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后的卜乃夫积极地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写作了大量直接表现抗战的作品，但随后的无名氏既没有继续走向时代主导文学，也没有走向路翎式地将个人主义嫁接到集体主义的道路，而是进一步走向了一种审美个人主义写作，从而表现出与“时代写作”的疏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时代写作”开始由抗战之初的统一而呈现分化之势，如解放区文学开始着重阶级意识的表达，《白毛女》即于此时问世；大后方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求民主的呼声”，其典型如郭沫若《屈原》中的“雷电颂”；国民党则加强了对文学的收束和管制，企图使文学控制在其官方意识形态之下。要之，“时代写作”的意义来源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理想。即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改造以使之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它所影响于文学的就是一种真诚的求治、求善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的形成。而无名氏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审美个人主义的人性之梦。这种“梦”和“理想”的差异是无名氏与“时代写作”的最内在的差异。“理想”是理性追求最高的善的产物，它设想出一个完满的模式作为现实必然要实现的目标，它具有排他性、现实性、普遍性、合目的性等特点；而“梦”则是个人在自由的精神状态中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它具有差异性、感受性、当下性等特点，无名氏创作的成败得失以及其文学声名的浮沉毁誉都与此差异有关。
《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使“无名氏”一举成名，它也标志着卜乃夫创作的一大转变。他开始与时代疏离，与主导文学倾向疏离，而专注于对爱和美的表现，对人生的形而上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寻。这种对爱和美的表现还是在现实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但作家开始力求摆脱时代的重负，淡化社会政治道德色彩而凸现浪漫感性色彩，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一幅超凡拔俗的浪漫主义爱情图画。这种转变透露出卜乃夫人生和文学的价值立场上的转变，他开始重新思考何为重，何为轻的问题。从社会本位论的角度来看，当然社会为重，个人为轻，政治道德要求要高出个人和文学的审美要求；但如果从个人本位的角度来看，个人应该有他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文学最该关心的是人对当下生存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是对人的生存的终极价值意义的关注和探索。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社会问题。从此出发，作家开始重新思考文学的时代性和普遍性问题：“一想到若干万年以后，一切现实将是一片虚妄。但刹那现实中的美的沉醉与享受，却不是虚妄。也许真正的永生正在这里。但我所指的永生，最纯粹的美的欣赏，而不是醇酒美人。”关于“爱”，无名氏认为：“爱是生命的主流，恨只是爱的支流，当爱不能用正面来表现，只有从反面来表现。”“多年来追求生命的唯一结论，仍只是那个最古老的字：爱……爱使一切最不可能的，有时也变得可能，爱情中的刹那又刹那的灵感，有时倒奠定了永恒的基础。”无名氏的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无疑会导致他对人性的本质，文学的本质的看法的变化。究竟什么是人的核心？文学的核心？关于人和文学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将人视为是其社会关系的体现，将人的社会性视为是文学的中心问题，因此他们笔下的人往往成为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证明；无名氏虽然不赞同这种观念，他的人是从个体的人出发，归结到普遍的人性，他并不将人的社会性视为人的本质，而倾向于将其视为人性的派生物。无名氏是一位具有究元决疑的思想者气质的人物，他有意对这些影响人生和文学的根本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他眼中的人就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人，而是通到“一万万年以前”洪荒太古时代直到“摩登时代”的人，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这种对“人”的追问使他向宗教境界靠拢。而《北》和《塔》已可以看出这种苗头。这种探本究源式的对人的追问，是无名氏个人性话语得以产生的前提。
