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译德昭世人——读《冰心译文集》自序
冰心先生住院后已很长时间谢绝约稿了，但就在香港回归前夕，她在病榻之旁特意为她的译文集出版写了一篇短序，全文如下：
译林出版社李景端教授要出版我的译文全集，我十分感谢。这本《译文集》的编选工作，我请我的二女婿陈恕来做。
1923年我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论文中李易安（李清照）的25首词就是我最早的中译英习作。我从英文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著作是纪伯伦的诗集《先知》。这本书是我在1927年冬在一位美国朋友处读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又把它重读了一遍，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于是我着手翻译了。这本译著从1930年4月18日起，陆续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上连载，后来因副刊半途停办而中断。该书于1931年9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我翻译的纪伯伦的另一部诗集是《沙与沫》，部分译文先刊载在1961年1月号《世界文学》上，1982年7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我以前译的《先知》和《沙与沫》合集出版。1950年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还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献歌》和《园丁集》。这些著作都是作者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翻译成英语的，这样我才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从而译起来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负责，我从来不敢重译。我翻译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欢的，我最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这本诗和《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诗情画意。泰戈尔的《飞鸟集》对我早期的诗歌创作就产生过影响。除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外，我还翻译了一些其他的诗文，也有是重译的，那是给我的任务。我只好从英文中译过来，但我也尽了努力。
我翻译的其他作品有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诗抄，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等。我想这些翻译作品都起到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好的作用。我希望青少年们，好好地学习本国语言，再好好地学习一两种外国语言，把促进中外交流的翻译工作担负起来。
冰心
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于北京医院
捧读冰心先生最新写的这篇短文，不禁为她那种崇高的译德而肃然起敬。从数量讲，她的译作也许不算很多，但是凝聚在她译作中的那种严肃态度和严谨学风，却是足以昭示世人的丰富的翻译财富。联系当前译坛上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冰心先生的这篇短文，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的启示：
启示之一，要翻译就必须是有价值的。冰心先生搞翻译，非常重视它有无翻译价值。就连对待纪伯伦这样的名家，她也不是不做了解拿来就译，而是先读一遍有了“深刻印象”，后来又“重读了一遍”，直到“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这才“着手翻译”。相比之下，时下译界有些人，或出于利益的驱动，或为了“评职称”的需要，只要能发表或出版，极少甚至根本不考虑所译的是否确有价值。在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前，有一阵许多格调低下，甚至宣扬暴力和色情的外国小说充斥街头书摊，就是某些译者淡忘了翻译价值观的一种表现。直至今日，对外来文化不重视鉴别，造成翻译选材不当的事例仍时有所见。冰心先生强调有价值的才去译，这一点理应成为译界的一项共识。
启示之二，要翻译就必须对译文负责。翻译读物有个特点，就是它面对的不少是不大懂外文又看不到原版外文书的读者，这就使译者的某些错译、漏译无形中免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对译文是精益求精还是粗制滥造，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译者的翻译态度，也就是要看他译德的高低。在这一点上冰心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以前有的人误解，以为冰心先生译的泰戈尔的诗，是经人由印地语转译成英语再译成汉语的。这次冰心先生说明，“都是作者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翻译成英语的”，而且进一步强调，她是在“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之后才译起来的。再看坊间一些粗劣的译品，不仅谈不上“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而且主观编造，不懂就跳译，不求甚解，凭自己想当然，甚至抄袭他人等等，有的译者连真名都不敢公布，胡乱取个笔名叫你查都没处查。冰心先生在短文中公开宣布：“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负责。”这不仅是一种自信，更是对译德的自重。但愿所有的译者，都能做到对自己的译文负责。
