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良知带出知行合一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在此又耽搁了一年多，但在这段时间里，体会到良知的阳明先生，在龙场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片荒蛮之地已经稳稳站住脚了。此时的王阳明在良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这就是人人皆知的“知行合一”。
说起阳明先生的学问，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的“知行合一”。这一理念是王阳明在龙场受苦的时候体会出来的，而其为世人所知则是从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开始。
依《年谱》记载：“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其后又说：“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求之吾性命本自明也’。”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知道，王阳明悟到“知行合一”是在正德三年（1508）龙场谪居之时，而当时担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做了第一个听众，同时，也成了第一个向王阳明质疑并被其说服的人。
另外，席书还是一位尽力帮王阳明摆脱困境的知心朋友，在听过阳明宣讲“知行合一”之后，席书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更是耐人寻味：“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这正应了王阳明舍弃后世诸儒，回溯儒学源头，直追孔孟，还原儒学本来面目的志向。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本身是一剂良药，目的是要治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恶劣习气。王阳明讲心学，讲知行合一，目的是要救这个社会，救这个国家。在《书林司训卷》中王阳明严厉地指责当时的士人官绅：“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王阳明认为社会风气之所以会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主要原因就是“（有良）知而不行（不肯照办）”，导致良知与行动脱节。在王阳明看来，世人心里都有良知，明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却用虚伪狡饰掩盖良知，不但自己做伪，蒙昧心镜，而且“相规以伪，相轧以利”，伪饰之行已经成了社会的潜规则，甚至很多人自我麻醉、自我催眠，把自己的邪恶倾轧、同流合污视为“圣贤之学”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孔子最厌恶的“乡愿”。
在《论语》中，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孟子给“乡愿”加了一个批注：“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后世学者李大钊说得更直白：“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乡愿危害之甚，由此可知。
针对于此，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对他的首徒徐爱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
在《答周道通书》中，王阳明更是坦言：“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
在这里，王阳明所说的“终身不行”就是指人们蒙昧了良知，而且存心自我蒙蔽，一生都不肯醒悟。王阳明指出的问题，不仅是明朝的社会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社会病”。
针对这种“社会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要让世人把心中的良知和自身的行动统一起来，用良知指导行为，如此则真伪立判，无所隐藏。就像王阳明说的：“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这里所说的“将不善的念克倒”，正是良知救世的治疗过程。
既然病因已经找到，下面无非是开出对症的药方了。
王阳明认为只要理解了“知行合一”的宗旨，知道了人的一切行动、行为全都是因“良知”而发动，以“良知”为引导，这时候就算把“知”和“行”分开说也无妨了。因为心学的宗旨就是“良知”，当良知站稳了脚跟的时候，一个人时时刻刻不会忘记良知，不会欺瞒良知，不会蒙昧良知，那么这个人的“行”必然符合“知”。
对此，王阳明颇多立言，都非常精彩。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对徐爱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在《答友人问》里，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在《答顾东桥书》中，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王阳明下了很大工夫分析“知”与“行”的关系，越分析越透彻，越讲论越明白，讲到最后，“知”和“行”已经紧密合为一体，再也不能分开，甚至王阳明自己说出了这样一句妙语：“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
