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借此人,共康时政也。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很有特色,他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房玄龄、杜如晦,他们不善于处理杂务,但却通经史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使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明于断案,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结果他办事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而对于魏徴,更是知其性,而用其所长。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徴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参与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唐太宗在用人上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这充分反映了唐太宗的智慧和管理能力。他对于自己大臣的所长所短,了如指掌。如评马周:“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我,实在可以借助他。共同使国家政局康宁。”
评价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这个人善于避免嫌疑,反应敏捷迅速,但是对于领军打仗的事,却不是他所擅长的。”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法。
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唐太宗在用人上是非常值得后人借鉴的,他知人善任,在人才的使用上,他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无完人 ,所以高明的管理者会用人所长。而那些求全责备的君主往往都无法治理好国家。现代的管理者在用人上,更要懂得用人之道,绝不要用人之短,对人求全责备。
管理者最重要的能力即是如何选人、用人,一个好的管理者看人的眼光一定要准,更要“亲贤臣,远小人”,使组织形成强大的核心凝聚力。不仅要善于识人,用人,更要懂得如何让这些能人为自己所用。
如,北京A家具厂的黄总就善于用人。黄总是这家家具厂总部招聘来的第二任分厂总经理。他是总部从一个食品企业挖来的,对家具行业一窍不通,营销方面也没什么建树,但黄总在充分了解员工的所长后,知道哪个员工适合做哪些事,就大胆授权,生产工作交由厂长全权负责,而市场方面则充分放权给市场部。黄总很少亲自做事情,都是把事情交给下属去做,指令交代得十分清楚,并且有明确的考核标准与对应的奖惩机制,每件事情的结果都要过问,做得好的马上予以肯定,并且都有奖励,不是物质奖励就是口头鼓励。做不好也是鼓励为主,而第二次或第三次依然做不好,黄总就开始考虑裁人了。相反,对做事的过程并不太关心,对员工充分放权,市场运作、谈判及生产中给员工灵活弹性空间非常大。黄总善于提出各种问题,引导大家发表意见,这种方式使员工的投入度大大提高。也使厂里的效益很快提高了。
这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例子,黄总的聪明之处在于知人善任,大胆放权。管理者要识人,用人,并且能让这些人为自己所用,识人要鉴别出哪些是人才,适合组织机构的需要,而后把这些人放到最恰当的岗位,最后使其为自己所用。“用人”和“使人为自己所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善于用人是你把适合的人放到了适合的岗位上,而“使其为自己所用”则是如何使这个人全力地去工作并发挥出全部的能力。要使员工全力的工作,规范的制度与恰当的奖励很重要,西方世界冰冷的管理方式虽然具有科学性,但在中国却并不适用,应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管理模式。
在这方面上,唐太宗可谓是用人之高手。哪些人适合做哪些事,他心里非常清楚。魏徵可称得上是贞观时期的奇才,魏徵之奇主要表现在他敢于向皇帝说真话——谏诤。进谏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很特别的一项制度。国家设置了一批谏臣,其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称“言官”。朝廷做出决策,必须先听他们的意见,其他官员如果先谏官而言事,被视为举事不当。魏徵向太宗进谏,前后200多条。魏徵不仅在唐初休养生息、注重教化的国策上提出多条建议,而且在完善郡县制度的政治方针施行上,也提出正确的见解;在许多生活细节上,也给太宗以很好的规谏。特别要提到的是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几乎条条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告诫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约束自己。魏徵总是言人之所难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后总能做出妥协,克制自己的脾气与欲望,从而成就了求谏纳谏的佳话。太宗说:“(魏徵)随时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
太宗何其幸,遇魏徵。当然,也是魏徵之幸,遇明主。而管理者,领导的核心是给员工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我价值并得到认可的舞台。即一个管理者先选对了人,而后让其做最适合做的事,再给其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