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部长席勒感觉非常得心应手。他站在电视摄影机前，精神抖擞，充满自信，从外表上看，他的确是70年代雅皮士的典型例子。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点遗憾的痕迹，他很洋洋得意地宣布了诏书，其实是一份宣判书。它也就像一份判决书一样宣布的。
我们大家都坐在电视机屏幕前，只有阿尔弗里德不在。
他已经远离了这个轰动场面和媒体，他去了他的马拉开什，呆他在那里的房子里。在他的眼前，有另一份判决书的宣告，有另一种媒体的喧闹，和另一个法庭。当时人们强迫他必须在场，而现在至少不是那么回事。这一次他有他的代表，他的全权总代理贝托尔特·拜茨，拜茨应该代替阿尔弗里德喝下失败的苦酒。但人们要让他感觉到失败。
摄影机和麦克风指向部长和马蹄状的桌子，桌子旁坐着经济部的官员和银行的代表们。没有给拜茨留着空座位，他自己用手搬了一把椅子，把椅子放在两位最重要的银行家旁边，他们是德意志银行的阿波斯，德累斯顿银行的克吕格。看着记者们幸灾乐祸的眼光，他开玩笑说：“我们很谦逊。”，然后坐了下来。这是他从阿尔弗里德那里学来的，当昨日沐浴阳光的男孩站在雨中的时候，也要表现出风度。
当席勒宣布协议和他的条件时，几百万联邦公民都感觉到，他的声音很冰冷。
“联邦政府为克虏伯公司提供超过3亿马克的经济担保，以保证其支付出口业务。银行又给了克虏伯公司1亿马克的出口贷款，他们最后终于同意了，并有义务，到明年12月31日之前，不得修改克虏伯的最高信贷指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直到今天，客户都可以在解释栏里读到，如果客户不能付清某一笔贷款，银行会将其所有贷款指数取消。)
除了4亿马克之外，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也承担了150万马克的经济担保，以保障克虏伯的欧洲美元支付义务。
为此，克虏伯必须：
“到今年4月15日(只在短短的4周之内)，成立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一个股份公司监事会的权力与义务，采取广泛的合理化整顿措施和紧缩措施，立即着手准备，到明年年底，将康采恩转变成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通过一个基金会。”但有一点这里并没有宣布，而通过之前签定的协议，所有在场的人都了解：在计划成立的弗里德里希·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中，克虏伯和拜茨这两个人不是董事会成员。作为即将成立的公益性基金会会长，阿尔弗里德可以行使其所有者的权力，或者如果他愿意，是由他的全权总代表贝托尔特·拜茨来行使这个权力。就这些。
幸灾乐祸的波涛并没有伤害到阿尔弗里德，而都指向了拜茨。他在得意之时树了不少敌人，就象许多人集邮一样。现在，在失意之时，他们就从所有的洞里钻了出来，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仁慈，就如他也不懂得仁慈一样。“但我也有朋友”，这个被挤到角落里的人试图说服自己和其他人。问他的朋友叫什么，他只想起两个人名：马科斯。格伦帝希和马科斯·施麦林。
但有一个人对他很忠诚，他比所有其他的人对他都更重要。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不允许对他与拜茨的关系产生任何怀疑。贝贝是而且仍然是阿尔弗里德的全权总代理，尽管拜茨的形象和权力有所削弱，但他在与阿尔弗里德的关系中仍然与以前一样强大。在拜茨的一生中，他本来不会成为任何人忠实的朋友，但他高举阿尔弗里德的大旗。
“他对我的信任比任何一篇报纸文章都要重要的多”他说。
既使就是在这些文章中，谈到许多被错误理解的“万分忠诚”，但这一点也是对的，忠实于自己总不是一个坏品质。
为躲避由卡尔·席勒鼓动起来的新闻闹市，阿尔弗里德孑然一身去了非洲。当又一个庆祝日一天天临近时，他并不感到心情沉重。这次庆典是多年以后第一次又在威拉山庄的上层大厅里举行。4月1日，他最后一次望着他的克虏伯人的眼睛。他们又一次井然有序地坐在那里，他们又一次看着坐在他们对面的那个瘦削、昏暗的人影。他们看着他已经变得雪白的头发，他凌角分明的苍老的脸庞，当他向他们宣布他们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时，他们听到了他文雅的声音：他将把他在克虏伯的财产变成一个公益性的基金会，与公司分开。他象告别似的又一次强调：“在我的家族和我们公司的历史上，财产对社会福利责任有重要意义”，这触及到了他的痛处。他总是将承担社会责任看得比追求利润更重要，这最终成了他失败的原因。他们所有坐在那里的人，都感觉到这一时刻的悲剧，感觉到一个人痛苦的打击，他要做的这些，他本来要作为他生命的辉煌，现在在这种条件下，他却不得不执行，这种情况至少有双重意义。但是，我可以肯定，所有在座的克虏伯人都不会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也没有人会乐意看到阿尔弗里德如此的下场，因为克虏伯人了解他。
这次庆典是阿尔弗里德最后一次作为克虏伯出现在公共场合。没有人会知道这些，阿尔弗里德也不知道。但1967年4月1日刮了一丝历史的微风。许多人都感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