全部的外国文学出版统统都去出推理小说，这是极端。而是说在外国文学出版之中可以有这样的品种，如同也有别样的品种一样，这是常态。
这些年来，《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在择优介绍当代外国通俗文学方面，经过努力探索，做出了公认的成绩。同时，译林出版社又陆续组织翻译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蒙田随笔全集》这类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的实践经验，对促使大家取得共识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这当中，自然有景端同志的一份贡献。
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代外国文学作品，需要取得外国的授权。中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之后，更应当依法办事。有一个时期，出版界反映强烈，说是没有外国的授权不行，而拿到外国的授权又非常困难，因此严重影响了翻译图书的出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立法完成之后，行政部门要积极扶持和引导。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出版单位以自己的业绩和实力去争取。不是一般的争取，而是千方百计，锲而不舍。这种版权贸易的市场行为是行政部门无法代替的。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显出了努力争取的效果。以我之闭塞，印象最深的有两家。一家是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他们经过艰苦的努力，逐步取得了国外大出版商的信任。这些年来，他们引进外国有分量的电子科技方面的图书超过了千种。另一家就是《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景端同志他们很重视对外的版权贸易，在出版活动中很注重依法办事。因此他们逐步树立了自己对外的形象，取得授权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品种也随之增多。这是他们择优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的有利条件。为了跟境外的版权代理机构竞争，景端同志曾提过想依托译林出版社办一个涉外版权代理机构。由于版权行政部门对涉外版权代理机构的建立另有考虑，景端同志的这个设想没能实现。
我初识景端同志是在1984年，那次是中央宣传部和出版局在镇江召开外国文学出版调查会。由于景端等同志热心服务，使会议开得很顺利。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多年来景端同志一直在出版单位工作，而我则在出版行政部门工作，为此，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角度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是好在我们彼此能够比较理解，双方有较多的共识，从而互相支持。例如，1990年7月，我在桂林主持由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座谈会，强调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要坚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景端同志是积极参与和支持的。一个月之后，景端同志又邀请我出席他们社在北京举行的外国通俗文学研讨会，我欣然从命。我在会上的发言也是肯定外国通俗文学出版工作的。我和景端同志都希望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能够健康发展，所以我们成了朋友。
独特的视角深情的文采——读李景端的《心曲浪花》
文洁若觹
自从李景端约萧乾和我合译《尤利西斯》之后，他同我们俩的交往逐渐多了。以往只知道他在翻译出版领域很有成就，萧乾还曾在一篇文章中称赞他是一位有眼光、有胆识的出版家。直到读了他的随笔集《心曲浪花》，我不仅对他为人办事的热心执著加深了了解，更对他写文章那种独特的视角和饱含深情的文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书分“域外漫笔”、“心绪点滴”、“有感则鸣”三部分，季羡林先生特为该书作了序。季老在序中说：“我向来非常支持和赞赏编辑们也能多写写文章。”我自己也是编辑出身，作为一名编辑同行，看了这本书，触发了我的哪些感慨呢？
