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冒效鲁诗案
――兼论《围城》人物董斜川及其他
公元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游学欧洲”的钱书（字默存，虢槐聚）、杨绛（原名季康）夫妇，抱着小女钱瑗，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这时，原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冒效鲁（原名景？，字孝鲁、效鲁，以字行，号叔子），与妻贺翘华，携子女，由莫斯科取道欧洲回国。“在法国马赛舟中”，钱、冒相识。
冒效鲁生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钱书生于1910年（宣统二年）。相识时，冒三十岁，钱二十九岁（皆按中国传统虚龄计算）。两位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目空一切的青年诗人，气味相投，一见如故，唱和从此开始。
冒效鲁《马赛归舟与钱默存论诗次其见赠韵赋柬两首》略云：“邂逅得钱生，芥吸真气类。行穿万马群，顾视不我弃。谓一代豪贤，实罕工此事。言诗有高学，造境出新意。滔滔众流中，盍？异军帜。”“云龙偶相从，联吟吐幽思。苦豪离异撰，狂狷或相类。登高试一呼，响应万邦帜。舍我其谁欤？孟言愿深味。”钱书原唱，因系少作，未收入《槐聚诗存》，从冒诗略见二人在舟中初逢论诗的情景。高谈阔论的内容，不同见解的争辩，下面有专题介绍，这里先说一说二人初逢论诗就感到“狂狷或相类”。
恃才而狂，是钱、冒共同特点之一。李宣龚（字拔可，号墨巢、观槿）《硕果亭诗》卷下（己卯）《喜书孝鲁见过》云：“大难二妙能相访，令我犹生八九狂。”冒效鲁《次答墨巢丈喜余偕默存见过》云：“倒屐已叨宽礼数，却愁无药可医狂。”诗坛前辈赞赏钱、冒的才华，称为“二妙”，并宽容二人之狂。（冒效鲁《呈观槿年丈》云：“公独容我狂，骨鲠任吐弃。”）
李宣龚是最早将钱、冒合称者。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称钱、冒为“二俊”。钱书《答叔子》云：“篇什周旋角两雄，狂言顿觉九州空。”“二妙”“二俊”之称，不如“两雄”肖其人，“雄”与“狂”相连也。1953年冒效鲁《雨后独游兆丰公园忆默存北京》云：“书来北客狂犹昔，梦到西湖句未空。”自少至老其狂不改。
钱、冒之狂，与痴相连。冒效鲁《红海舟中示默存》云：“苦殚精力逐无涯，我与斯人共一痴。”二人都痴迷于诗，因诗雄而狂。痴之僻性不能改，狂之习气亦不能改，确是“无药可医狂”。
大家知道，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备与操。白居易曾用这个典故，比拟他与元稹之诗齐名。钱书、冒效鲁以“两雄”自喻自勉，可见自命不凡。二人自马赛舟中相识以后，唱和不绝。钱书《槐聚诗存》中，与冒效鲁唱酬之什最多；冒效鲁《叔子诗稿》中，与钱书赠答之什最夥。钱、冒都不轻许人。冒效鲁对钱书说“君诗工过我，戛戛填难字”，可见冒对钱之尊重。钱书《谈艺录》卷首云：“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吾党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谈艺录》撰成后，钱书又有函致冒效鲁，略云：“此书之成，实由兄之指使，倘有文字之祸，恐兄亦难逃造意犯之罪耳。呵呵！”可见钱对冒之尊重。
钱、冒互相尊重，并互相称赞夫人。钱书妻杨绛是作家，冒效鲁妻贺翘华是画家。才子才女，佳偶天成。钱书有《题叔子夫人贺翘华女士画册》诗，称赞贺翘华为“绝世人”“丹青妙手”。又，《叔子五十览揆寄诗遥祝即送入皖》云：“然脂才妇长相守，粉竹金松共岁寒。”冒效鲁1947年《茗座赠默存》云：“儇慧怜娇女，居然有父风。”1955年《得默存九日寄怀绝句逾旬始报》云：“几回北望倚危栏，袖里新诗锦百端。想得添香人似玉，薰炉一夕辟邪寒。”自注：“谓夫人杨绛女士。”称赞杨绛、钱瑗。