40年代的大后方，实亦并不缺少爱情文学，特别是通俗性的言情小说。有一件时代轶事似乎特别能够激发人们的文学想象力：就是一位国民政府的女间谍，凭色相打入敌内部，伺机刺杀汉奸特务头子丁默邨的事件。这次刺杀并未成功，间谍也以身殉国，但她的英雄事迹在大后方却流传甚广。这个事件将政治与情色、复仇与浪漫融合在一起，极大地促发了俗文学小说家的想象力，所以大后方有一本流传极广的通俗小说叫做《间谍夫人》：写一女间谍在丈夫牺牲之后，继承丈夫遗志，利用色相与汉奸周旋，最后除掉了汉奸，完成了丈夫没有完成的使命（张爱玲也以此素材写过一篇小说，但意趣与此不同）。这篇小说带有浓厚的浪漫、传奇色彩，但它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功利浪漫主义，仍是一种现实和世俗感情、欲望的幻想性满足。而无名氏的《北》和《塔》所表现的就是一种超现实的精神价值的实现，一种对于人生真意的反刍和追问。由此他从一种“时代写作”的集体主义行列中抽身而退，开始以一种“个人”姿态现身。
这两部小说与“时代写作”的疏离主要表现在：（1）、与时代主导文学热情参与、介入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努力相反，他抛开了“时代”所加诸人的“沉重”，而去登山远眺、仰望星空。无名氏的这两篇小说的场景都选在远离尘嚣的华山。“我”因患“脑疲症”到华山静养，陶醉于华山的奇丽景色之中，由“社会人”变成了“自然人”，摒除了一切俗虑，“脑疲症”也就不治而愈。华山隐居成为“我”的悟道契机，它是通过从种种复杂的社会纠葛中跃身而出，消除了身心之累来实现的。华山是个世外桃源，当时正是“抗日”时期，而华山的老道士却把“抗日”听成“炕热”，根本不问世事。轻逸的获得凭的是一种“减重”的方式。与之相反的沉重，则是一种“加重”的方式，它是一种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心和担当。“加重”太多，反而失其本性，所以要靠“减重”来重新回归本我，这也就是“减重”的意义所在。与时代主导文学强调文学的现实功利性相反，他为小说选中的叙述者、主人公都已从功利境界脱身而出。《北》与《塔》的情节模式都是一样的，“我”在华山遇到一位“怪客”、“高人”，他们的乖异、古怪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最后在“我”的恳切请求下，他们终于向我讲述了他们痛苦的人生经历。这些“怪客”、“高人”都是历尽了人间沧桑的“断肠人”，人生的“失败者”，情感、良心的负疚者。这种“失败”和“负疚”却使他们可以超脱地反省过去的一切，平静地返观他们的人生。这种对于人生的远距离的审视本身就使他们超出了现实的急务。无名氏在提到这两位“怪客”、“高人”的时候，曾反复用一个比喻，那就是把他们比作“一个饱经沧海的舟子”，正如古勒律吉名作《古舟子咏》中的老船夫。“在他心灵中，一定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宝矿”，而“我”则是这个宝矿的开采者。在《塔》中，当“我”听到“高人”在月光下演奏《卡伐底那》曲子时，想到的也是“他仿佛一个饱经忧患的衰老舟子，经过各式各样的大海变幻，风暴的袭击，困苦与挣扎。到了晚年，在最后一刹那，睁着疲倦的老花眼，用一种猝发的奇迹式的热情，又伤感又赞叹的唱出他一生经历：把他一生的感情与智慧都结晶于这最后的声音。”而“我”也深为这曲子所打动，从中“我体味着黄昏的境界，又哀愁又神秘，我领略无穷的启示：它叫我懂得人生，理解感情，洞透生命中那些最宝贵最耐寻味的部分。”问题在于叙述者何以对这种饱经沧桑的老者、怪人、出世者如此感兴趣？老人固然是经验和智慧的象征，但叙述者更关心的是他们那种“过来人”所勘破的人生本相。“五四”文化是一种“青年文化”，对于“老者”素来有些不大敬，钱玄同就发过“人过四十，就该枪毙”的怪谈。而无名氏却对这种老者情有独钟，这实则表现出他对人生的看法与时代流行的“青年杀父文化”已有很大的差异。在老者那里人生已不是所要求得到的结果或追求的目标，而是所已经历的过程。“结果”需由现实来证明，而“过程”只须自己来回味。注重“结果”的是“英雄”，是“强人”，他们征服、宰制现实，让现实来证明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以权力、金钱、成就：声名等来衡量的；而“过程”论者则不需要这一切，看轻这一切，从世俗之累，情欲之累中挣扎出来，而求得一种“无执”的心灵的平静，物我合一的平静。所以这个引子对于整个小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叙述基调，使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又成为一个觉解人生的故事。