启示之三，要翻译应尽量译自己熟悉的。冰心先生是早年留美硕士，她的中英文造诣自当毋庸置疑。尽管如此，她仍然十分慎重地表示：“我从来不敢重译。我翻译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欢的。”所谓喜欢，实际上就是熟悉，就是对作品的深入了解。有了这种“喜欢”和熟悉，才能较好地取得翻译的自由，译作的质量才有保证。与此对照，有些人以为学了一点外语，手捧一本词典就能搞翻译，而且不论政经、文学乃至科技，什么都能译。因为既不熟悉，又未必喜欢，结果译出来难免大走样。时下世界名著重复出版愈演愈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对待“重译”的态度太轻率了。才如冰心先生，尚且“从来不敢重译”，如此严肃的治学精神，无疑应该大力提倡才是。
冰心先生在文末对青少年提出了希望，其实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绝不是仅仅对青少年有意义。
读萧乾《有感》的有感
萧乾先生1996年8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尤利西斯〉第三种译本行将问世有感》一文，文中强调了“译书并无专利，同行也非冤家”的见解，读后深有同感。严复早就讲过“译事难”，不管是按“信、达、雅”的标准，还是按“形似、神似”乃至其他什么标准，要真正做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号称“天书”这么难译的《尤利西斯》，允许、甚至鼓励翻译家按不同的方式去“破译”，通过实践和比较，以求得两种文字较完满的转换，这更显得十分必要。这里我不禁想起了1991年我曾试图劝说钱锺书先生来译《尤利西斯》，并打趣地对他说：“叶君健说，中国只有钱锺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锺书能边译边造汉字。”对此，钱先生给我写了以下的回信：
来函奉到，愚夫妇极感愧。老病之身，乏善足述。承叶君健同志抬举，我惶恐万分。《尤利西斯》是不能用通常所谓“翻译”来译的。假如我三四十岁，也许还可能（不很可能）不自量力，做些尝试；现在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德译《尤利西斯》被认为最好，我十年前曾承西德朋友送一本，我略翻一下，但因我德语不精通，许多语言上的“等价交换”，领略不来，就送给人了。金同志曾翻译一些章节，承他送给我，并说他是最早汉译《尤利西斯》的人；我一时虚荣心，忍不住告诉他我在《管锥编》早已“洋为中用”，把《尤利西斯》的一节来解释《史记》的一句了！告博一笑。
仔细回味钱先生的这封信，再联系萧乾的那篇《有感》，使我产生了这样三点联想：
其一，攀登科学和艺术的高峰，必须要有作牺牲的决心。《尤利西斯》问世后七十多年一直没有中文全译本，太难译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钱先生信中把译此书戏称“别开生面的自杀”，这当然是钱先生的一种幽默，但当时我找过英语界专家王佐良、周珏良等人约译此书均被谢绝却是事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算是“八十衰翁”的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敢于“自寻烦恼讨苦吃”，把翻译《尤利西斯》全译本的任务担当了下来。是图名吗？萧乾的名声够大了；是图利吗？萧乾夫妇一开始就决定，把翻译稿费捐赠给上海文史馆。冰心先生曾风趣地称赞说：“萧乾晚年很会消遣，居然消遣出一部了不起的《尤利西斯》！”我最清楚那几年萧乾夫妇是怎样“消遣”的：每早5时就动笔，一天起码干10小时以上；谢绝了所有别的约稿，把“老命”全给了乔伊斯；4年中做了6万多张卡片，为全书附了近6万条、约10万字的注释；先后向爱尔兰使馆、英国朋友、金陵神学院、天文台以及季羡林、杨宪益、金克木等上百个单位和个人，请教了历史典故、怪字、土语、梵文、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疑难问题一千多处……正是靠着这种作牺牲的精神，才终于攻下了译坛中的这个堡垒。尽管如此，萧乾在《有感》中依然强调“译书并无专利”，希望能有更好的译本超过自己。这种为攀高峰甘于作牺牲、又谦逊地欢迎后人超过自己的精神，无疑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其二，文艺评论要注意“通常”与“特殊”的区别，对文学翻译的评论，尤其要这样。前一阵，对《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评论，这是很正常的。现在觉得钱先生提出的、不能用“通常的翻译”来译《尤利西斯》这个见解非常重要。对特殊的作品，就必须尽量用符合作品本身特殊性的分析方法去观察，并由此得出相应的逻辑判断，这样问题才看得准。萧乾在《有感》中说，《尤利西斯》不是一本平常的书，有些地方专家也不敢斩钉截铁做出解释。对此，我觉得如果按“通常的翻译”，只去求文字的对应，恐怕未必能真正传达出原意；若简单地以这样的观点去评论一部特殊的译作，恐怕也难抓到真正的要害。试举一例：Maximum the second这一句，按“通常的”译法，译为“顶多一秒钟”似乎没错，但在乔伊斯的笔下，就要根据遣词的背景，上下文的烘托，采取“非通常”的取义。萧乾把它译为“马克西穆姆二世”（马名），我看它与前后意思比较吻合，这正显示了萧乾独到的翻译眼力。为了体现百家争鸣，对类似上述不同译法，应该允许并存，不要匆忙下结论谁对谁错，因为文学翻译毕竟不同于数学，对特殊的作品，确实要有“非通常”的翻译。
其三，为“同行也非冤家”叫好。多年来文学翻译评论比较少见，原因之一似乎在于缺乏一种平和的批评氛围，说好话的都爱听，批评几句就不自在；有的自信心太强，容不得别人指出自己的不当；当然也难免有个别的带一点个人意气。总之，翻译也同创作一样，它的译作无疑要受到译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优劣得失是客观的存在，只有通过健康的翻译评论，以及翻译出版法制的完善，文学翻译事业才会进一步走向繁荣。萧乾在《有感》中呼吁翻译界“同行也非冤家”，应该成为译界同仁的共识，以便共同携手去攀登译坛更有价值的高峰。
听季羡林谈翻译
季羡林先生当选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之后，我曾去函就翻译工作中的某些问题向季老请教，季老在医院中认真做了答复。现将两人对话的内容，摘要予以刊登。