知行合一，简单地说来，就是以良知引导行为，一产生良知就立刻行动起来，以至“明觉精察，真切笃实”，这本身说来似乎不算太难，但在实际运作时却远非如此顺利，针对此，王阳明对弟子们说了一句重逾千钧的话：“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阳明的弟子徐爱曾经提问：“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两件事。”
阳明答道：“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
阳明的好友顾璘问：“如知食乃食，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
阳明答道：“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
弟子和友人的提问，阳明先生的回答，哲理性都很强，但真正的社会实用性却并不强，令人看后似懂非懂。而阳明学说又是最重视实用性的，如果不到社会上去体验，单从哲理上去悟，就又成了阳明所责备的那种“必欲先用知之之功，遂致终身不行”。
要弄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必须先弄懂什么叫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要想明白什么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从学术上很难讲明白，可是我们细看阳明先生自己的切身经历，就容易看懂了。
因为王阳明离开贵阳到外县做官的时候，曾经摔过一个“大跟头”，而“摔跟头”的原因正是“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
转眼工夫，王阳明已经在龙场驿站待了两年。这两年间发生了太多的事，到后来，对王阳明来说龙场已不再是“冈回行渐远，日落鸟群飞”的穷山鬼域，他不再“感此摧肝肺，泪下不可挥”了。可是龙场毕竟太偏远、太荒凉了，在这里，人生的挫折、被困他乡的孤寂、甚至死亡的威胁仍然无处不在。
正德四年秋天，阳明先生在苗族村寨里做客，意外听说隔壁的苗人家里住着一个从京城被贬到当地来的小官员，还有两个年轻人跟他一起。阳明先生已经太久没听到龙场以外的消息了，十分激动，可此时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就想明天一早再去问候，可天亮之后再问，这三个人已经上路了。
刚过午，苗人来对王阳明说：“有个老人死在蜈蚣坡下，两个人围着尸首哭呢。”阳明先生立刻猜到，这死的准是昨晚住在隔壁的京城小官，正在伤心，黄昏时又有苗人来说：“蜈蚣坡下死了两个人，一个人坐着叹气。”第二天又有苗人来说：“蜈蚣坡下死了三个人……”
三个人，从京城远道而来，却顷刻之间就把命送在了这无边的深山里。阳明先生所能做的只是搭一把手，将这三位死者掩埋了。可追随他的两个仆人却不愿意去埋葬死人，毕竟这是一件令人不快的“脏活儿”。
看着两个仆人对死者表示出的冷漠，王阳明更觉得伤感，叹道：“今天是他们死，明天就是咱们死。”
是啊，龙场就是这样的地方，没有医药，没有亲戚，没有前途，什么都没有。平时阳明先生尽量用务农和讲学充实生活，强迫自己不往这方面想，可现实就这么冷冰冰地摆在面前，稍稍一想，不论是谁都会感到绝望。
好在这时候阳明先生已经度过此劫。正德四年，以前保护过王阳明的贵州按察副使毛科与那位对“知行合一”学说大为叹服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邀请阳明先生到贵阳城的文明书院讲学，在这里阳明先生开始大讲“知行合一”，强调学习要有“着力处”。他对弟子们讲道：“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着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这段话，可以视为心学修习中的一个规范。
在这里，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名词：着力处。所谓“着力处”，就是“立志”，即以良知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人生理想。在龙场生活的艰难磨砺中，王阳明找到了人生的“着力处”，立下救国救民之志，但在现实中，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又谈何容易。
果然，当王阳明成为一个地方官员，真正到社会上去试验自己这套刚研究出来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时，才发现知也难知，行也难行，情急之下只好硬来，结果差点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在贵阳文明书院教了一年书之后，正德五年（1510）三月，王阳明的贬谪期满，被任命为江西庐陵县县令，终于离开贵州的深山老林，重新回到官场了。这一年阳明先生三十九岁。
庐陵县是江西吉安府下辖的一个大县，又是江西省内的一处水陆码头，相对而言算是个富裕地方。可王阳明到任的这一年，庐陵县却是刚遭大旱，又遭大疫，再遇苛税盘剥，百姓困苦异常，无以为生。