（2）、《北》和《塔》写的都是爱情悲剧，这种爱情悲剧不同于主流文学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而不是一种着力挖掘悲剧产生的社会因素的“社会悲剧”（这是主导文学中的主要悲剧类型）。无名氏所写的悲剧的造成来自于一种神秘的阻力，它不是人力能与之抗衡的。虽然无名氏先后四次对《北》进行修改，每一次都加强了一些造成悲剧的社会性因素，但仍没有改变它作为一个命运悲剧的特质。小说的素材来自于无名氏的朋友、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的一次情感经历，但经过了无名氏的加工改造，这个故事就带有了独特的无名氏色彩。它是在一种浓重的人生悲怆感的氛围中来讲述这个故事的。这种人生悲怆感来自于一种历经命运的捉弄，意识到人生的难以圆全、难以完满，因而产生的一种“天凉好个秋”的悲凉、无奈情绪。小说女主人公奥蕾利亚在他们生离死别时所写的诗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情绪：“一个冻死的尸体躺在风雪中，/一个孩子经过时，/他大声哭泣。/一个冻死的尸体躺在风雪中，/一个青年经过时，/他悄悄流着泪。/一个冻死的尸体躺在风雪中，/一个中年人经过时，/他皱皱眉头。/一个冻死的尸体躺在风雪中，/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经过时，/他微笑着。/一个冻死的尸体躺在风雪中，/一个白须白发的人经过时，/他望也不望地走过去了。”这种超离了怨天尤人情感之后的平静，正是这篇小说叙述的基调。
与其时代常见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表现的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命题不同，吸引无名氏则是爱情的自身神奇性。小说中的男主人林之爱上奥蕾利娅首先是震惊于她惊人的美貌，无名氏用诗的语言极力描述了女主人公的美貌。无名氏是一位对这种女性的容貌美情有独钟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他不顾及人们对他可能有的“重貌不重人”的指责、因为在这种对于容貌美的关注的背后，还有他的一整套的“哲学”的，这种哲学没有现成的名字，姑且称之为无名氏的“胴体现象学”。在这种“现象学”看来，人的肉体是一种符号，一种“浸透了宇宙和星球意味的符号”，它并不是对本质的遮盖，恰恰自身就反映着本质。这就与“相面术”的思维方式有些相似的，但它关心的不是相貌上表现出的人的福祸寿天的征兆，而是人的天性、灵魂，一种对于人性的非理性的直观把握。他从外貌上就可以看出女主人公是一个至性至情的女子，一个具有极大的“灵魂深度和情感强度”的女子。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原初印象，爱情就难以发生。在此之后吸引他的才是女主人公的智慧、情愫、气质、格调等等。林和奥蕾利娅的爱情是在现实背景下发生的，有它的社会性的因素。这些社会性因素阻碍着他们的爱情，但正是这种阻碍却产生出一场置之绝地而后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无名氏着力表现的也正是这种爱情的神秘性、盲目性、超社会性，使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的特性。小说中的林是一位韩国人，亡国之后流浪到中国，参加了马占山将军的抗日义勇军，与中韩共同的敌人日军作战。但由于敌我悬殊，东北抗日义勇军节节失利，不得不流亡苏联。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流亡之中，林的心境自然是可以预料的：“只觉得是前途茫茫，自己好似一个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正在向法场前进，随着每一天过去，我离法场更近了，而那个死刑，就是接近疯狂的绝望，成者就是疾病或死亡。”饱尝亡国之痛的林，本希望凭着中韩的共同努力，完成韩国的民族革命，而现在连中国的民族革命都遭受到了这样沉重的打击，韩国的独立革命也就无从说起。身处异国他乡，又逢乱世，失路之人的心境自然是悲苦的、寂寞的。林在初识奥蕾利娅时，不无一种轻浮、游戏的动机，无非是想借此驱走身在异乡的寂寞。这从他在那个著名的“误会”中的表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明知奥蕾利娅认错了人，故意往前跑，引诱奥蕾利娅上钩。待到奥蕾利娅追上时，又将计就计，搂住奥蕾利娅长吻。待到奥蕾利娅发现认错了人，又油嘴滑舌地巧辩。说明这位行伍出身的“林上校”，并不是我们在一般言情小说中所见到的那种纯情少年，而是一位风流倜傥、江湖气十足的军官。