数量膨胀缺乏质量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听说您当选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我倒无意专诚祝贺。因为我知道，这对您来说，不是一种光环，而是一种责任，更是对翻译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期盼。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见报载，说我国现在已是“翻译大国”，但还不是“翻译强国”，对这种评语，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季羡林：我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才接受当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我对翻译工作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视，并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至于翻译大国、强国问题，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泽东讲“洋为中用”，我很赞成，我们需要的，是能为中所用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赚钱就译什么”那种唯利是图的翻译。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翻译大国”，我看并不值得追求。至于强不强，似乎也不必作为我们翻译工作的一种目标。什么是“翻译强国”的标准？怎么定，谁来评，都说不准。依我看，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过来就很好了，没必要去比谁强谁弱。
提高翻译质量一要译者知识面广二要出版社把关严
李景端：近几年对翻译质量下降的报道时常可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季羡林：这些年我看译著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准。但总体感觉，至少从文学翻译来讲，虽存在粗制滥造低劣之作，但也确有质量上乘的。我担任过好多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组的评委，每届都有不少优秀译著参评，有些还得了大奖，像有些名家名著，经过修订后的新译本，其质量显然比旧译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笼统讲现在翻译质量全下降了。当然，下降的确实有，而且也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域，包括中译外，错译现象还相当多，有的还蛮严重，所以必须引起重视。
李景端：依您看，当前有些翻译质量下降，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季羡林：原因很复杂，这里有译者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出版社疏于把关问题等等。我只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现在的年轻人学外文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还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我这是从学术层面来讲的，那种因不讲译德，有意粗制滥造的当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务必严于把关。过去老“商务”、老“人文”出翻译书都有严格把关的好传统，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有关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评判翻译质量优劣，势必涉及如何看待翻译的标准。去年报纸上就《堂吉诃德》中的某些翻译处理，曾引发一些争论。不知您对翻译标准问题有什么见解？
季羡林：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凭我自己的经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严格对应，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能达意也行，所以翻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严复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盼。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对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当然，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
再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
李景端：有人说，现在少见像傅雷、朱生豪、汝龙那样一批很知名的翻译家，这与我们现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有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季羡林：我认为，我们现在翻译队伍总体的素质并不低，否则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这么广的翻译成果。当然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是翻译的专业训练还嫌薄弱。以前上海有一批专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对推动文学翻译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搞文学翻译，好像都变成业余的了。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的规律。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翻译应该成为社会需要、受人尊重的一项职业，所以，要加强翻译专业队伍的建设。其次，现在大学里只把翻译当作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就自然会搞翻译了。不是这样。要从改进大学里翻译的教学入手，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使翻译后备队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译专业训练。我还主张，想搞翻译的人，应该多学一两门外语才好。
李景端：我国至今尚无国家授予的“翻译奖”。据说，设立这个奖项存在许多困难，不知您怎么看？
