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徐抗战时期的创作，大多数论者会强调其创作虽在抗日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但压倒一切的还是他的“爱情”和“浪漫”。这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徐是以不变应多变，“爱情”和“浪漫”成为与时代隔绝的一个孤立的领域。这种说法无助于对徐的小说进行更深入的理解。问题在于徐的“爱情”和“浪漫”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内涵，它究竟是对现实的回避还是对现实的感应？“爱情”和“浪漫”和这个时代是什么关系？在其时代语境中，“爱情”和“浪漫”意味着什么？
“爱情”和“浪漫”是徐对现实的独特的回应方式，它与其时代的现实生活是有着深层的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只不过这种关系不是一种摹本和原型的关系，而是一种刺激回应，以一种现实取代另一种现实的关系。先看徐在40年代写的两个剧本《月亮》和《生与死》。全剧的中心意象是月亮，“月亮”既是清纯无邪的爱的化身——女主角的名字，也是与太阳相对的自然的存在，暗夜里的月亮。月亮在剧中人的感觉中是与太阳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深爱着“月亮”这位少女的大少爷闻天对自然界的月亮有这样的感觉：“我对于月亮有很多想象，我觉得太阳是咸的，月亮是甜的，太阳是硬的，月亮是软的，太阳像是悲壮的军乐，月亮像是缠绵的情曲，太阳是压在我们头上，叫我们下沉，下沉，月亮是浮在我们心上，带我们上升，上升……”月亮属于夜，属于诗，属于女性纯真，无我的圣洁的爱，而太阳属于白天，属于理性，属于争斗，属于一种异已力量的威压。月亮的世界是一个属于爱的世界，而太阳的世界则一个属于怨恨、争斗的世界。在白天的世界，人们带着一种复仇的心理寻找公道：张盛藻的母亲一直在寻找导致她家破落的、卷款私逃的仆人李勋治；“月亮”姑娘也迫于外在压力不敢爱其所爱。在清辉弥满的月亮的世界里，人们则可以看到这种怨恨、争斗的化解，“月亮”姑娘也终于对着垂死的恋人坦白了她的真爱：“我的确不是少爷们爱培养的花朵，而是泥，是日光，我在支持这个垂死的花朵，我没有能力使他活，但我的确给他非常安详的死。”她的哥哥是一个仇恨一切有钱人的“阶级论者”，让妹妹与同是仆人的司机张盛藻谈恋爱。
“月亮”姑娘听从了，拒绝了大少爷的爱，但她真正爱的却是“能体会任何人的生活、心境”的善良病弱的大少爷。但是“每次，我意识到有点爱他的时候，我总提防着这或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是我贪物质的享受在作祟，我怕我存违背我哥哥的信念，盛藻的胜利是因为他不是少爷，没有地位……”“月亮”姑娘的爱的表白让闻天微笑着死去了，这也给“月亮”姑娘以极大的安慰，“他要死，但他含着笑死的，这笑是信仰，是坚固的信仰，是永生的信仰，好像教徒相信灵魂可以因此进天堂的信仰，好像我的话是天国的福音。有那么一个人，她有本事可以骗一个有这样信仰的人吗？”当张母找到了她的仇人李勋治，李已破产，成了穷光蛋。两家的儿女又在游行中被日军打死，他们都成了一无所有的失败者和受难者。“复仇”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只剩下了共同的敌人——日寇。《生与死》则集中表现的则是一种弥漫于社会的“怨恨”心态，一种怨恨、复仇哲学。剧中的剑晓，为了筹一笔钱，救被捕的朋友，被恶少雇佣，去杀素不相识的恶少的情敌。但剑晓杀错了，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而且还有另一个人，因为这个案子，而无辜被拘捕成为嫌疑犯。最后本可以逃脱的剑晓，还是决定去投案自首，承担他的责任。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都不是为你们，是为我的思想与情感。因为我恨这个社会，恨这个社会上的不平等，我杀过人，在军队的时候，我杀人，我以为那次杀人以后，我们可以平等了。但是死的是我们这些兵士，结果世界还是那样，我是一个战场上剩下来的生命，死在我是没有什么的。在大流血以后，社会、国家对我们没有同情与怜惜有钱的阔人还是这样残忍，穷人还是这样苦，没有满足我们一点点理想与希望。怜惜我的只是母亲与妹妹，还有守白一样的朋友，所以我愿意为母亲和妹妹冒险。现在想来这件事是错了，是懦弱的行为，但可以慰藉的是我不是为自己，为爱，我去革命，从军打仗，为爱我被收买。我杀了人，现在为爱，我去就死。”由此可知，徐的“爱”和“浪漫”是有它的现实针对性的，当他把所恨者还原为具体的人，而不是社会中某类人的代表、罪恶的化身的时候，“爱”的意义就浮现出来了，因为恶不是完全由社会造成的，它也源于人性自身的残缺。因此仅靠社会的改造并不能真正消灭恶。所以他的“爱”的理念是相对于“恨”的现实而出现的，“浪漫”则源于生活现实的僵化、残缺和匮乏。《兄弟》这个剧大概是抗战时期为数不多的一个，从人性、亲情的角度控诉战争罪恶的反战话剧。一对兼有中日民族血缘的亲兄弟成为战争中的对手，兄弟亲情与你死我活的敌对现实构成了尖锐冲突。他们都想劝说对方转变立场但都未如愿，最后两人都死于这场残酷的战争中。
