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夜空，一颗颗流星穿梭飞逝——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为什么那么匆忙，那么短暂，来不及将多一点的余晖留驻人间……
“流行”如同流星，它不受太空设计师的驾御；召之不来，挥之不去，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速度和自己的轨道。它“挡”不住也“推”不出。
我们曾经想挡住流行。
中国有过自己的流行音乐，但在40年代末却被那些头戴单色镜的“左”爷们一概涂之以“黄色”——既然是“红色中国”，那就只能有一个调子，一种声音，只能向左向左向左向前向前向前；既然是时逢“战火纷飞”，又怎么抹写“春天”、写“花朵”，不写同志写妹妹呢？啊！挡住挡住，坚决挡住！于是，一挡就是几十年……
时辰一转，闸门大开，再也挡不住的流行如风卷云涌，滚滚而来。邓丽君来了，“四大天王”来了，入流和不入流的一股脑儿全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又想到了要推出流行。
看！何等大的声势，何等大的气派！电视、广播、卡拉OK、MTV，立体多维的传媒，撩人眼花的包装；加上押下百万雄金；搞它几“杯”新歌大奖赛，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还怕出不了俺们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流行音乐？
人们等了一“杯”又一“杯”，过了一“赛”又一“赛”，可是，哪里“推”出了哪怕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
流行歌曲是挡不住也是推不出的。流行歌星不翼而飞的天籁之歌。
我又仰望夜空——远眺那三四十年代时的上海音乐夜会。看！群星灿烂，竞相争艳。那些美歌不是转眼即逝的流星，而是一片常驻人间，辉煌了五十年的星群。在这五彩夺目的星谱上，镌刻着一大串闪光的名家和作品——贺绿汀、陈歌辛、黎锦光、姚敏、严华和他们的《天涯歌女》、《玫瑰玫瑰我爱你》、《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花好月圆》等等。当时，既无“挡势”，又无“推力”（那时的媒体是不能与今日同日而语的），真乃是不翼而飞的天籁之作也！我在想，星谱深处可有奥秘……
城市情怀、民族气派和艺术韵致，也许正是星群的光源吧！
流行歌星是城市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也是城市文化的“声响标志”。40年代的上海是亚洲一颗最耀眼的明珠，“上海人”创造了值得我们至今还引为自豪的“海派文化”，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海派文化，包括当时的流行歌曲，都有这种“奇异的智慧”，它既不是宣传洋腔洋调的殖民地文化，又不是“土得盖帽”的农民文化，而是一种崭新的城市文化，它越过了“地域文化”的局限，与“国际航线”直接接轨。其中最出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作品是“歌仙”陈歌辛40年代的作品，也是被译成英语在全世界流行的中国第一首（也可能是唯一的一首）流行歌曲。它的情绪健康明朗、蓬勃向上，旋律自由宽广，起伏流畅，那鲜明的富有弹性的切分节奏在被美国歌唱家FRANK LAINE演唱时，更有着一种特别的、在当时很流行的“爵士风”。陈歌辛另一首《夜上海》与黎锦光的《夜来香》用音乐点描了上海的城市景观，可谓是上海的“音乐标志”，在这一方面，至今尚无一首歌可与之伦比。
鲜明的民族气派是40年代中国流行美歌的又一特色。由于中国丰沃的农民文化的渗透，当时的流行歌曲中有一大批（如贺绿汀的《天涯歌女》、严华的《花好月圆》和黎锦光的《采槟榔》等）都有浓郁的民歌小调风，这些歌曲虽然有“地域文化”的限制，不像《玫瑰玫瑰我爱你》飞得那么久远；但是，由于有民歌作为“润滑剂”，它们很快就在中国人世界里流行与扎根，构筑起一张富于中国特色的流行歌曲网。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些流行美歌的艺术韵致。当时，这些美歌的作者大都不仅是“音乐人”，而且是“文化人”，他们贯通中西，从民歌到爵士，从诗词格律到音韵声调都深有研究，所以作品有品，通而不俗，词曲也结合有致，绝不会出现今天那种由于倒字而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唱成“你知道我在等你妈”的笑话。陈歌辛的一大批美歌——如《初恋女》、《渔家女》、《永远的微笑》等，已经将流行歌曲上升到艺术大歌曲，可谓是流行的艺术歌曲或艺术的流行歌曲。
我再一次仰望夜空。我等待着，等待着天际涌出无数美丽的星星。等待着那挡不住的流行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