卜乃夫曾说过他是曾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李范奭将军为数不少的风流韵事的，这种欣赏态度在小说中也时有表现。这表现在林与奥蕾利娅初交时所动用的心计、权谋、手段。他是以“爱情角逐中的强者”的形象出现的，这在纯情派看来难免有“玩弄女性”之嫌。但林对爱情的态度仍然应该说是严肃真诚的。林在追求奥蕾利娅的过程中心理上不无矛盾和犹疑。“理智上，我极愿这份奇遇赶快终止，双方都不会感到什么不愉快，最多只是怏怏而已。而这点怏怏感，就可以防止这些戏弄假成真。可是感情上，我总狠不下心。我无法摆脱这个女孩子的魔力，只要一天我还在托木斯克，只要一天她不明白表示讨厌我，我就无法永远离开她。人真是个可怜的动物，除非能把自己训练成一块石头，否则就无法不做感情的俘虏。”“未来”对于林来说也是暗淡无光的，它“是一个渺茫的字，我能知道明天、后天。却无法预测明年、后年或十年后”。这种对于“未来”的怀疑，开始使林关注当下的生存：“我们在东北的抗战失败了，中国自己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有余力帮助韩国光复？整个民族前景茫茫，个人还有什么永恒的幸福未来？可是这并不妨碍我追求短暂的幸福的火花。一个人不能想得太远，他只能生活在赤裸裸的现实中。当现实的杜鹃花开遍春天的原野时，我们就该沉醉于它的色香之中。奥蕾利娅正是这样一朵杜鹃花。我绝不能放弃奥蕾利娅的友谊。”
这种看待幸福的务实主义态度就带上了及时行乐、游戏人生的色彩。而他所采取的“于连”式的进攻策略，也使这场爱情一开始就偏离了不识人间烟火的纯真爱情的轨道。但这也正是无名氏的大胆之处，他可以在小说的高潮处来一个逆转，让一切务实的、功利的、个人的考虑隐隐消退，让爱情的强光穿云而出，超越世俗，甚至超越生命来达到它的极致。当与这种爱情遭遇之后，林和奥蕾利娅都已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从于爱的召唤，将自己奉献于爱的祭坛之上，成为爱的牺牲。所以小说最后的结局是一殉情自杀，一虽生犹死，这正点明了爱情的不可抗拒的神秘特性。
如果说《北》所讲述的还是身处时代激流中的韩国革命者的爱情悲剧，《塔》所选中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动荡时代的边缘人、与“时代”气氛极不和谐的唯美主义者。《塔》主要表现的是唯美主义的爱情之梦及其在现实中的坠落。罗圣提是以一种唯美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的：他认为生命里的欢笑与快乐，就是每一刹那的微妙沉醉。他倾心于生命中的那种瞬间的快意和沉醉，人生的目的就在于生命本身，他不是为实现某种预言，完成某种使命来生活的。他注重的是人生的一种当下状态，感性体验。按照克尔凯格尔的说法，它是一种审美主义的人生方式。所谓审美主义就是指直接迎合感官需要的东西。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在于率性任情、及时行乐，他力图把自己的生活转变成艺术，以便得到最大限度的欢乐和最小程度的烦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别人或道义都采取不承担责任的态度，必须为取得及时的欢乐而生活。这种生活固然可以使人得到片刻的满足，但并不能成为最后的满足。一味轻浮地在快乐当中转来转去，他便难以了解生活的真谛，也决不能深入到生活的道德和宗教领域。他只能成为一个飘浮在水面上的浮沤。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自然与严峻的时代极不谐调，但罗圣提预先为自己作了这样的辩解：“也许不少正人君子会认为这种生活观念太虚浮，沾享乐色彩。可是或者他们用岩石性的神经，面对美的感受，或者他们虚伪的掩饰自己的实际享受，或者他们否定现实生活中美的成份，否则他们就无法抹煞这一观念在痛苦的人生中的补偿价值。”罗圣提的唯美主义不是“颓加荡”的醇酒美女，而是追求一种尘世中的灵的享受，他对女人的兴趣，“与其说是生物学的，不如说是美学的，许多男人珍视女人的肉体和官能满足，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甚至是爱情的最高结晶。如果这种理论能圆满成立，那么街头野狗最懂得爱情了。”在罗圣提的眼中，可爱的女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命，他宁愿花开在园里，鸟飞在天上，“不愿看花儿开在我手上，鸟走在我肩上。”他很少带冲动意味地欣赏女子肉体，认为一个女人的形体美，只有和性灵美溶合在一起时，才值得注意。他观赏一个女人的形体，与品鉴希腊雕刻“维纳斯神像”，并无多大区别。他的品评女性的着眼点在于美学情调，基于这种态度，他认为男女关系也是一种美学，一种艺术。男女的接触正象琴手与琴弦，接触得越微妙，越自然，越艺术，发出来的音籁愈动听，愈和谐。这种审美态度实则是一种将万物予以对象化的审视的态度，它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变成了一个唯美的存在，实则是对审美对象的非人化、异化。在这种非功利、超肉欲的审美态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一种对于真正的生活的恐惧和逃避。正如罗圣提在黎薇春情萌动时给她吃镇静剂一样，他要的不是黎薇整个的人，而迷恋的只是由她而产生的美的精神幻象。正由于此，所以这种唯美的爱情与现实相遇时的悲剧性结局是无法避免的。