首先，作者的视角独特，文章的切入点新颖。“域外漫笔”这部分，写的是他在海外的见闻。通常这类散文，多是写当地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而在李景端的笔下，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切入点。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我大多都去过，所以并不陌生。但是，他的视角并不局限在表面的景观上，而是力图去挖掘透过景观背后的文化内涵，并同自己的联想糅起来思考，这样展示的文章，比起一般意义上的游记，无疑要深刻得多了。例如，参观意大利著名作家但丁故居那一篇，作者不是照相式地写下对故居的印象，而是着力去写看了故居之后的感慨：包括对但丁的崇敬，对世人淡漠文学的忧虑，对媒体热衷捧明星而冷淡文化巨匠的反感，更由此联系但丁、车尔尼雪夫斯基、海涅、歌德、左拉、托马斯·曼等一批世界著名作家，长期过流亡艰苦生活从而写出传世巨著的事例，对时下有些文人追求舒适、豪华地“体验生活”这种反差提出批评。这种借景点抒发感慨的散文，比起单纯描写景观的游记，显然是更有深度了。其次，描写人物朴实、亲切，富有感情。“心绪点滴”部分，主要写作者同钱锺书、杨绛、萧乾、叶君健、卞之琳、柯灵、戈宝权、杨宪益、戴乃迭等一批文坛名人的交往，其中有多篇是作者对亡友的追思与怀念。尽管所写的多是对往事的点滴回忆，但看得出作者是怀着深情下笔的，而且从中还透露了某些名人未被人知的故事。例如，在人们印象中，卞之琳先生一向沉默、含蓄、情感内向，而在《送卞公，忆“激情”》一文中，作者却深情地回忆起卞先生激动地在他面前朗读“九叶诗人”诗钞的情景，而且强调在为卞先生“画像”中，他要独画先生激情这一面，这无疑更丰富了卞先生的形象。再如在《拒绝张扬，低调为人》中，作者不仅以深情的文笔写了杨绛先生拒绝张扬的谦逊心态，而且还披露了杨先生为译好《堂吉诃德》，刻意去自学西班牙文的感人故事。这些都是很富有感染力的。
再有，议论性散文，言之有物，富有启示。本书“有感则鸣”部分，主要是作者就文学、翻译、出版等领域发表的评论、倡议及书评等。这些文章都很有针对性，不仅表明了作者勤于思考问题，而且很实在地展现了他办事的那股热心劲儿。你瞧，为了维权，他不是律师，竟替别人打起了官司，而且还胜诉了；他不怕得罪人，敢于在报上曝光译界抄袭、剽窃及劣质翻译的表现，还撰文敦促运用刑法来打击剽窃侵权；为崇尚译德，他发起联络季羡林、杨宪益、冯亦代、李赋宁等12位知名翻译家，发表了公开倡议书，呼唤译界、出版界要加强自律，如此等等。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爱管闲事”呢？我只好用对事业的热爱来解释。
要问对这本书有什么不满足，我首先想到了一点：也许书中的文章大多是发表在报纸上的，限于版面，每篇篇幅都控制在千字左右，这样，文章算是精练了，但有些问题难免议得不透，给人似有言犹未尽的感觉。
2004年4月14日
“爱管闲事”的有心人——李景端
金圣华觹
“行啊！行啊！”每次有求于李景端，他总是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仿佛天底下再麻烦的事，也烦不了他。当事人不怕烦，求教者虽感过意不去，但因为他实在豪爽，也就继续叨扰。求教者既乐此不疲，当事人又甘之若饴，这就是近些年我与李景端交往的写照。
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先生，在国内出版及翻译界可是个出了名的人物。一来，他办过许多别人不愿意办的事，例如当年说服萧乾夫妇翻译《尤利西斯》，出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二来，他又特别“爱管闲事”，退休后还主动为冰心、季羡林等文学大家打维权官司，仆仆风尘、南来北往，不为什么，只为了看不惯出版界一些侵权的歪风。2004年秋，趁赴北京参加中国译协理事会之便，我曾与李景端一起去拜访杨绛先生。谈话中，李景端提起有人对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任意批评，他很不以为然。杨绛说：“我都不在乎，你急什么！你这人就是爱管闲事！”李景端闻之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大乐，原来，这一语恰恰道中了他好打不平的性格！
这样的一个人物，倘若你不认识他，从远距离观看，必然会敬而畏之。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许钧教授有一次告诉我：“我们当年很年轻，见到李景端，大家都恭恭敬敬称他李社长，他办起事来，不苟言笑，很有威严的。”
我是1987年认识李景端的，90年代初我们又在香港重聚，当时，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系主任，商谈到要主办一次国际翻译研讨会，两人一拍即合。遂决定于1996年4月召开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会议。会议以《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为题，还同时举办一个翻译及外文书展。我负责邀请海外的名家与出版家，这邀约内地高手的重任，就落在李景端身上了。