季羡林：好多年以前我就呼吁过要设立政府颁发的“翻译奖”。这不仅因为许多国家都设有，更因为翻译工作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为了体现国家对这项重要工作的支持，尽快设立“国家翻译奖”是非常必要的。鉴于翻译的重要性，即使有困难，也应该加以克服。我再次呼吁，由政府某个部门牵头，先把这项奖设立起来，再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努力为翻译界做一件实事。
克服“偏食”，调整政策，加强统一领导
李景端：为了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您认为当前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季羡林：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又不是主管官员，看不准，说不全。但我想到了几点：
第一，借用一句当前的时髦话，就是要注意“翻译生态的平衡”。一个社会的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综合形成的。就介绍当代外国文学来讲，我感到我们现在似乎存在一种“偏食”现象，就是只关注介绍英美的，图书、影视几乎都是这样。先进文化绝不是只有英美有。从文学翻译来讲，其实古与今、东方与西方、高雅与通俗，乃至不同门类、不同体裁，都应该择优翻译，协调介绍。我特别要强调一下，要重视研究和翻译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要解决这个“偏食”现象，我认为加强统一规划很有必要。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或者是填补空白的，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力求实现质量优良、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
第二，政策上要研究如何调整。比如说，高校中翻译不能算科研成果，这样一刀切是否合理？能否区分一下哪些算哪些不算。翻译报酬，现在搞口译的有的高得离谱，而搞文学翻译的，每千字还是几十元，显得太低了。政协开会，这个界那个界多得很，唯独没有翻译界，不在乎多少名额，列上这个界，也体现了对这一行业的重视。译作因为都是根据原作派生的，因此，被人抄袭以后往往由于侵权文字难以认定而使译者维权产生困难。如此等等问题，都有待研究改进。
第三，关键还在于要加强统一领导。翻译工作重要性，说起来都知道，但实际工作中，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哪个明确统管翻译问题。前年梅绍武等三十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国家明确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涉及翻译的共性问题，结果依然没有下文。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等，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
希望别再为难季老
见报，近日又出版了季羡林先生一套新冠名的散文集。我知道季老的作品，好像都收进《季羡林文集》出版了，什么时候季老又有新作了？心里很羡慕别人有本事拿到季老的书稿。在一次与季老的助手李玉洁大姐通电话时，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把季老书稿给别人不给我，这不是厚此薄彼吗！哪知李大姐却在电话里，向我道起了季老因为难于应付某些出版人的纠缠而感到十分厌烦。
李大姐告诉我，季老一向反对把他已出版的旧作尤其是散文，变着花样重复出版。为了谢绝这种要求，往往要浪费许多口舌，但是还是谢而不绝。就拿新近出版的这一套什么散文集来说，季老先是向约稿人明确表示，人家以为季羡林缺钱花，变着花样出旧书，这是对读者不负责。对方就说，换个角度出有新意嘛。季老再说，“炒冷饭”的书没人买，他又说不在乎赔钱，亏本自己负责，只要季老点个头，就什么也别管了。季老一向宽厚，面对这种死盯软磨真感到没辙，只好无奈地叮嘱：若一定要出，书价绝对不能贵，稿费用来买书送人。后来书出了，出版者还要召开新书发布会，季老非常反感，说出本书这是平常事，何需开什么会，特别关照不许以季老的名义去邀请人。到此还没完，近日又见报纸上宣传季老对新出的书“十分满意”，还在病房“签名送人”，等等。李大姐特别强调，这些说法都是失实的炒作。季老长期住院，遵医嘱严格限制会客，何来什么满意、签名！李大姐由于替季老挡驾，以至招致某些出版人的嘲讽，对此她更感到不平。
听了李大姐这一番话，我颇有感触。首先我有点脸红。作为出版人，我同样存在如上面所述那种追逐名家的心态。李大姐道出季老的苦衷，实际上是对出版人当然包括我的一种批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顾及到季老的意愿和心态。对于召开新书发布会，出版者也往往更多考虑的是名人效应，而对作品的新旧、学术价值的高低，反而不怎么在意了。这种滥用名家资源，强名家出旧书，借名家的名气炒作，明显是股不正之风，是到了该叫停的时候了。
现在普通人想出书是很难的，而名家，名气越大出书越容易。名家学问大，造诣高，多出他们的著作，理所当然。但任何事物均有高低优劣之分，名家之作也未必篇篇全是精品佳作，有些旧作作者无意出版，特别是反感重复出版，这种愿望理应得到出版人的尊重。许多出版人热衷出版季老的作品，我宁愿相信那是源于对季老的崇敬和仰慕，而不是出于功利炒作的动机，即使这样，在出书问题上，还是别为难季老为好。如果真有心传播季老的学术成果，可以重印再版现成的出版物嘛，别换个名目新瓶装旧酒，否则既骗了读者，又害了作者。那天李大姐还告诉我，听说琉璃厂有人自称收费可以代请季老写序，这纯属造假，若属实，那就构成对季老的侵权了。
最后可以告诉读者的是，季老目前唯一待出版的新作，就是尚未完稿的《病床札记》。已有多家出版社争要此稿，去年秋天，李大姐告诉我，我排在第九号，现在已扩展到十三号了。到时不管由谁家出，人们都可一览季老这几年在病房的思考和风采。
别让藏书“老”去——戈宝权捐书的联想
近日参加第五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的颁奖典礼，这次共有48位青年在英、法、俄、德、西、日六个语种的翻译竞赛中获奖，盛况可喜。不过由此引发我有所感触的，却是对设立这项翻译奖由来的另一种思考。
著名翻译家、外交家戈宝权生前爱书成癖，无论到哪里，都不忘去书店、书摊淘书。即使“文革”被整期间一月只有十来元生活费，他也要挤出钱来买书。日买月积，家里的存书都快摆不下了。
1987年，有一次我上他家，听他们老两口为安排书的事在犯愁。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竟冒失地进言：“你们这么大岁数了，子女又不接你们的班；你们都是江苏人，何不把这些藏书捐赠给家乡？”对这个提议先动了心的是戈夫人梁培兰，随后戈老也赞同。