以上介绍了钱、冒“文字定交”，从相识到成为密友的实况，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要进行深层分析，才能发现二人既是诗友，又是论敌。冒效鲁《送默存讲学湘中》云：“我生寡朋俦，交子乃恨晚。回思谈艺欢，抗颜肆高辩。睥睨一世贤，意态何瑟。每叹旗鼓雄，屡挫偏师偃。光景倏难追，余味犹缱绻。”这首诗反映出，钱、冒论诗，旗鼓相当，见解不同，互不相让。难能可贵的是，二人不以争辩为嫌，反以为乐，感到余味无穷。1939年冒效鲁作《光宣杂咏》，钱书作《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媵以长书，盍各异同，奉酬十绝》。对比钱、冒之诗，二人论诗的见解，虽有分歧，但能互相尊重，“盍各异同”，即不强求观点一致。这个原则，使二人能够长期保持诗友论敌关系。本文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以二人对陈三立、陈衍、冒广生三位诗翁的态度为例，进行论证。
一钱书、冒效鲁对陈三立态度之比较
要了解钱书对陈三立的态度，先要了解陈衍对陈三立的态度。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云，“诗坛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及时雨宋江――陈三立”，“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郑孝胥”，“一同参赞诗坛军务头领一员：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陈衍”。此说影响甚大，流传甚广。陈衍虽对其评价甚为不满，然亦承认陈三立、郑孝胥为江西、福建两大诗派之领袖。据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十一云：“近来诗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奥衍，学诗者不此则彼矣。”附录《奚无识诗？》云：“自吾友陈散原、郑海藏以五七言，提倡于大江上下且三十年，江表之为诗者日益众。大略才调？爽者，多与郑近；思力奥衍者，多与陈近。”
陈衍虽承认陈三立、郑孝胥是学诗者所祈向，实际上他对陈三立的诗，甚为非薄。如《石遗室诗话》卷一云：“伯严论诗，最恶俗恶熟，尝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余谓亦不尽然。”卷三云：“语必惊人，字忌习见。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实其流派。”这两段话，对陈三立似乎未作严厉的批评，其实只说了一半（不重要的一半）。在私人谈话中，才流露出那重要的一半。
门人黄曾樾笔记《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云：“（师云）陈散原文胜于诗。”“师云：所谓高调者，音调响亮之谓也。如杜之‘风急天高’，是矣。散原精舍诗，则正与此相反。”“师云：散原精舍诗，专学生涩，盖欲免俗免熟，其用心苦矣。”
陈衍石遗说，钱书默存记《石语》云：“陈散原诗，予所不喜。凡诗必须使人读得、懂得，方能传得。散原之作，数十年后恐鲜过问者。早作尚有沉忧孤愤一段意思，而千篇一律，亦自可厌。近作稍平易，盖老去才退，并艰深亦不能为矣！为散原体者，有一捷径，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鸟不言紫燕黄莺，而曰乌鸦鸱枭；言兽切忌虎豹熊罴，并马牛亦说不得，只好请教犬豕耳。丈言毕，抚掌大笑。”