同样，《风萧萧》中的“爱”和“浪漫”也是对时代而发的。这种“爱”具体表现为“我”之于三位绝色女子之间的“独身者的爱”。这种独身者的“爱”的特点是“它属于精神，而不专一；它抽象，而不空虚；它永远是赠予，而不计算、收受，它属于整个的人类与历史，它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与上帝的胸怀相等。”这种“爱”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对所爱者有距离的审视和欣赏，这种距离感使他的爱保持在精神领域。“假如白苹是我的妻，我自然不能再让她做舞女，我自然会想知道她的交际，我也会妒嫉，也许会干涉她的生活·，我们间将失去距离，将没有美，生活就会陷于庸俗的泥污里，而现在我获得美，这美是我们宝贵的情感中节省下来蒸馏出来的东西。”这种美不是排他的，独占的，所以他能在亲近白苹的同时，也爱海伦和梅瀛子。小说开始主人公徐在沦为孤岛的上海，从事一项学术研究工作，“这是关于道德学说美学的一种研究，想从美与善寻同一个哲学的渊源作为一个根据去写一部书”（这是一个常被研究者忽略的细节）。时局的不靖，使他无法安坐书桌进行纯理论的研究，但他走出书斋，投入时代生活的漩涡之中后，他不是用理论而是用行动为这种善与美寻到了同一个哲学渊源——那就是“爱”，“接近上帝胸怀的爱”。如果不被本书惊险的情节、眩目的色彩所迷惑的话，本书的内在意蕴则相当单纯而集中，那就是他用“爱”串联起了美与善，并使之在大动荡时代焕发出了奇异的光彩。
三位女性可以说是代表着三种美与善的境界，白苹的美是“海底的星光之美”、“百合花”之美，这是一种刚柔相济之美，贯彻于她的心胸的“有一种伟大的人情”。侠骨柔肠，是她的特点。她不希望徐卷入政治，被人利用，让徐潜心于学术研究，并在海伦将被日本军官强暴的情况下，急中生智，救出了海伦。在徐被梅瀛子指使，窃取她的军事密件之后，她开枪将徐击倒，但又恐系误杀，所以手下留情，留下了徐的一条命。总之，白苹的感情是一种基于人性和人道的感情，即使在你死我活的民族冲突之中，也未失其人性、人情之美，她有抗日志士的忠勇，但也不失宽厚待人的“仁爱”，这对于“间谍”身份的她是非常难得的。“间谍”这一职业从宗教性道德来看是“非道德的”、甚或“反道德的”，它以成功为最高目的，并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但白萍却在做间谍的同时，仍然保全了一种人性、人情之美。她也需要获取情报，但她反对利用、牺牲无辜者来达到目的，如她极为反对梅瀛子对海伦的利用。当然，白苹是以杀人、获取情报为职业的间谍，即使她误杀了徐，也如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未必是什么大事，这毕竟是战争年代，个人生存较之民族生存，只能算是一件轻微的事情。
梅瀛子则属于另一种人生境界，她像“太阳一样容光逼人”，她的象征色是“红”色，代表着一种英气和豪迈。她没有白苹的那种人情味，她有的只是“如钢的意志”，她以成功为最高目的，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地利用别人，达到目的。她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最成功的间谍。她先利用白苹对徐的好感去偷白苹的文件；又利用纯真无邪的海伦去做工作上的跳板，一点不顾及丈夫和儿子都在战场上服务的海伦母亲的感情，导致海伦险些被日本军官强暴。她所持的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伦理观，虽然它在战争年代、两军对垒的情况下被人们普遍视为理所当然，但这种赤裸裸的道德虚无主义态度，毕竟会使人对之怀有一种戒惧之心。功利主义伦理以实用，成功为惟一、最高标准，当它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相冲突时，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一般人在战时可以不做这种思考，但作为一个以伦理学研究为业的哲学家徐却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在小说中，这个问题只是初露端倪，尚未发展到它的极端形式。但徐对这种政治功利主义伦理历来是有一种戒惧之心的。不管目的如何崇高，现代膨胀的意图、功利伦理对人类基本道德原则的侵犯，终究还是一件足以让人感到自危、忧虑的事情。所以徐与梅瀛子就海伦的事，进行了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你自己的工作是可敬的，利用无知的孩子是可耻的。”“我的工作是动员合宜的人员。”“但是海伦是具有音乐的天才，有难舍的前途，为艺术、为文化，我们应当去摧残这样的萌芽吗？”但梅反驳徐说，有比海伦更出色的人才正在战场上战斗，牺牲……面对这样的梅瀛子，徐沉默了，“一尺外是这样美丽的梅瀛子，但只看到她的阴狠、残酷与伟大。