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行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做了完美的计划。在德意志银行带领下，所有克虏伯康采恩的信贷银行都参与了此事。这一后果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这些银行对克虏伯的管理失去了信任。当然还有其他的客观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克虏伯自有资本基础过差，克虏伯出口比例很高，这些出口需要长期融资。康采恩债台高筑；每年要偿付的利息很高，而且他们担心，联邦银行的严格政策会影响康采恩(联邦银行刚刚将其贴现率提高到了5％)。
但真正根本的一点是，银行家们对克虏伯康采恩领导缺少信任。克虏伯领导没有给银行家们足够的信息，银行家们对克虏伯的了解，不是通过实际信息，而只能通过全权总代理对外所做的讲话，他的讲话水分又太多。但如果有实际信息，一些生意是可以弥补的。无论如何，萧条本身就使人完全有理由猜测到，克虏伯与许多其他公司一样会有流动资金问题。财务经理泽格无法与那些信贷银行建立起必要的信任关系。在他刚开始任职于克虏伯时，他取消了有利可图的提供贷款佣金，这惹恼了他们，现在他们让他一笔付清。在银行眼里，他过分明显地依赖于他的上司贝托尔特·拜茨及其不可预见的活动，而拜茨在银行界原来就没有几个朋友，银行界认为他是无法预见的，在银行家们眼里，这一特点是不能原谅的。
但是还有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康采恩的唯一所有者。
赫尔曼·约瑟夫。阿波斯，德意志银行发言人，直到今天他还声称，他与阿尔弗里德的关系是友好的。也就是说，可以设想，他曾经努力通过与阿尔弗里德的私人会谈找到一个方法，可以避免突然袭击。显然他没有成功。是阿尔弗里德已经太累了，太老了，太病了，以至于无法让他短时间里做出决定？还是他根本无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危险？我们不知道。也许是他太信任贝托尔特·拜茨了，他应该是帮助他这个技术人员的商人。也许他不能想象，有贝贝这样的顾问，他不会发生这样根本性的商人错误：他计划，要成立基金会并建立康采恩的新秩序，但这个计划实施的时间却不是由他决定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会深深地伤害他的自尊心。也许银行家要求他，与贝贝分开或者对他的大权加以限制，但他不愿意满足这个要求。他可能还有许多原因，总之，他没有找到一条体面而平坦的道路，以便能够从悲惨状况中解脱出来。与他现在必须要走的这条路相比，那条路肯定是阿波斯更愿意走的。
导火线发生在1966年12月1日，地点在法兰克福出口信贷公司并不引人注目的办公室里。克虏伯提出了增大其出口信贷的申请，但出口信贷公司理事会拒绝了。他们希望，克虏伯申请增加的贷款要有其信贷银行的担保，这种解释与平时一惯条件相矛盾。这些先生们一般都身穿银行家蓝色西服，他们中有一位先生无法相信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事情：“我回到家，像头被猛击了一下，我对太太说：‘他们今天对克虏伯什么都做了！克虏伯！我坐在那儿，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曾经经历过，银行家们争相给克虏伯贷款。谁成功了，就以此为荣，而现在……不，我不能相信。”他，这位职业财务专家立即就明白了，这个决定会给康采恩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个决定一开始在新闻界并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可以肯定，这一点德意志银行也是很清楚的，它与其他53家德国银行是出口信贷公司的股东。
出口信贷公司的任务曾经是，现在也是这样：利用联邦银行的资金，帮助德国经济支付其出口业务。如果出口业务采用长期支付形式，那么一般情况下，其融资方式是，70％由出口信贷公司支付，其余的30％通过供货商自己的信贷银行来提供。克虏伯已经深深陷进出口信贷公司的钱罐里了，这是贝贝追求向东方集团国家出口的结果。出口信贷公司共有18亿马克的资金，单克虏伯就获得了3.6亿马克。现在，德意志银行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在继续扩大信贷资金之前，克虏伯必须要将其财务理顺，如果不是自愿地，那么就要强制性地。出口信贷公司将出钱的水管关上了。
在克虏伯，财务经理为此很感羞耻。但贝贝很潇洒地看待这件事。直到今天，他都称这件事情只是“企业事故”。
有关克虏伯的事，对外至少一开始没有发生什么。但可以肯定，在克虏伯内部反而会发生更多的事。但又过去了将近2个月，经济部长卡尔·席勒才得悉，克虏伯发生了危险的流动资金梗塞问题。他大约并不是从贝托尔特·拜茨那里听说的。拜茨去潜水了，他并没有主动请求联邦政府的帮助。不，是克虏伯的信贷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监事会主席，在一次招待会上悄悄地很得体地向席勒透露了几句警报。
在这期间，克虏伯在外的形象一切如常。当然，贝托尔特·拜茨不会让这件事影响到他，他依旧应邀参加了罗马尼亚外长马纳思库的招待会。波恩哥德斯堡的城堡上飘扬着国旗，它的骑士大厅灯火辉煌。客人们情绪高昂，他们谈笑风生地步人大厅。这群穿着讲究的客人们微笑着，大厅里熙熙攘攘。在他们中间，拜茨潇洒自如地穿梭。他品尝着、享受着作为部长私人熟人的优越地位。当其他尊贵的客人站在四周的瞬间，卡尔·席勒将拜茨拉到一边，向他提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现在克虏伯有流动资金问题，这是不是真的？”这里，到处都是急匆匆的侍者，为保持平衡，他们将鸡尾酒小点心盘高举过头顶。大家都在与波恩知名人士进行个人谈话，许多人都想参加这种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拜茨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并第一次发表他的挚言。