1927年冬，黄曾樾向陈衍学诗时，“将所闻于函丈者，随时记录之，其已见于先生著作者，均不记。”1930年发表出来。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招钱书“度岁”，书“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至1996年亦刊布于世。从《（陈）谈艺录》到《石语》，陈衍两次私人谈话，都是不见于《石遗室诗话》者，是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的倾吐，而且一次比一次坦率。陈衍严厉批评陈三立因“恶俗恶熟”，而“免俗免熟”“避熟避俗”，而“专学生涩”，力求艰深，至“老去才退，并艰深亦不能为矣”！陈衍直言自己“不喜”陈三立诗，甚至断言“数十年后恐鲜过问者”。从“言毕，抚掌大笑”，反映出他得意之至。
钱书与陈三立不相识，无往还。书《谈艺录》二九批评竟陵诗派云：“竟陵派锺谭辈自作诗，多不能成语”，举其“磬声知世短，墨迹引心遐”“虫响如成世”等句，认为“酷肖陈散原”（页102）。《谈艺录补订》批评陈三立之表章阮大铖《咏怀堂诗集》，是“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非奏中肯之刀。”（页103）此二例可见书对三立之非薄。《围城》小说中对“散原体”有嘲讽，与陈衍观点一脉相承（详下）。
冒效鲁对陈三立极为钦佩。1928年效鲁在北平，拜谒三立。《次韵赋呈散原先生》云：“每闻佳作惊潜采，才接高谈已别筵。”1939年效鲁在上海，《光宣杂咏？陈散原丈》云：“‘所忧直纳无穷世，敢死翻余自在眠。’（自注：集中句）不解茂先渠自，散原诗法本游天。”所谓“渠自”，指诋毁“散原体”者。1962年效鲁在合肥，《黄山樵子，夜过谈艺，臧否人伦，推倒元白，舌底澜翻，势不可当，去后戏为三绝》之二、三云：“强口马兮决鼻牛，呶呶争辩几时休？（自注：渠诋散原翁为豁鼻老牛，余意不能平。）座黄花应笑我，踏携明月送髡囚。（自注：此散原句法，当撄樵子之怒耶。）”“前人朴质今人笑，面辱乡贤邵祖平。（自注：散原尝为年家子同乡邵某诗作序，恭维未餍其欲，邵于散原面将序文撕碎以辱之，散翁貌益谦下）诸老风流难仿佛，得君狂者竟何人？”前一首学习陈三立句法，以表钦佩，反对诋毁者；后一首歌颂三立德艺双馨，陈之谦恭与邵之骄傲形成鲜明对比。1962年效鲁在合肥，《癸卯岁暮杂咏》之六云：“伯瑟工诗狎二陈，（自注：后山、简斋）散原月旦最持平。诗坛老宿今俱尽，年少俄惊白发新。（自注：君与余少日同以诗受知散叟，今各垂老）”此首感念三立对己之赏识。又《忆散原老人仍次前韵》云：“旷代难逢唯此老，平居永忆隔孤灯。摇天鬓影谁夸得？誓墓文词世鲜能。唾弃锺？尊盎缶，鸡鸣莫便误苍蝇。”此首极表对三立钦佩之忱，对诋毁三立者当头一棒。
二钱书、冒效鲁对陈衍态度之比较
《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云：“无锡钱子泉基博，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哲嗣默存（书）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喜读余诗，尝寄以近作，遂得其报章云：‘新诗高妙绝跻攀，欲和徒嗟笔力孱。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半年行脚三冬负，万卷撑肠一字艰。那得从公参句法，孤悬灯月订愚顽。’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
《石语》附录：“余二十一年春在北平得丈赐书，问病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亦敬答一首，以少作删未入集。”
对照二文，陈衍所云“尝寄以近作”，即书所云之《人日思家怀人诗》。陈衍所云“得其报章”，即1932年3月书在《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发表，后载入《石语》附录之《敬简石遗诗老》。《石遗室诗话？续编》所载者，为书之初稿；《石语》所附录者，为书之定稿。第七句“句法”改为“句律”，第八句改为“孤灯悬月起痴顽”。