说到灾荒，正德皇帝上台这五年来，天灾几乎年年不断，而人祸更是比天灾凶恶十倍，江西省内旱了又旱，朝廷的捐税加了又加，把这个原本还算过得去的地方弄成了一片赤贫。王阳明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贴出告示，让县里的百姓们来告状，因为在他来上任的路上，已经有很多百姓拦路喊冤，“号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于是阳明先生打开大门，请百姓们都到县衙来申冤诉苦。哪想这个告示一发布，却在庐陵县里引发了轰动效应，第二天一早，竟有上千名百姓涌进县衙，每个人都要告状。
告状的乡民如此之多，可审案官员却只有一个人。没办法，王阳明只得硬着头皮坐上公堂，按先后顺序接待了几个告状者，结果发现这些人所告的内容五花八门，情节特别复杂，而且全都比较琐碎，难以处理。
这一下让阳明先生彻底乱了方寸，被弄得头比斗大，手足无措，穷于应付，勉强打起精神问了几个案子，却根本没有一个能审得明白，手忙脚乱之余，只得退回后堂再思考，最后拿定主意：重贴一张告示，说自己不再接受民众的状纸了，请大家不要再来县衙“骚扰”。
在庐陵县审理民事案件，还是王阳明第一次以自己的一颗良知之心直接面对最普通的民众百姓，这种心态和作为都很难得。至于手忙脚乱，倒不奇怪。可王阳明面对百姓时的态度很奇怪，一开始热情似火，急着为民伸冤，现在遇到挫折，立刻就反悔了，而且公开贴出告示，宣布自己以后“不复放告”，不再接受百姓的诉讼了。在这张奇怪的告示中，王阳明说的一些话听起来也是比较生硬的，甚至可以说完全不近人情，比如告示上有这样的句子：“昨见尔民号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尔民之来讼者以千数，披阅其词，类虚妄，取其近似者穷治之，亦多凭空架捏，曾无实事”，像这样的说法就很不合适。
老百姓“号呼道路”，是因为他们有冤情，可王阳明却认为他们所告之事“多凭空架捏，曾无实事”，这绝不说明上千名来告状的百姓都是在胡攀乱告，只能说阳明先生把这些民间冤苦全都看成“小事”了。
在告示里王阳明还用厉害的话恐吓百姓：“吾非无严刑峻罚以惩尔民之诞，顾吾为政之日浅，尔民未吾信，未有德泽及尔，而先概法以治，是虽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意思是说阳明先生也是个厉害的官员，有很多办法可以收拾百姓，只是刚到任，还没办什么实事，不好意思就此处罚百姓，所以现在先发告示劝说，让百姓们听话。可百姓们要是不听话，“则吾亦不复贷尔矣”，即就要对百姓不客气了。
第一天还热情如火，第二天就不胜“骚扰”，声称“自今吾不复放告”，王阳明之所以做出如此自相矛盾的事，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王阳明初次担任地方公职，对这些地方上的事务太不熟悉，犯了一厢情愿的幼稚病。
确实，初次担任地方官的王阳明真的太幼稚了，只想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却没想到他现在迎面遭遇的，竟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社会两千年的致命难题，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困局，王阳明根本解决不了。
历史上的中国虽然算是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老百姓的日子依旧很难过，加之明朝又是个挺糟糕的朝代，气候异常，两百多年间天灾不断，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一针一线、一点粮食、一头牲畜，对他们来说都是极重要的财产，所以告状打官司的百姓很多，告状的内容也非常琐碎。
相对于民间纠纷的琐碎，地方上的衙门人手却少得可怜。明朝一共下设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主事的官员仅有一两名，这一千多位县官名义上要管理六千万百姓！一个县的民众动辄数以十万计，这些百姓分布在广大的乡村，绝大多数不识字，终生没有离开过村庄田地，不和外界打交道，也不准外人进入他们的生活，因为脾气执拗，眼界狭窄，和他们说理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同时，当地的村庄也是相对封闭的，外人难以进入，即使是官差，也不能随便进入村庄办公，这么一来，村里发生的事件的真相自然也难为外人所知，因此地方官员处理民事案件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最麻烦的是，在县城里仅有的这一位县官，他真正重要的工作也并不在于治理百姓，因为他实际上要分管全县的政务、经济、工程、治安……方方面面所有的事务，最惨的是这个官员可能在哪方面都算不上专业人士，就已经被多如牛毛的杂事缠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了，如果再加上案件审理这方面任务，任何一个地方官都将无法履行他的日常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地方官们只好抓大放小，重点审理造反、杀人、宣传邪教之类的大案，其他包括偷盗、械斗、财产纠纷、借高利贷、侵夺田产，甚至买卖人口等，在今天看来属于恶性案件，在当时却被官府视为“琐碎”小事，不能有效地加以审判和处罚。加上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不重视契约精神，借贷、合资、田地房屋买卖、家庭遗产分配往往没有明确有效的契约合同来保证，刑事案件同样头绪纷繁，比如偷盗，究竟是谁犯案？争斗最初是谁引发？有什么证据？要弄清这一切复杂的情况，没有一套强有力的刑事机构去实地调查取证，是根本做不到的，于是原告、被告到了官府之后各自都说自己有理，官员也实在无法明确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