从现在开始，事情就不再听任他操纵了。他非常辛酸地抱怨道：“我们被人轧过去了。”这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呢？无论如何，他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财富》杂志援引一位参与此事的银行家的话：“克虏伯和拜茨已经错过了这趟车，现在银行要接管领导权了。”于是事情就发生了。
开始是政治家们上场的时间。在克虏伯公司历史上，其命运总是与各时代的政府相联系的。联邦经济部长席勒利用时机，给联邦银行施加压力。作为平衡这压力的杠杆，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布莱辛于1月13日给联邦政府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克虏伯康采恩应付的利息已经平了历史纪录，他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他希望，克虏伯康采恩能获得公共帮助。可以肯定，这封信在发出之前与其他银行协商过了，但对布莱辛来说，这封信首先是射出了一发子弹，它会继续往后发展。因为，在联邦银行一次中央理事会会议上，通过引用这封信中的一句话，卡尔·席勒成功地使贴现率降低到4％，这比使克虏伯陷入困境的贴现率整整少了1个百分点。无论如何，克虏伯现在也不再利用这一点了。“克虏伯贴现率”他这样称，已经无法阻止事态的继续发展了。
自从席勒与拜茨在招待会上谈过以后，经济部的人们从阿尔弗里德那里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拜茨在这段时间无人提及。因为阿尔弗里德不去波恩，所以席勒只有去埃森。
1967年2月21日，席勒向他通知了联邦政府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联邦政府乐意帮助克虏伯，解决其流动资金漏洞问题：公司必须立即转变成一个股份公司，削除全权总代理的无限影响力。阿尔弗里德单独接待了他，他的姿态一定无可指摘，变成石头的脸上是模糊的双眼。最后，他同意了，轻声地但有礼貌地。以席勒的话讲：“他并不感到幸福，但被说服了。”阿尔弗里德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时日不多了。还有不到两周时间，就有一批贷款到期需偿还了，如果不超过3亿马克信贷大关，克虏伯就不能付息。只有联邦政府为这笔钱担保，银行才肯同意克虏伯获得超过3亿马克的贷款。
联邦政府提供担保的条件是在同一天通知贝托尔特·拜茨和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时间是一样的，但地点不同。在波恩经济部会议室里，拜茨和他的随行人员得知，联邦政府要为克虏伯提供担保，以便克虏伯可以获得超过3亿马克的信贷，他们得知了这一担保的价格。这场景象是在法庭。
气氛僵住了。没有人再谈话，这里在进行判决。在此期间，席勒已经获得阿尔弗里德的同意，从埃森返了回来。他提出，即使联邦只为克虏伯的3亿马克提供担保，但信贷数额可以增加到4亿马克。可是，原本他与拜茨之间滔滔不绝的谈话现在消失了。银行一开始表示拒绝，希望再举行一次会谈，并希望给他们考虑的时间。拜茨和他的先生们提出要返回，他们垂头丧气，满心辛酸。
并不是只有他们有这样的感觉。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人和克虏伯家人都问，到底为什么，特别是联邦政府为什么会提出如此强硬的条件呢？因为，从根本上讲，克虏伯并没有死，而只是病了。重新整顿康采恩，并且彻底整顿，仅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怎么能足够呢？憎恨与激动出现了，这并非完全基于客观原因。尽管康采恩不再是联邦政府的头号企业，但它也是第九大企业。其年营业额高达63亿马克，职工人数遇10万人，它是不能被放弃的。
此外，每一个研究过克虏伯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如何，这并不是克虏伯第一次依赖德国政府的帮助。从第一代到第五代克虏伯，克虏伯公司的命运都与德国历史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每一代都至少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出现，即克虏伯必须需要德国政府的帮助。每一次德国政府都帮助克虏伯，也并没有忽视一个谨慎商人的行为准则，总是要求并保持安全保险，但他们从来没有利用克虏伯的这种状况，来根本改变克虏伯，直到今天这一时刻。现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否与社会民主党在战后首次作为大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在联邦政府执政有关呢？他们是否认为阿尔弗里德是不受人欢迎的企业家、资本家呢？他们想立个典型吗？但恰恰阿尔弗里德对这一角色却是完全不合适的。当然任何人都不会说《明镜》周刊是右倾的，当时它写道：“与资本主义的生活原则相比，阿尔弗里德·克虏伯觉着自己对克虏伯人的幸福和克虏伯传统更有义务。在克虏伯，对公司的忠诚始终位于纯粹的追求利润之上。17，000名克虏伯人每年每人从公司帐户中获得至多1，200马克，作为其退休金的奖金。1965年，该公司自愿支付了1.17亿马克的社会福利基金。”将克虏伯转变成一个股份公司原本是不必施加强大压力的。阿尔弗里德已经认识到这一步的必要性，他本来要这样做。现在剩下的是拜茨。将阿尔弗里德与拜茨分开，或者只将拜茨与权力分开，这实际上是阿尔弗里德所不情愿的，他是被迫的，现在这也如此发生了。
所有这些当然都只是推测。事实是，联邦政府帮助克虏伯度过了难关。但还有一个事实，否则德国帮助克虏伯会导致其他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