《石语》附录：“二十一年春，丈点定拙诗，宠之以序。”序略云：“默存精外国语言文字，强记深思，博览载籍，文章淹雅，不屑屑枵然张架子。喜治诗，有性情，有兴会，有作多以示余。余以为性情兴会固与生俱来，根柢阅历必与年俱进。然性情兴趣亦往往先入为主而不自觉。而及其弥永而弥广，有不能自为限量者。不臻其境，遽发为牢愁，遁为旷达，流为绮靡，人于僻涩，皆非深造逢源之道也。默存勉之。以子之强志博览，不亟亟于尽发其覆，性情兴会有不弥广弥永独立自成一家者，吾不信也。”
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招书“度岁”，书“退记所言”为《石语》。
《石语》前言：“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予登堂拜寿。”此年冬，书“在牛津”，陈衍寄诗给他，书“复书谢”，“以后音讯遂疏”。
1937年陈衍逝世，书闻讯，“欷惝，为诗以哭”，即《槐聚诗存》之《石遗先生挽诗》二首。第一首云：“几副卿谋泪，悬河决溜时。百身难命赎，一老不天遗。竹弘通学，桐江瘦淡诗。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自注：先生诗学诗格皆近方虚谷，时人不知有《桐江集》，徒以其撰诗话，遂拟之随园耳）”第二首云：“八闽耆旧传，近世故殊伦。蚝荔间三绝，严高后一人。坏梁逢丧乱，撼树出交亲。未敢门墙列，酬知只怆神。（自注：宋严仪卿之《诗话》、明高廷礼之《品汇》，皆闽贤挹扬风雅，改易耳目者。先生影响差仿佛之）”
清末民初诗坛领袖之一的陈衍，对青年时期钱书所表现出的才华，极为欣赏，夸奖、勉励、教诲、期望，无微不至。书感念知己，对陈衍极为崇敬。陈衍生前，书歌颂其诗“绝跻攀”，祈求“参句律”，“起愚顽”，遗憾的是未列门墙。陈衍卒后，书在挽诗中，对他作盖棺之论：反对当时人以袁枚比拟陈衍，认为其诗学诗格皆近于元方回，学术之弘通则如清朱彝尊，在“闽贤”中可与宋严羽、明高并列为三。尚未见过书对当时的其他诗翁有这样的崇敬和深情。
冒效鲁与陈衍无来往。1939年效鲁在《光宣杂咏》组诗中，尊称陈宝琛为“陈庵丈”，易顺鼎兄弟为“易实甫、由甫丈”，康有为为“康长素丈”，陈三立为“陈散原丈”，林纾为“林琴南丈”，而对郑孝胥、陈衍直呼其名。诸人皆为父友，而区别对待，可见其对孝胥、陈衍之鄙视。诗云：“白发江湖兴不殊，阉媚世语宁诬。平生师友都轻负，不负萧家颖士奴。”所谓“媚世”，指陈衍撰诗话，恭维权贵；“轻负”之“友”，包括冒广生在内；“不负”之“奴”，则指陈衍所宠之厨师张宗扬，表现在：（1）陈衍所选编之《近代诗钞》，“以厨师张宗扬之诗殿焉”。（2）陈衍所撰之诗话中，誉扬张宗扬父子，如《石遗室诗话》卷五云：“余仆张宗扬，侯官绅带乡人。喜弄文墨，无流俗嗜好，行草书神似苏堪，见者莫辨，东、众异、梅生最喜之。欲学诗于余，余无暇教之，惟从余奔走南北，无游不从，钉铰之作，遂亦裒然径寸，然识字甚少，艰于进境。前岁除夕，亦和余村韵三首云……三首起句俱好。又九日次韵和余天宁寺登高之作云……意自寻常，音节却亮。”《续编》卷六云：“张宗扬读书至不多，而诗句时有清真可喜者。”又云：“京生，宗扬子，有父风，喜为纪游诗。”冒效鲁这首绝句，痛斥陈衍轻负师友而不负奴。
孝萱按：非冒效鲁一人讽刺陈衍宠其厨师，当时之论诗者，亦表示不满。如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云：“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地藏星笑面虎朱富――张宗扬，此脯掾也。小人张，主人衍。”附录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云：“众生宜有说法主，名士亦须拉缆人。石遗老子吾不识，自喜不与厨师邻。”
三钱书、冒效鲁对冒广生态度之比较
要了解钱书对冒广生的态度，先要了解陈衍对冒广生的态度。