于是由我牵线联络，经与江苏有关方面商定：（1）戈宝权将两万余册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在该馆设立“戈宝权藏书室”；（2）以江苏省政府因赠书颁发给戈宝权的奖金，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3）委托译林出版社承办这个奖的评奖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戈老的藏书，包括国内仅有的俄文版《托尔斯泰全集》等，得到了较好的保管；戈老家人对藏书的处理感到满意；翻译奖已评了五届，可以说，戈宝权捐赠藏书的效果很好。
其实，文人爱书何止是戈宝权一个人。大凡文人，尤其是有名或有成就的文人，他们一生很重要的一项财富大概就是藏书。他们的藏书，不仅具有个人喜好的特色，而且往往还包含有与他们的经历相联系的时代色彩，其中不乏珍贵的全本、孤本、绝本，以及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本。
人老了，怎样处理自己的藏书？这当然属于私人问题。
不过，现在确有这样的现象：有些名人去世后，子女或非同行，或闹矛盾，或疏于保管，导致原有藏书散失、损坏，甚至当作旧书报被贱卖。曾有一位名人告诉我，他有一次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一本有自己签名赠送给另一名人朋友的书，连忙加价把这本书买回来。原来那朋友去世后，有不少书被保姆卖掉。
现在不少图书馆常因经费不足，进书受到限制。至于基层文化馆和中小学图书馆，进书渠道那就更少了。受戈宝权捐赠藏书收到良好效果启发，我不禁产生一种遐想：文人、名人老了后，如果子女管不好或没有条件管好自己的藏书，那么，与其日后散落或被贱卖，何不在自愿的前提下，适时地将藏书捐赠给图书馆或学校？这于己，也算省掉一桩以后可能出现的烦恼事；而于人，则惠及他人，幸莫大焉。
近日获悉，著名作家冯亦代已决定将藏书捐赠给北京现代文学馆；上海翻译家汤永宽也决定将藏书分两批捐赠给家乡常州图书馆。这样看来，我的上述遐想，还是有人呼应的。
除了个人自愿，政府或相关的社会机构也可以制定一些指引和方便措施，鼓励人们将藏书捐赠到适合的去处。这也不仅仅是面对名人的藏书，我相信，许多爱读书的人都愿意自己的藏书物尽其用。
遇事即兴耐人品味——《杨绛文集》读后
1994年我组织出版《杨绛译文集》后，就希望接着再出《杨绛文集》，可惜没有争取到书稿。如今，终于看到印制十分精美的八卷本《杨绛文集》问世了，心里委实高兴。认识钱锺书、杨绛先生已经二十多年了，杨先生的著译也陆续读过不少，但是，作为文集再系统加以阅读，我不仅被她笔下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文采所深深吸引，而且对杨先生崇高的人品有了更深的了解。阅读这部文集，使我产生诸多联想，其中感触至深者有三。
首先，随遇而作，展现了一种自然美。杨先生在自序中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这些话，固然有自谦之意，但我觉得讲的确实是真话。纵观杨先生的作品，除翻译外，大多是记事、记人、回忆、抒情、写意、论学、评书，这类散文、随笔，其题材都来自作者的生活，或随事即兴，或偶感而作，因而写得自然，耐人品味。像人们熟知的《洗澡》、《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等篇，都是以杨先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干校劳动和“文革”陪斗中的亲身经历有感而作。时下有些作家的文章，明显是故作卖弄和哗众取宠。而杨先生这些文章，真诚，质朴，没有做作，更没有矫情，给人一种特真实、特自然的感觉。请看《洗澡》中丁宝桂做检讨那一段描写：丁在检讨完四条错误之后，先是“坐下茫然四顾。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虽然脑袋还在水上，身子却直往下沉”。而在检讨被大家拍手通过之后，“丁宝桂放下了一颗悬在腔子里的心，快活得几乎下泪。他好像中了状元又被千金小姐打中了绣球，如梦非梦，似醒非醒，一路回家好像是浮着飘着的。”作者把做检讨前后的心情，做了反差极大的对比，读来令人感同身受。类似这种展现自然美的文章，还有很多。
其次，这部文集提供了许多有关钱锺书先生的信息。钱先生一向拒绝张扬，极少写文章讲到自己，以至他的学术思想、乃至他的处世待人，都留下了不少被人关注的“谜”。特别在钱先生逝世以后，对有些“谜”的不同解读仿佛更多了，有的简直被猜歪了。杨先生凭着她对钱先生最真实的了解，有许多篇文章，对钱先生的创作思想、写作背景、真实意图，以及某些事情的原委，都做了很好的诠释、澄清或补充，这些，对于“钱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比如，《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详细叙述了《围城》产生的前前后后，算得上是一篇好“书史”，连钱先生都在一篇专为杨绛写的《书识》中称赞说：“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向我询问，而且勤奋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尤值一提的是，《为无锡修复钱氏故居事，向领导陈情》一文，恳切地重申了钱先生向来反对为个人建纪念馆的严肃态度。这件事恰巧我可做个见证。因为我也曾受托去向杨先生索要供陈列用的展品，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杨先生明确回答我：“要建纪念馆，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无关。”文集中首次发表这封“陈情”的信，使人们对钱锺书先生那种厌恶浮名的思想，无疑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最后，这部文集选材的取舍别具一格。许多人编文集，大多都是把自己的作品尽量收进去，即使明知有些文章有这样那样的欠缺，也往往强调“还原历史面目”而照样收录。而《杨绛文集》却不是这样。杨先生在“自序”中说：“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我非常赞赏杨先生这种删留的原则。像《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一文只有三百多字，但它佐证了《围城》绝非传记这一史实；《窗帘》一文也不过八百字，但却写出了隔离又不隔绝的哲学道理，这类有“一得”的小文，留得好。至于删的，我注意到，在“大事记”中提到的《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确实没收；钱先生逝世后，有一阵对他的谣言蛮多，我曾看过几篇杨先生为澄清事实而答复的文章，而文集也一概未收。联想几天前杨先生还在电话中对我谈过：“凡会对别人不好的事，我绝不会去做。”像这样“谨守忠恕之道”，可以说，既是杨先生的人品，也是她的文风。
请多给杨绛一些安静
