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里德还活着的时候，拜茨就不得不退职了。他相对有限的影响只局限于即将成立的基金会，阿尔弗里德的工业资本应该转变成基金会资本，银行的命令和康采恩的形势已经彻底削弱了拜茨作为财产所有人全权总代理的权力。现在，康采恩里的行动原则转到了摄政王贡特·福格桑的手里。
福格桑是拜茨自己推荐给阿尔弗里德的，如果拜茨这样想会多大程度地安慰自己，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多年来，他一直都有机会，最确切地了解精力充沛、有权威的福格桑。
是他自己在1954年把他当作他的“少壮职工”之一弄进康采恩来的，福格桑担任主任审核员。福格桑做得很好，一直升到克虏伯属下的波鸿协会财务经理。他雄心勃勃地坚持自己的要求，想在克虏伯再上一级。他的目标是董事会财务主管。但拜茨没有下定决心任用他，结果福格桑去了曼纳斯曼。后来，拜茨自己认为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
通过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推测，拜茨当时就觉着，福格桑是他的竞争对手，他必须要认真对待。他不想给自己制造麻烦。
无论如何，拜茨对贡特·福格桑的专业能力毫不怀疑，因为他对福格桑的能力评价如此之高，以至于他向阿尔弗里德推荐福格桑担任全权总代理，以应付他(拜茨)在大量国外旅行时的突发事件。但拜茨当然只想到了那样的紧急情况，并没有想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现在，福格桑搬进了克虏伯的主管理大楼，临时公开身份还是一个顾问，直到康采恩转变过程中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步骤完成。但现在能与银行谈上话的是他，而不是拜茨，现在银行才是克虏伯真正的上司。只过了几个月，摄政王甚至搬进了贝托尔特·拜茨的办公室，而拜茨只有拆了自己在管理大楼里的帐篷，挪进了威拉山庄。
他的豪华放逐地是威拉山庄以前的客房里，但等于被放逐到了沙漠里，至少拜茨肯定会这样想的。他位于权力的中心，已经习惯了工作的繁忙，习惯于永不停息的信息流，习惯了那些依赖他的决定的人的颤抖，现在，他知道了什么是寂寞的感觉。这不是统治者的寂寞，而是一个被驱逐者、被流放到沙漠里的人的寂寞。他被流放了。
对他最严重的是，信息流被中断了。克虏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他却知之甚少。单单那些忠实的搬弄是非的人无法代替直接的消息，他对这直接的消息已经太习惯了。今天的拜茨对信息有永不满足的兴趣，他对人有极大的不信任，他怀疑这些人没有给他足够的信息。所有这些也许就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他被逼得无事可做，这是很严重的，更严重的是他受到的小小的侮辱，他感觉最明显的是，他的下滑是这样迅速。
房子里很安静，没有电话铃响。甚至他忠实的女秘书的办公桌也整理得非常整洁。当她有一天拿起电话，给克虏伯的车辆处打电话，请求他们派车接一位稀有的客人时，她不得不经历，“对不起，很遗憾，眼前没有车可供拜茨先生用。”贝贝就坐在旁边。他眼前似乎看到了一大批人，他们为他的失败而高兴，他似乎听到了那些昨日朋友令人生气的话：
“现在，他已经倒在地上了，现在他跌倒了，死了。”他内心里感到极其愤怒，又非常失望。但他也有了坚强的意志，他要战斗，要惩罚那些撒谎的敌人。他要重新掌握权力，要比以前更强大，更有权力。其间，为了打发他的清闲时间，他为建立计划中的基金会做准备工作，制定计划，设计战略。龙休息了，但没有沉睡。
拜茨在公众中的形象的确到了最低点。曼纳斯曼监事会主席威廉·仓根与他的财务经理握手道别时，开玩笑说：“福格桑，您安心地去克虏伯吧，这个店最近几年经营得太差了，您根本不会做错什么了。”福格桑没有做任何错事。带着极敏锐的观察力，他非常小心地处理问题。这些问题很大。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叫作弗里德里希·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在宣布该公司开始时的资产负债表时，福格桑确认，克虏伯只有自有资本5亿马克，虽然阿尔弗里德4月份还以为有10亿马克。他认为，他的任务是，要将资产数升到5.5亿马克，以便从联邦、州和银行提供的信贷或者担保中解脱出来。他必须采取不太受欢迎的措施，卖掉一些公司或停业整顿，增加自有资本，引进新的组织，特别是赢得管理人员。“福格桑没有阴’谋诡计”，一个当时的经理克劳斯·戈特说。“您是来这里工作的，不是为了要阻止其他人锯你们的椅子腿，这些留给我来做吧。”福格桑请他来克虏伯任职时，这样向他保证。他遵守他的诺言。一个克虏伯人知道拜茨时代是另外一回事。尽管如此，他仍然试图在新的董事会主席那里给一位同事抹黑。“您请坐，”福格桑要求他，然后抓起电话，将受攻击者叫来与之交谈。这件事当然迅速传遍了康采恩，并大大减轻了工作。
拜茨与福格桑的工作作风迥然不同。拜茨坚信口头报告，如果能避免，他就拒绝读文件，坚信瞬间的好机会，坚信直觉和他的经验。福格桑则总是计划周密，讲究战略决策，每一步都考虑周全，特别是，他是一个工人们可以信任的人，对他们来说，福格桑的反映是可以预计的。因此，他能够组织出一个由新老克虏伯人组成的班子，这个班子很有权威，而且支持他。“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尽快摆脱对银行的依赖性。每一个决定不管有多小，必须得到您们的批准，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是最好的集体。”戈特这样说，他今天是曼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们的确成功了。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康采恩就有了支付能力。只用了3年时间，克虏伯就又赢利了。福格桑就骄傲地宣布：
“现在，我们已经不会再因为一个弱点，即无法支付，而拒绝一桩生意。”联邦担保的提供要价如此之高，而克虏伯只用了其中的1.64亿马克。最后需要联邦担保框架条件的只是这么一点钱，纳税人的收人并没有减少一个马克，这真是命运的嘲弄，也说明，1967年根本不必走到那一步。
福格桑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他缩小了康采恩的规模，整顿了康采恩，从亏损中走了出来。克虏伯又赢利了，克虏伯的未来似乎已经有了保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是他的成功为福格桑本人挖了坟墓，因为这时候有个人又从下沉中走了出来，他代表着所有者的权力，并且非常迫切地要抓住权力，这个人就是贝托尔特·拜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