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徐还写出了一反浪漫倾向的写实之作——《一家》这样的作品。他在后记中这样说道：“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我有时很兴奋，有时很消沉，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我爱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我还爱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在这两种激撞之时，我会感到空虚。”徐的这种写实之作就是产生于这种热诚和冷漠，兴奋和消沉，狂热和寂寞之间的产物，两者的冲撞，带给他的是一种空虚之感。这种“空虚”之感实则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悲观情绪。既怀有美妙的幻想，也深知现实的丑恶和无奈，却不得不仍在这样的现实中生存，因为他深知这是人的不可逃脱的命运。这是徐看待现实的一种基本态度。同是写中国传统的大家庭生活，《一家》显然与巴金的《家》迥然异趣，这种区别与作家的人生观、现实观都有直接关系。朱光潜在三十年代曾经说过：“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办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上一切人和物在一声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里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虫鱼诸物也都一样”。“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在后一种方法中则是对一切持旁观态度，“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因此，是非善恶对我都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纷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这是一种超然静观的审美态度。如果把前者称为是”演戏“的态度，后者称为是”看戏“的态度，那么再另加上一种”导戏“的态度就比较完整了。”导戏“的态度恰恰是新文学的主流看待人生的态度，它根据对人生的理性化设计来评判人生，改造人生，它形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而徐则不同，他的写实之作更借重”演戏“的态度，他的浪漫之作更偏于”看戏“的态度，两者是既矛盾又和谐，唯独与”导戏“的态度不能相容。所以说徐的态度是一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态度，即世是立足于世俗之上，但他又借梦来超越世俗，正因为以”演戏“的态度来体味人生，所以徐没有站到人生之外去控诉这人生，而是将自己也融入这凡俗的人生之中，体呼它的卑俗和渺小。他看到”家庭实在是最能使人陷于平凡、可怜、庸俗、微小的境界，它不但会将人们的视线变狭，有时候似乎会使人只有一点动物的本能——保自己的后代，留积一点过冬的粮食罢了。作者将一个三代同堂十二口人的大家庭置于抗战这个乱世的大动荡中。在离开了祖传的老宅之后，这个三代靠祖产生活、不事生产的大家庭很快就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风化瓦解了。促使这个大家庭瓦解的原因除了时世的艰难之外，更在于其内部的分崩离析之势。也就是说支撑这个大家庭的那种家族社会的传统的精神信仰死亡了，个人都只为自己打算，所以它只能归于灭亡。“五四”新文学控诉大家庭的“吃人，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它开出的药方：个人解放，走出大家庭建立小家庭，也并没有改变人的根本的生存困境。小说中大家庭的当家人二少爷和二少奶奶都是小家庭的热心信仰者，二少奶奶洋学生出身，当年嫁给二少爷的条件就是建立小家庭。然而，迫于经济压力，小家庭破产了，二少奶奶不得不回到大家庭里当媳妇，给朋友写信总是要控诉一番大家庭的罪恶。现在逃难到上海，二少奶奶和人联合办了一所小学，挣到了钱，建立小家庭的时机成熟了，于是鼓动二少爷脱离了大家庭，独立成家。然而这个小家庭仍与大家庭脱不了干系，老三卷款和逃，小家庭也得帮忙凑钱；老先生、老太太去世，也得由他们发丧；甚至老四远走内地投身抗战，也是卖了辆租来的自行车，由他们去赔钱；这无疑加剧二少爷夫妇间的矛盾。总之，小家庭似乎比大家庭更自私、利己、冷酷、贪婪，大家庭至少还有个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小家庭只讲赤裸裸的金钱，二少奶奶为远赴内地的寡嫂拿出三百元钱，还要偷偷地把两张一元票子换去两张十元票子，用这种昧心的钱领着全家去看电影，庆幸从此之后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小家庭。小说中，作家让老四走出家庭远走高飞了，”但谁能相信他，在也许的一番事业以后，不囿于家庭的天地之中，又要保自己后代过冬的粮食呢？“对这种如蝼蚁般的动物式的生活现实，徐是悲观的，无奈的。”五四人“把传统和家庭视为是阻碍社会进步、人性解放的两个最大障碍，在他们的现代性设想中，家庭是迟早要被取消的传统遗形物，按照蒋梦麟1935年在立法院讨论会上的预想，在五十年内家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那时性病已被消灭，人们就不必结婚，可以自由结合了。徐也概莫能外于这种时代的进步主义理想，他也认同、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但他与巴金等的不同在于他意识到现实与理想间的巨大鸿沟，所以不相信凭着人的主观理想、理性设计就能改变人类社会延续几千年的生活现实。所以他缺乏那种”导戏者的乐观信念、奋斗精神。他也神往于一种无限完美的新人、新社会的出现，但他对人的本性的理解，使他对这种理想出现的前景缺乏信心、颇多疑虑。
《有后》虽然发表时间较晚，但与《一家》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传统家族观念的解构。这篇小说集中于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调侃。作家不像新派人物那样将其斥为“愚妄可笑”就行了，而是具体地表述在这种观念下生存的人的烦恼、痛苦直至自欺和欺骗。方家的独生子方国勋娶了上海小姐谢掌珠为妻。从此方家最大的希望就是谢掌珠尽快为他们生下后代。无奈好事多磨，谢掌珠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久而久之，这就难免招来了方太太的冷嘲热讽。更妙的是婆婆又怀孕了，媳妇仍毫无动静。掌珠在方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气之下回了上海。小说至此可以说与主流反封建的文学没什么区别，但当谢掌珠在上海遇上了一位爱上她的大学生时，大学生听她说是“买卖婚姻”，就激昂地说：“我们必须反抗，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一定要争取胜利，掌珠，放出豪气来。”然而掌珠并无心陪他玩爱情游戏，她只是想“借种”生个儿子而已，大学生不察其中幽曲，只能陷入失恋、痛苦之中。这是时代主导话语与传统民间话语的一次喜剧式的错位。最后是“老病仍需老药医”，在母亲一手安排下，掌珠与喝醉了的姐夫，共度一宵。回到家后果然怀孕，于是皆大欢喜，方家终于有后了。掌珠在方家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很满意地过着她的衣食无忧的少奶奶生活。徐小说中的女性也趋于两个极端，一是超凡拔俗惊才艳艳的“美”的化身；一是肉胎凡骨，表里不一、庸俗不堪的世俗女子，正像他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所言：“你千万不要在她们的情话、情书里的词句去研究她们所要的，这会使你越来越糊涂。你不要管她们所谈的是月亮也好，星星也好……你只要记住女人的心中，一切都等于虚荣、金钱、肉欲与安全”就行了。这种最浪漫的幻想和最恶俗的现实并存于徐的创作中。这也是他徘徊于轻逸与沉重之间的原因所在。就写实小说而言，他与张爱玲的小说旨趣较为接近，不同的是徐尚有“时赋凌云时倦飞”的味道，而张爱玲则罕有诸如此类的飞翔之梦。
第四章 《无名书》的心灵探索和人文情怀
在我看来，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不仅同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施维策尔的“尊重生命”和布伯尔的“我和你”这三种非常不同的宗教哲学是完全相容的，而且是它们的必要成分。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尽管时代像狗绳子样永远套住我，我却从不重视它，我抛掷开时代正像一个决斗者投掷下手套。从前对于我，时代和永生结合在一片。现在了，时代是时代，永生是永生。从此我单独泅在永生河流里。
——无名氏《金色的蛇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