前一阵专程去看望了杨绛先生，老人除了听力不如以前之外，别的都挺好，不过，她却有一种一般人未必会有的烦恼，那就是伴随盛名而带来的干扰和无奈。
钱锺书、杨绛这对学者夫妇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以至受到许多人的崇敬，这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随着《围城》不断再版，特别是被改编成电视剧，使得钱锺书的名气越来越大了。钱锺书逝世以后，不断有人写文章怀念他，还有人对他的著作进行学术研究，这种“钱锺书热”仿佛还在持续。尽管钱锺书生前一向反对宣传他个人，杨绛更是只求清静为人，但这种怀念故人的正常现象，应该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前一阵也夹杂出现一些“怪事”，它不仅给杨绛带来诸多烦恼，也使读者觉得有点费解。
仅从报上看到的和从杨绛先生那里听到的“怪事”，大致就有：有人未经杨绛授权，擅自出版钱锺书作品；有人打着“研究钱学”的旗号，任意曲解、歪曲钱锺书的原作；有人借口“诠释钱学”，硬把自己的观点，冒充钱锺书的原意；有人断章取义、摘取钱锺书的片言只语，为自己的观点造势；有人无中生有，或夸大事实，或故意“挑错”，极力企图贬损钱杨夫妇；如此等等。起初杨绛先生还被逼答辩几句，后来发现你越辩他越来劲，只好“见怪不怪”，任人去说吧。
可是，有些事真叫老人“忍无可忍”。杨先生告诉我，几年前，无锡方面提出要建立“钱锺书故居”，杨绛当即坚决反对，而且声称这是钱锺书生前就表示过的意愿，为此她还专门向无锡市领导写过信（此信已收入《杨绛文集》）。见阻止未成，杨绛明确声明，无锡“钱锺书故居”同钱锺书、杨绛毫无关系。哪知如今当地打起钱锺书牌，利用“钱锺书故居”搞旅游创收。杨绛郑重说，钱锺书从小就抱给伯父，同伯父家生活在一起，无锡那座房屋根本不是他的故居。更可气的是，该故居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套古家具，还标明什么“杨绛睡过的床”。杨绛气愤地说：“我从没睡过，分明是造假嘛！”如今虽然常见兴建什么假的人文景观，那是“欺侮”地下的古人没法抗议，可是人家杨绛还健在啊！如此公然造假，岂不是既对当事人侵权，又对观众欺骗！如果说当地利用钱锺书名气，无非是为了开发旅游，可是北京有个非常权威的文学机构，为吸引人与会，竟也用钱锺书做招牌，特意标明在“钱锺书故居”召开什么“钱锺书研讨会”。对这种有意误导与会学术界人士的做法，杨绛虽然向主管高层做了反映，但是得到的只是又一次无奈而已。
钱锺书、杨绛都是名人，在如今十分讲究名人效应的社会里，有人想借“钱”赚钱，有人想借“杨”扬名，特别是还有人自以为，敢批名人才显自己高明，他们“贬名人”是手段，扬自己才是真目的。我不是律师，说不准有哪些法规可以治一治上述这些“怪事”和造假，但至少知道这些都是违反诚信和道德，当然是不可取的。钱锺书已经走了，杨绛也已95高龄了，大家都知道她一向拒绝张扬，在有限的时间里，还有许多事等着她去做。因此，少打搅她，多给老人一些安静，这点要求，怎么说都不算过分。
浅议翻译家杨武能出文集
现在出版个人文集，无疑是许多文人非常向往的事，也可说是文坛的一种时髦。有人觉得，文集嘛，不就是把自己写过的文章收进来合集出版就行了！坊间常见的文集，有不少就是这样的。可是近日见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武能译文集》，深感这套书从内容到选编都颇有新意，看了这样的译文集，我相信，从事文学的、翻译的、出版的，乃至非专业的人员，都会从不同的审视中得到启示。
杨武能曾任四川外语学院副院长，现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导，是写作与翻译成果俱丰的德语文学翻译家及外国文化研究专家，曾荣获德国总统颁发的“国家功勋奖章”，去年又荣获德国“洪堡学术奖金”。他从大学时就开始从事翻译，至今在译坛辛勤耕耘了45年，仅翻译作品就多达五百万字。《杨武能译文集》（以下简称杨文集），不仅展现了他富有价值的翻译成果，而且也显示了他热爱和献身翻译事业的执著精神。
首先，杨文集的系统性，体现了德语文学史发展的某些脉络。有些文集往往东一篇西一篇，显得零散；而杨武能因为集译者、作家、研究者于一身，重视把研究成果与翻译的选材结合起来；译什么人，译哪些作品，都力求从文学史的眼光，注意设计好翻译的学术结构，因此体现在杨文集中的广泛性及系统性十分鲜明。古典、近代、现当代的；长、中、短篇的；小说、诗歌、戏剧、故事、童话、寓言等不同体裁的，都在文集中得到较好的反映。沿着文集提供的系统，领会歌德、席勒、施笃姆、海泽、格林、托马斯·曼……名家作品的真谛，从中仿佛在接受德语文学史的熏陶，令人既欣赏了文艺作品，又获得了文学史观的知识，做到了这一点，文集的学术性无疑更强了。
其次，杨文集译文的风格，体现了杨武能富有个性的翻译理念。杨武能认为，“翻译家也是读者，而且是最积极、最主动、最富于创造意识和钻研精神的读者。他应该是自觉地力求对原著的多重含义、以至于隐藏于原著背后的创作本意，作全面的把握和充分的接受。”也就是说，必须对原著作者及其作品都充分“吃透”，译者才能获得再创作的自由。文集中有一部《施笃姆诗意小说》，这是译者对施笃姆的创作思想、创作手法等做了深入研究后，首次提出了“诗意小说”的概念，并将这个界定贯穿在自己翻译中，从而较好地再现了施笃姆笔下那种独特的风格。为了译好歌德的作品，杨武能潜心研究歌德，写出了几十万字的专著《走近歌德》；正因为他是歌德的研究家，才使他成为优秀的歌德作品的翻译家，他译的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已经累计发行一百五十万册，就是他的上述翻译理念成功的一个佐证。这一点，在杨文集中有充分的体现。
再次，杨文集的选编，注重了学术性与编辑含量的结合。这套文集重视学术系统性，这在前面已经讲到，此外，选编者还在编排体例，文图搭配，安排序、注、附录等附件上精心设计，努力提高文集的编辑含量。我最欣赏的就是，每一类译作前面都先有一篇兼具评论与导读性质的文章领头，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和欣赏即将阅读的作品。例如，在《浮士德》正文前面，先有一篇《说不完的浮士德》评论文章，后面还有附录《浮士德精神与西方近代文明》；在施笃姆作品前面，加有一篇《施笃姆的诗意小说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在《少年维特的烦恼》前面，先让你读一读《论维特与“维特热”》，如此等等。像这样把翻译成果、研究成果和编辑含量合在一起出文集，值得提倡。广西师大出版社热心支持文学翻译事业，舍得投入出版这样有品位的译文集，显然是很有眼光的。
诸译家甘于寂寞有感
人生追求辉煌当然不容易，而赢得辉煌后能甘于寂寞也不容易。对于后者，我甚至觉得那更是一种成熟的境界。这一点，在近日的一次聚会中，令我感触尤深。
