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刚刚过去不久，“新人新作”是该音乐节的传统亮点。我个人对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上音校友秦文琛的大提琴协奏曲《黎明》（2008年5月16日晚于东方艺术中心首演）留有深刻印象。不过，就笔者听到过的这些新作中，难得遇到这样会在人的脑海里留下印迹的作品。记得，在听完某场音乐会后，笔者与一位资深作曲家在回家的路上交流，他不禁感叹道：“为什么出现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现在竟是如此之难？！”
这句话既是感慨，也是发问。它相当于是对当前音乐创作局势的某种总体性概括，虽然不乏情感性的主观色彩，但也绝非随意的即兴表露。
一个突出的疑难是，如何看待当前音乐新作中的“难听”问题。自二十世纪以来，音响的不协和已经成为“严肃音乐”创作的普遍特征，由此带来“可听性”的普遍下降。勋伯格曾指望，随着时间流逝，一般的听众会像接受调性音乐一样自然接受无调性音乐，但目前的事实否定了勋伯格的预言。美国学院派作曲家的中坚人物巴比特，在1957年曾以轻蔑的口吻“横眉冷对”不喜欢聆听当代创作的凡夫俗子：“谁在乎你听不听？”（Who care if you listen？）但到了九十年代，另有一位年轻的美国作曲家却针对巴比特，以嘲讽的口吻反问道：“尽管你在乎，可谁还要听？”（Who listen if you care？）？
于是乎，“听还是不听”，就成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好听还是难听”，更成了一大难题。在很多时候，当代的作曲家似乎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好听”，似乎就容易滑入俗套；而“难听”，又意味着失去听众。所谓雅俗共赏，在当今的音乐创作中，好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我的看法是，“好听还是难听”倒并不见得是问题的关键。对于音乐创作，关键的要害，仍然是要人“听”到生命的“新”意。如果为了“新”而“新”，那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音乐中的“新”，必须出于对人性和世界的独特感受与深刻感触，并且形成具有结构感的形式过程。因此，当代的音乐创作和传统的音乐经典，在最深层的底部，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和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尽管在音乐语言和风格上有巨大差异，或许前者“难听”一些，后者“好听”一点，但它们均值得珍视。贝尔格的《沃采克》当然并不“好听”，但它作为二十世纪歌剧经典杰作的地位，给人带来的强烈震撼，无人可以否认。相反，克莱德曼的钢琴小曲，算是“悦耳动听”，赢得“拥趸”和“粉丝”无数，但在音乐价值的天平上有多少分量，却是大可怀疑。这样看来，什么是“好听”，什么是“难听”，本身就值得反思。进而，在音乐中，究竟什么是“新”，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新”，回答这个困难的问题，确乎需要大智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