《石遗室诗话》卷四云：“（周）季贶外孙冒鹤亭，早慧有声，长而好名特甚。癸卯始见君诗，佳句甚多，率笔亦时有。”摘引冒广生《饯春诗兼怀肯堂》“酒酣拍遍阑杆说，今夜星无座客稠。忽忆论心范无错，落花如雪过扬州”数首，评曰：“都可与仲则、船山得意之作相挹袖矣。”又云：“君喜填词，诗中多词家语。‘酒酣’二句，又从仲则‘忽忆酒阑人散后，共搴珠箔数春星’来矣。”陈衍非薄黄诗，曾劝钱书“黄仲则尤不可为”，可见他以黄景仁比冒广生，是贬非褒。
同书卷十二云：“余生平论诗，稍存直道，然不过病痛所在，不敢以为勿药；宿瘤显然，不能谬加爱玩耳。至于是丹非素，知同体之善，忘异量之美，皆未尝出此也。孙师郑不厌其严，冒鹤亭则恶其刻，甚者丛怨成，十年之交，绝于一旦。”冒广生未与陈衍绝交，还往苏州庆祝陈衍八十大寿。陈衍也不因广生“恶其刻”而不再进行批评，更进一步地嘲讽广生“空疏”，“未能向学用功”。
《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云：“鹤亭当壮盛之年，即喜充老辈，留长髯，称老夫，此皆名士结习，欧阳公称醉翁时，年尚未四十也。”《石语》云：“为学总须根柢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交好中……近如冒鹤亭，皆不免空疏之讥。鹤亭天资敏慧，而早年便专心并力作名士，未能向学用功。前日为《胡展堂诗集》求序，作书与余，力称胡诗之佳，有云：‘公读其诗，当喜心翻倒也。’夫‘喜心翻倒’出杜诗‘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乃喜极悲来之意，鹤亭误认为‘喜极拜倒’，岂老夫膝如此易屈邪？”钱书“按，《小仓山房尺牍？答相国、与书巢》二札皆有此语，是随园已误用矣。”又“按，孝鲁见此语予云：原函作‘喜心倒极’。”
钱书因冒效鲁而识冒广生。书非薄广生，试举二例：（1）《谈艺录》二九（补订二）云：“（冒广生）《小三吾亭诗录？读公安竟陵诗》七古云：‘公安以活法起死，竟陵以真诗救假。’……小三吾亭语殊模棱。”（页103）此条批评冒广生对公安、竟陵二诗派评语之非。（2）《谈艺录补订》云：“游学欧洲，归舶邂逅冒君景，因以晋见其尊人疚斋先生，并获所著《后山诗天社注补笺》。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余谓补笺洵善矣，胡不竟为补注耶。景嗤余：‘谈何容易。’少年负气，得闲戏取山谷诗天社注订之。”（页23）此条批评冒广生所著陈师道诗补笺，不具备刘勰、严羽论文评诗那种思路与方法。《围城》小说中贬冒广生诗，与陈衍观点一脉相承（详下）。
冒效鲁面对陈衍、钱书等对冒广生的批评指责，抱什么态度呢？他在《冒鹤亭先生传略》中说：“他交游遍天下。交游既广则难免意气不投，有捧就有？，我父五十多岁时，曾写一首诗悼念徐仲可说：‘知交遍天下，宁免轻与妒。惟君无它肠，出情愫。’”这是冒氏父子对待批评指责广生的态度。《传略》又说：“我父在评校过的《困学纪闻》的封面上写道：‘庚寅八月疚斋七十八岁点读。顾亭林《日知录》仿此而作。恨吾中岁溺于词章，五十后专为校勘之学，秉烛余生不能将胸所积蓄，一一笔之于书，继两宁先生大业矣！’”（“两宁”指梁宁居士王应麟，宁人顾亭林）这是冒氏父子对待讥笑广生“空疏”的回答。
综合以上，钱书崇敬陈衍，非薄陈三立、冒广生。冒效鲁钦佩陈三立，鄙视陈衍；诗词是冒氏家学，效鲁不墨守庭训。据《叔子诗稿》附录《诸家评语》，1932年陈祖壬曰：“作者力追西江。”1939年李宣龚曰：“高处直与东野、后山为邻。”“与效鲁为文字交逾三纪”的钱萼孙（仲联），为诗稿撰序，对效鲁的创作历程，作了小结：“少学后山，而（冒广生）先生广以玉溪”。《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六云：“鹤亭诗并不似黄陈，其自谓学后山者，结习也；‘未得其拙’则自知之明，自以为不好处，吾以为正其好处。至为作年谱，为注诗，则钦仰其人，无不可也。”父学陈师道而“不似”，子学陈师道可“为邻”，举此例可见冒广生、效鲁诗法之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