《世界文学》月刊前主编李文俊乔迁之喜，约请若干挚友到他的新居小酌叙旧，那天我也去了。进门一看，嗬！真是雅士云集，简直成了当今译界的小“群英会”。在场的除了主人李文俊、张佩芬夫妇外，还有英语译家梅绍武、董衡巽、屠珍，法语译家罗新璋，德语、英语两栖译家傅惟慈，日语译家高慧勤。说它是译界小“群英会”，是因为他们个个著译数百万字，都是译界知名的学者。例如，李文俊是国内迄今翻译和研究福克纳最权威的专家，又是现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董衡巽是美国文学特别是海明威研究专家；梅绍武是英美戏剧专家；傅惟慈译过德国席勒、托马斯·曼和英国格林等诸多名家的名著，成为广受欢迎的佳译；罗新璋不仅译有脍炙人口的《红与黑》等大批名著，而且还归纳、总结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样新的翻译体系，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翻译理论家；其夫人高慧勤则是全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日本文学和川端康成研究专家；至于屠珍那也是译事硕果累累。我在想，正是有了他们以及同他们一样执著的众多译家的辛勤努力，才造就了今日译坛的繁荣。想起他们对翻译事业的贡献，说他们是译界群英，是绝不为过的。
可是这次聚会，令我感慨和起敬的并不是他们往日成就所带来的光环，而是他们如今甘于寂寞的平和心态。这些年，我也接触过一些名人大款，感受过那种伴随成功而来的红火风光。若把它同上述的心态相比，两者的反差委实太大了。时下有点身份的人会亲访友，常见手持鲜花或者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这已不算什么稀奇了。可是那天聚会的人，全是空手而来，莫非这也是雅士的一个特征？在后来的闲聊中，我益发领悟到，原来甘于寂寞，才是这些雅士最大的特征。好几位对我说，他们现在不去羡慕人，不去嫉妒人，更不留恋曾经有过的荣耀；学会以怡然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某些变化，比如，以往常收到许多赠阅的报刊和图书，现在基本没有了。外面的许多业务会议或讲学，大多不请他们了；以前是人家等着他要稿子，如今他们的书稿，也许未必会赚钱竟无处出版。如果说上述这些“寂寞”还是外来形成的，那么还有一种“寂寞”则是他们自找的，这就是他们都拒绝像有些文人那样，挂主编之名，把雷同的资料，炒冷饭重复编书出版。这为什么？因为他们理解寂寞，接受寂寞，甘于寂寞。世上有不少傻事、错事正是有些人不甘寂寞、违反规律酿成的。正确对待昔日的辉煌，潇洒面对光环褪去后的寂寞，这不仅是心态的转变，更是一种脱俗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那就什么烦恼都不会在意了。
赞名人拒绝张扬
在追逐名人效应成为时下一种新潮时尚之际，大凡名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变为用于炒作的资源。正如人们通常所见，这种炒作，有的名人是主动的，有的名人虽是被动但却是欣然接受的。人嘛，难免都有点虚荣心，正当扬名也是好事，本无可厚非。不过，人的境界毕竟也有不同的，在名人当中，确实也有另一种心态。他们拒绝张扬，淡泊名利，回避捧场，厌恶炒作。在一片势利和浮躁的风气面前，能做到“人醉我独醒”，这无疑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最近，我就为两位名人拒绝张扬的真诚态度而深有感触，禁不住想议论几句。
近日从《清华校友通讯》一则很不起眼的消息中，得知去年岁末，季羡林先生在住院的病房中，向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捐赠了十五万美元，用来在母校设立“季羡林文化促进基金”。季老深情地对顾校长说：“捐赠的事决定很长时间了，赶上‘非典’，又住院，一拖就是一年，今天总算可以兑现了……钱不多，不过来路清楚，都是自己‘爬格子’所得，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母校作点贡献。”这件事当时的媒体均未报道，我问过季老的助手李玉洁老师，她答这是季老的意思，不要去宣传。
向大学捐赠十五万美元，这当然是“钱不多”，但出在季羡林先生身上，不仅“来路清楚”，而且更是他一生勤奋节俭的一种象征。关于季老平易近人、朴素节俭的事例很多，例如，同掏粪工人魏林海结成忘年交，还为他的画展题词；向来衣着朴素，以至有次竟被报到的新生误当为老校工；李玉洁曾告诉我，季老平时非常重视节电节水，晚上每到另一房间，必定先关掉原先房间的电灯，有好多次季老已安歇了，但听见滴水声，他总要亲自起床去拧紧水龙头；从这些生活小习惯，也可看出他为人节俭的自觉性。在老教授当中季老的工资算是高的，他省下的钱，不是资助穷学生，就是捐献给山东家乡了，连他仅有的书稿、信函、日记本、照片、证书等等，也全部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挤出十五万美元捐给清华，显然是相当不容易了。更可贵的是，分明是高尚的事，却拒绝张扬，不图任何回报，这就表现出一种更加崇高的境界了。
还有一位名人更是奉行凡事低调，那就是杨绛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杨先生有好几个“不”：不当嘉宾，不当评委，不坐主席台，不接受电视采访，不签名售书，不给人题词，不送个人照片……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本来不会有什么非议，而杨先生自己坚持这样做，从中表明了她拒绝张扬的决心是多么的强烈。由此我还联想到好几件这样的事。前些年，无锡要修建钱锺书故居，想向杨先生要一些宝物，她谢绝说，钱先生生前同她商量好，不做为个人留名的事。他们要建钱家故居那是他们的事，她不会去支持。1996年，我们为出版《杨绛译文集》装帧的需要，向杨先生索要一张照片，杨先生说：“我只是译者，要用照片应该用原作者的。”我蘑菇了好一阵，硬没要到。《我们仨》出版后，杨先生请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寄一本给我，我要求杨先生在书上签个名，她说，她从来不在赠书上签个人的名。对此，我尽管有点失望，但对杨先生这种处处回避张扬的精神确实更加崇敬了。最近又获悉，2000年起，杨先生把钱锺书和她两人的稿酬版税，都捐献给了母校清华大学用作奖学金。尤其难得的是，这项奖学金，杨先生坚持不用他们夫妇的名字来命名，而只取名为“好读书”奖学金。据了解，三年来这笔奖学金已累计达人民币三百多万元。我在想，荣获这项奖学金的清华学子们，他们得到的不仅是金钱的资助，而且还传承着钱锺书、杨绛等前辈们只求奉献、不图回报的崇高精神。他们是多么幸运啊！
凭季羡林、杨绛的学识和贡献，宣传一下他们，那是完全应该的，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这样想，更不这样做，这就是更高一层的境界。谦虚使人进步，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永远与时俱进的人。我们不反对名人宣传自己；只要不伤害他人，人们也能容忍某种“炒作”，但是，我们更赞赏名人善于拒绝张扬。让世人少些浮躁，让更多的人都能自爱自重，崇尚真诚与朴实，那么，社会风气一定就会大大变样。