（3）、《北》和《塔》探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和“时代写作”是迥异其趣的。时代主流文学的人生理想是将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与某种社会目标的实现统一在一起的，所以它的确立是必须建立在对个人异己性因素予以克服的前提下的。而无名氏对于人生意义的探寻方式则是个人性、差异性、回味、体验性的。《北》的最后，林在讲完他的人生故事这样谈到他对人生的感悟：“在生活里面，你常常可以碰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阻力。这种阻力，你年轻时还不显得怎样沉重，有时候只要你咬一咬牙关，摇一摇头，说一个”不“字，它似乎就退开了。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加，额上皱纹加深，它一天一天变得强大起来，到了最后，你连摇头说‘不’的勇气都没有了。不，不是没有勇气了，是没有兴趣。年轻时，你觉得这种摇头是可赞美的，中年后，你感到这是不美的，终于你承认它是一种坚不可拔的存在……愈是认真追求幸福的人，愈不容易得到幸福。倒是并不怎样追求它的人，它却时而在他的身边轻团团转，而且真当幸福在你身边时，你不一定知道，等到你知道了，它常常已消失了。”这与佛教讲的破除“我执”的问题是相通的。“我”刻意的主观的幸福追求与外部世界的非理性的无情冷漠变化无常构成对立。世界并不是为“我”所设置的，相反我为世界所造就和播弄。所以，“幸福”只能求之于内，而难以求之于外。并且“幸福”追求本身就接近虚妄，《百喻经》中说：“诸佛说言：三界无安，皆是火宅；凡夫倒惑，横生乐想。”如“幸福”者，“求时甚苦，既获得已，守护亦苦；后还失之，忧念复苦。于三时中，都无有乐。”何“幸福”之有？周作人说：人间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它可以揭示人眼上的鳞，让人看到历史和人性中层叠游积的黑暗；那么人间“最残酷”的信仰当属宗教，它让沉溺于浪漫的恋人和陶醉于事功的英雄都意识到自己所迷执者的虚妄，从“万有皆幻”的角度去体验一下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来觉解人生。无名氏说，“解脱者也能欣赏尘世一切……他所要享受的，只是它们的刹那，而不是它们的永久……只有站在”永生“的观点，才能极透彻的了解刹那的美。”这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尘世中的“永久”就是刹那间的体验和感受，一种偶在的生命个体突破自身与“神性”、“永恒”合而为一的瞬间感受。
《塔》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唯美信仰与道德理性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内在的心灵的冲突。《塔》写爱情仍带有一种男女斗法的味道。“我”以高傲对高傲，以无为达至无不为。“我”的恋爱观是我会把生命交给一个女子，而丝毫不想取得什么，甚至她的一言一笑。而这种“伪高尚”的态度对黎薇则极不公平，她成了我的这种唯美的恋爱观的牺牲品，她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爱情的。相对于男主角罗圣提，黎薇在爱情上表现得更为热情和勇敢。这位高傲的女子不爱人则已，一旦爱上，便如火山爆发一样强烈。她把记录内心情感的四册日记送给罗圣提看，等于向他直接表白爱情。两人泛舟玄武湖时，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黎薇用最深情、最缠绵的声音向罗表达了她炽热的爱情。但罗愿意接受这种爱，却不敢承受这种爱所带来的风险和责任。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他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经济收入，他不愿毁掉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要反问自己有什么权利、资格接受黎薇的牺牲？为什么自己不能为家庭、为社会、为传统、为黎薇的前途来牺牲自己？一位生活中的唯美主义者一触及现实问题，就遇到了道德上的阻碍，使爱和美与道德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困境他寻不出两全之策，最后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占了上风，他一手按排了黎薇的恋爱、婚姻，想给黎薇找到幸福，反而酿成黎薇的生活悲剧。于此他也就触及到了现代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美与善的冲突和分离，而不是统一，才是生活中的常态。作为一个既要爱美、也要求善的人，他无法不陷入一种自我分裂之境。