是一种敬畏，一种卑视，一种阴幽的悲哀从我周围袭来，从我内心浮起。梅瀛子幻成魔影，白色的玫瑰幻成毒菌，整个的房间像是墓地。我窒息，我苦闷，有无数的哲学概念从头脑中浮起：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丽与丑恶，人类与残酷，伟大与崇高，以及空间与时间，天堂与地狱……这些概念融化成茧，我把自己束缚成蚕蛹。”这是徐面对时代的困惑，也是人类自古相传的道德良知面对这个血与火的时代的困惑，徐把这个似乎“单纯”的时代复杂化了，中国现代作家中似乎没有第二个人在当时对这个时代作过如此“复杂”，而又忧虑深远的思考。类似的思考在徐实际上从更早的《犹太的慧星》中就开始了，主人公被一个女间谍所利用到了国外，因为女间谍对他动了真情，所以他免得一死，另一个不相干的人作了他的替死者。当他知道一切真相之后，特别是当她知道女间谍在另一次任务中也光荣献身的时候，他为女间谍的牺牲而感动，但他对这种献身的一种典型反应就是“敬畏”，敬畏实亦是徐面对这个英雄时代的一种无可言表的矛盾情感，一种“敬而不亲”的态度。
海伦的象征物是“灯光”，是“水莲”，是清纯出世，一尘不染的美。她有艺术天赋又有哲学乐趣，更重要的她与主人公徐一样都对人生同持一种精神之爱的信仰。她爱徐，但这种爱与情欲无关，也不以结婚为目的，正像她自己所说：“我的前途是爱，我的生命是爱。我爱音乐，并不以音乐为我的事业，这因为是我在爱；我爱哲学，并不想研究哲学，也因为我是在爱，即使我爱浮华，也只因我在爱，这‘爱’才是我的目的，是我的前途，我的生命。”小说在开篇时提到徐要寻找的美与道德的同一个哲学渊源到结尾由海伦将其点明了，那就是爱是道德与美的基础、灵魂。无爱，道德和美即无处安身，这种爱是一种与上帝的胸怀相等的宗教性的爱，即使是在乱世，在刀光剑影之中，因爱的存在，也就有人性的存在，也就给冷酷、暴虐，充满密谋和陷阱的时代带来一种温情和暖意。徐最后离开海伦去内地参加抗战，他认为他的工作是战争的，民族的，而海伦的工作则是属于和平的，人世的，但“我的是暂时的，而你的是永久的”，海伦的爱是一种具超越性的爱。然而当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作为民族的一分子，徐首先须致力的是民族之爱。所以他不避危险地投入到战争之中，与白苹和梅瀛子一起为民族之爱而流血战斗，表现出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情怀。但他知道他所致力只是一个暂时的目标，而海伦的爱才是永久的信仰。他身处战争之中，向往的仍是和平的人性的未来。所以他写战争，仍对战争持一种超越性的眼光，而不是把战时状态视为是永久合理状态。他对梅瀛子利用海伦计谋的反感（梅让海伦与日军交际，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对海伦个人的伤害。她的逻辑是先要海伦痛苦，再要海伦痛恨，最后将海伦变成最坚强的武器），也正在于此。徐在《时间的去处》中有这样一段诗句：“念多少的血流染红土地，历史是弱肉强食的记载，且待风暴掀起狂涛，看哪一颗灯光还可以存在？”海伦这颗灯光是否也会熄灭在一浪接一浪的20世纪的狂风暴雨之中？徐的担忧并不是庸人自扰的杞人之忧。
《风萧萧》是在一个看似娱世的情爱传奇小说的故事中寄寓作家对于人性、时代、道德和美的思考和忧虑的。美如果脱离了善、它就变成了一种欲望中心的情调、趣味、感觉，一种无“灵”性的感性生存状态，它是徐无法接受的；而善如果脱离了美，它同样面临着无视人的情感、欲望等感性生存要求，用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天理”“道德”去扭曲、摧残“人欲”的可能，这也是作为审美个人主义的徐所不能接受的；而文学与真的脱离，则真正意味着文学完全脱离人生，成为一种“不及物的写作”，一种失去所指的“能指游戏”，这与徐的浪漫主义的淑世理念也是相左的。面对这种典型的现代性道德、美学、历史、文化困境，徐的选择是以爱去重新统摄真善美的分离，使文学的真实原则、道德原则和美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达至统一，这正是其“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徐还有一篇取材于孤岛时期的小说《灯》，则是用一种“反英雄”化的方式剖析了一位战争受难者的内心世界。罗形累于“我”有夺“妻”之恨，然而他却是为国民政府工作的间谍。“我”因为受罗牵连，被日军抓进牢里，被严刑拷打，但坚不吐露罗的下落，这并不是出于高贵性格，爱国热诚，而只是出于一种“没有理由的本能，一个奇怪的道德本能”。它是一种类似于“良知”的东西，属于一种宗教性道德而不是社会性道德。我成为“英雄”还是成为“罪人”，好像都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凭着我做人的道德本能行事而已，我的肉体的忍受能力是有限的，并不是一个超人式的英雄。这是徐对人性的洞察幽微的地方。“抗战八股”强调的多是社会性因素，而徐则关注到了人的道德本能和利已本能交织的“综错可耻”的心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