那次会议开得十分成功，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回想起来，李景端可出了不少力。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邀请来许多名家，台湾及国外译家包括余光中、林文月、林耀福、高克毅、陈长房、彭镜禧、齐邦媛、蔡思果、钟玲等；内地方面，则由李景端邀约当时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叶水夫，日译中专家李芒，法译中专家罗新璋、施康強、许钧，德译中专家杨武能，翻译理论家谭载喜等。萧乾及冯亦代两位译界前辈本来也答应来港赴会的，前者遵医嘱临时不能成行，后者因申请签证时，对当时英使馆办事人员的傲慢态度很不满而作罢。至于参展的出版人士，更包括两岸三地主要出版社负责人。当时会议连开三日，的确是高手如云，成果丰硕，由此更展现李景端办事之能力。这以后，凡是要筹办大型活动而涉及内地事宜，我总是自然而然想起该向李景端求教，而他也总是爽快利落地一口应允，尽心尽力协助，圆满促成其事。
1998年，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推动青年文学，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筹设了一项“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这可是从无到有的新创举。我忝为筹委会主席，责任繁重，该怎么推广？怎么宣传？怎么吸引年轻人踊跃投稿？心底里没个准儿，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一如往常，一个电话就拨到南京译林出版社，把李景端请来当特邀顾问。这位特邀顾问往往比我这主办人还要性急，锦囊妙计层出不穷，有的点子，由于内地与香港情况不同，不宜采用，让我不识趣地否决掉了，他却毫不在意，不到几天，又想出新的点子，总之，只要把事情办好，他可是干劲十足，毫无怨言的。
这文学奖办了一届又一届，如今已是第三届了。这届投稿成绩空前的好，共收到全球各地大学生两千六百多份来稿，主办单位固然高兴，这下可苦了特邀顾问李景端。原来他在内地把自家的电话号码提供出来，作为参赛者咨询之用。自从第三届文学奖于2005年3月18日推出，至同年11月15日截稿为止，这八个月的时间，李家的电话，就成为“文学奖内地咨询热线”了。李景端日夜为这个文学奖无偿接听电话，兼任解答员，对付各种疑难问题，还要自掏腰包影印资料，寄发复信，其工作量之大、之烦，换了别人，恐怕推辞不干了，可是他总是说：“行啊！行啊！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了推动华文文学创作与翻译，越多人打电话来，越表示年轻人重视这个奖啊！”
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给季羡林教授，由我负责撰写赞词，我于10月下旬造访季老。在前往北京大学朗润园的路上，想到即将拜会名闻遐迩的一代宗师，既感兴奋，又不免有些忐忑。到了季宅，应门的是季老助手李玉洁大姐。进入客厅，她开口就说：“李景端来信提起你，你是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这一番话，使我立刻如释重负，原来，跟李景端交往，还可得到这种“好人通行证”呢！这可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好人归好人，李景端可不是“老好人，烂好人”。在他心目中，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凡事绝不能黑白混淆，是非不分。退休后，他不但出头替人打官司，还不时写文章批评文坛、译坛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例如批评剽窃抄袭、滥译抢译的歪风，还联络译家发表崇尚译德倡议，向政协提交重视翻译工作提案等等。他自称是个“叫喊主义者”，虽明知逆水行舟，但他认为“叫喊总比沉默好”。我问他：“你常写这种文章，不怕得罪人吗？”他说：“怕什么，我写的都是事实，有根有据，又不是人身攻击。”管起闲事来，居然还这么理直气壮，真是服了他！
这些年来，我曾经与李景端一起到过福州、厦门、成都、乐山等地的多所大学同台演讲，他多数让我先说，自己殿后。每次开讲，他都中气十足，激情洋溢，更难得的是，内地翻译界、文化界、出版界的种种逸闻掌故，他都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往往令学生听得兴高采烈，拍掌叫好。这种本事，若非在文化圈中长期浸淫，恐怕是练不到、也学不来的。
很高兴李景端要出第三本散文集了，值此良机，匆就此文，祝他笔耕不辍，闲事照管！
2006.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