罗始终徘徊于这种两难之间，当他得知黎薇的不幸，不远万里来到偏远的西康，想来弥补自己的过失时，黎已经变得痴呆、衰老，两鬓斑白，完全不是罗圣提心中的那个“美”的化身了。罗圣提眼前的黎薇已是热情燃净后的残骸和灰烬，他感到“这里并没有我的薇，所有的只是一座坟墓，一个黑暗深渊。它们正在开始吞噬我。我再留下去，会发疯的……我的心灵状态，从未准备过这样一种奇异的变形。我也不想接受这种变形。我只有离开她，马上离开她。”罗圣提面对前后绝对判若两人的黎薇，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只好逃走。但逃走后的罗圣提并没能摆脱掉黎薇的阴影，爱与美的幻灭使他万念皆灰，心似枯井。而追求“道德完善”又似乎是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他深刻感受到了爱与美和道德理性之间存在的势如水火两难处境。（无名氏曾提到纪德的《地粮》，并受其影响，不知他读没读到纪德的《窄门》和《背德者》，这两篇小说都是表现人的感性生命与道德理性的冲突的。）
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处理这种爱情悲剧式的态度不同，无名氏并没有一边倒地认同爱情至上、个人自由的启蒙主义的解决方式，而是深刻感受到了爱与美和道德理性之间存在的势如水火两难处境。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不仅“爱情”是一种应该肯定的价值，“道德完善”也同样是一种应该肯定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是像五四人那样可以以简单的“新旧冲突”化解掉的，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对美和善的两难性的正视，所以主人公不相信对这种根本性的人生困境会有某种两全其美、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对于调和两者之间矛盾的绝望最终使他接近了宗教、讲道德的人是凭知识、理性去谈论“善恶”，而信宗教的人则根据“实在”“幻相”去把握人生、世界，从而放弃自我，达到与宇宙自然的合而为一的。罗圣提“变卖了一切，隐逸华山，准备把残缺的生命交给大自然。我本来自大自然，此刻再交还它，实在千该万该。也只有在它身边，我才能获得一点慰藉。”在以道德态度来生存，仍无法解决人生的痛苦和矛盾时，他走向了宗教。对于罗圣提的这种选择，小说的叙述者表现出的是遗憾和叹息，他不见得赞同罗圣提的选择，但对罗圣提所遭遇的人生困境，却给与了充分的了解之同情。
对于《北》和《塔》，虽然是在读者中造成了极大的反响，但当时的文坛却对此表现出了漠视和批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批评界认为这类小说“格调不高”，小说中林上校一开始对女性的态度不太严肃甚至有“玩弄女性”的倾向。这是因为《北》中的主人公不是以往爱情小说中常见的纯情少年形象，而是一位风流倜傥、久历情场的“旧军官”，他所固有的“江湖气”和民间性，与主导文学的严肃的人生态度和精英文化属性就是不相容的。像罗圣提之类的优雅闲适、浪漫唯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为这个严峻的时代所侧目、贬斥的对象。所以无名氏小说的这种“非严肃性”、“不进步性”和“罗曼蒂克倾向”使它严重偏离了政治对文学的时代要求，注定会受到来自“进步”和“反动”两个文化阵营的共同排斥。其次，时代文坛主要担忧的还是这种小说偏离现实的浪漫倾向，会冲淡时代的主题——“抗战”和“求民主的呼声”。无名氏也不满于《北》和《塔》，而推重他后来写的《无名书》六卷。这是因为，他并不以回到以《红楼梦》等为代表的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普遍出现过的“情幻小说模式”为满足，他并不完全认同小说中主人公的人生态度、人生选择，他的人生和艺术的探索意向在《北》和《塔》中也没有得到充分表现。这两篇小说都是假当事人笔记形式来叙述的，小说中只有一种主要的声音，所以有一种作家被叙述人牵着走的倾向。这在他的《无名书》中，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超越了《北》和《塔》时期的浪漫、唯美倾向，与“时代”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他从个人性的文化立场出发，对于“时代”的独特担当和探寻人生真谛的心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