缅怀译界前辈弘扬名家译德
在文学创作领域，因一个地区一群人的相近特色而产生某一流派，这已不罕见。至于在其他学术领域，是否也存在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现象，以前我对此较模糊。及至最近读了福建师范大学林本椿教授主编的《福建翻译家研究》，我深感在翻译领域也存在地域特色，通过对地域这种局部的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翻译学科的全局，显然是极有帮助的。
翻开这本书读者不难知道，在翻译领域，福建曾产生过好几个“第一”：有1702年旅法后获法国皇家文库第一个“中文翻译家”称号的黄加略，有最早组织译“夷书”的林则徐，有东学西渐第一人陈季同，有最早翻译西方小说的林纾，有最早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有最早翻译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的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有我国第一批赴欧留学生，有最早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的许孟雄，还有辜鸿铭、许地山、林语堂、林同济、黄嘉音、郑振铎、冰心、林疑今、林林、余光中等一大批译界前辈。所以有人称福建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看来是有根据的。此外，这本书还列举了当代在文学、教育、科技、电影、外事、情报、翻译理论、翻译出版等领域中诸多有成就的闽籍翻译家的经历。所有这些，对于研究我国翻译史及对外文化交流史，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福建何以会产生这么多有影响的翻译家？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它首先得益于较早地对外开放。早在唐朝，福州、泉州就是当时外贸的港口。后来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在福建停留过，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福建与海外的交流更加扩大。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成为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福建，面对这种对外开放的局面，势必催生着经济、文化翻译的成长，学外语，出国去，日益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一项追求。比如，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从1877年至辛亥革命前，共派出留学生107人，从这里就走出了罗丰禄、严复、陈季同、陈寿彭、马建忠等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杰出翻译家。这个学堂，可以说就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摇篮。
地域上的对外开放，也促使了人们思想的开放。这批闽籍译界先驱，也许接触外来文化较早较多，因此按现在的说法，思想较解放，敢于突破老框框。受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究竟“东学为主”还是“西学为主”，早年一直存在争论。而这些闽籍翻译家，却勇于顶住压力，积极介绍西方文化，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他们所发挥的思想先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试想，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纾，在别人帮助下，竟能在二十七年中译出一百八十多部西洋小说，这当中既要有勇气，当然思想还要开放才行。还有像林语堂，既不墨守“东学”，也不全搬“西学”，而是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都表达出自己的主张，成为我国一位思想敏锐、著译俱丰的文学家兼翻译家。
纵观这本书所介绍的五十多位翻译家的成就，人们还可看出他们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1）思想敏锐，勇于开拓。仅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在一百多年前，就有眼光译出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这部巨著，的确充分显示了翻译家的前瞻性。这部译作曾影响了包括鲁迅、胡适等文化巨匠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人，正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说，书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2）勤于学习，精于专业。他们外文好当然不奇怪，可贵的是，许多人几乎是博古通今，中文及中国文学的功底都相当厚实，不少人既是翻译家，又身兼作家、教授、科学家、外交家、出版家。还有些人不仅翻译硕果累累，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建树。（3）态度严谨，恪守译德。这些翻译家译书的态度极为认真，严复译《天演论》时，“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林语堂在英译《苏东坡传》时，对涉及苏东坡的每一篇诗词和每一件事，都要查证文献典故，绝不想当然应付。冰心在译《先知》之前，则要细读原著好多遍，并说她只译她喜欢和弄懂了的。余光中也曾坦言：“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由此可见，正是这种高尚译德和严谨学风，才造就出这批翻译家的辉煌成就。
福建翻译家的成就，当然只是我国整个翻译队伍中一个很小的缩影，但是，“一叶可知秋”，仅从这个小缩影，不难觉察出我国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前进的步伐。这本书，不仅彰显了福建翻译家的风采，更昭示着我国翻译事业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