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1990年代大众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关注香港、台湾、内地的混种化现象。这首先是指改革开放以后涌入大陆的港台大众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大量以叙事曲和迪斯科为主的通俗音乐的影响下，产生了将西北地方的民俗音乐与港台的现代声音相结合的“西北风”。认为港台音乐与“西北风”的关系类似于港台武侠电影与中国内地第五代电影的关系（申铉準：2004）的论断申铉準：《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的三个历史形势的一条视线》（韩文）。很好地说明了港台与内地大众文化的紧密关系以及“混种化”现象。
“混种化”现象在电影中也通过新的合作方式被体现。比如说《霸王别姬》就是以陈凯歌与巩俐等内地导演与演员，侯孝贤的台湾资本，以及张国荣等香港演员的合作形态被制作的影片。这部电影有时依据导演的国籍，有时也依据制作公司的国籍在国际电影节上参展。
在中国大众文化混种化现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是1990年代内地大众文化流通的主要途径——音像店。“通往天国的阶梯（StairwaytoHeaven）”正是无数可以称为“灰色市场”这一概念来自阿帕杜莱。他在分析在孟买流通的商品被偷运到小巷的私下交易市场中出售的现象时，把实现这种私下交易的场所称为“灰色市场”，并关注了其具有的“近似合法性特征”。阿帕杜莱：2004，页92。的音像店。往返于中国的研究专家们大部分醉心于影像资料的购入。每盘的价格大约和韩国的光碟租赁价格差不多，选择的范围自然变得很广。最近，随着到中国留学人数的增加，留学生的父母，特别是妈妈们经常光顾音像店，打出“有韩语字幕”广告的音像店也增多了。作为通往“电影天国”的阶梯，盗版DVD不但把中国人培养成了电影迷，它们也是国内外电影研究者的资料来源。与本文的主题相联系，韩国的很多中国学研究者大量购入中国的影像资料，并把它们运用到教学和研究中。
四结束语
解放以后的韩国社会虽然看似由美国大众文化及其模仿物独霸，但其内部还有作为暗流存在的日本倭色文化，以及在不明显的死角处存在的港台电影和武侠小说。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刘河执导的《马粥街残酷史》上映。从正面涉及高中暴力问题来看该片具有自身的社会文化意义，不过本文关注的是该片对1970年代香港大众文化深刻影响的坦白性再现以及“怀旧”性呼唤。就是这样，由于“冷战”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与内地的文化交往断隔，此时港台大众文化就承担了慰藉韩国人中国想象的角色。由此，我们获得了尽情讨论香港大众文化的契机。接下来，对台湾的新浪潮电影以及内地的第五代电影，香港、台湾的大众音乐和电视连续剧等的接受过程也要进行具体而深层的研究。只有把韩国对香港、台湾、内地三个地域的大众文化相互影响混合而成的中国大众文化的接受，放在1990年代以后东亚大众文化的跨国生产及流通脉络中进行考察，才能很好地对其变迁和意义作出结论。
论香港电影产业中的产业项目流变
赵卫防赵卫防，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从19世纪末的初显萌芽，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香港电影产业在保持灵活性的基础上一直向着有序、规模、最大程度地解放电影生产力的方向发展，其产业绩效不断飞升，产业模式更加科学，产业资源配置更为合理，产业项目更具战略意识，整体产业不断跨越。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不可抗拒的金融危机以及其本身积累下来的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香港电影产业遭遇低迷，即使在这样的困顿中，香港电影产业仍未停止探索的步伐，继续寻求着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其在关键时期扭转颓势、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渠道，亦是依靠具有战略意义的单个项目实施。这些单个项目既包括单个影片的摄制，也包括个体性的发行等市场营销手段。这些项目和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相互推进，一方面项目不断推动整体产业进入良性发展的航道；另一方面，随着整体产业平台的不断提升，项目发展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端到高端的流变。本文依据项目管理的有关理论，分析香港电影产业在其发展史中的转折时期，如何以战略性的项目实施来引领其产业发展航道、获得可持续性战略优势、促使整体电影产业的发展。
一产业理论中的项目管理理论
项目管理理论诠释了企业单个项目的实施对其整体战略发展的意义。企业的经济活动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日常生产活动；另一类是临时性、一次性的活动，称为项目。如前所述，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目的是企业随着时间的发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具备可持续性竞争优势，而企业的核心项目实施则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战略。在企业经营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项目管理理论也更加重视项目管理的战略内涵，重视从战略的角度进行项目管理，使项目管理成为创造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项目实施对企业的战略性发展具有如下的推动：首先，如英国经济学家德·维特（DeWit）与梅耶（Meyer）认为的那样，企业战略和项目创造之间存在着一根逻辑连线，项目的成功必须考虑企业的战略目标，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项目本身的目标。DeWit，B．andR．Meyer，StrategySynthesis-resolvingStrategyParadoxestoCreateCompetitiveAdvantage，London：InternatianalThomsonBusinessPress，1999，pp．120145．因此，项目的作用日益超越了其本身的意义，发展成为企业走向新战略的驱动器。其次，企业发展战略往往是一个以变应变的过程，而项目的快速灵活应变能力、对资源的优化组合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前瞻性探索等诸多能力，都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三，企业能够通过项目的组合管理减少项目之间的离散性，加强项目之间的协同性，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的竞争优势。第四，项目具有灵活性和外向性等特征，企业可以通过项目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并能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中的机遇，规避环境中的风险。
就电影产业而言，项目亦是较为复杂的概念，同时具有很大的相互关联性。仅上游供应商提供的制片项目就集中了导演、演员、摄影、录音、化妆等各种人才，他们拥有各种专业技能和经验，通过项目展开合作，各自本身的项目完成情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制片项目的成功。而制片项目的成功与否，相当程度上又决定着后面的发行项目能否成功。此外，单个项目还具有有着规避风险的灵活性，它们一方面和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相互依托，另一方面又和这些日常活动互补，并且能够在关键时刻以其自身灵活性的优势因，在多变而复杂的经营环境中以及关键的转折期，极大地改善、促进电影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成为电影产业摆脱困境、获得新发展的战略推动器。因此科学地实施单个电影项目，是电影企业继获取竞争资源和战略资源后另一个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举措，是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更能引领整体产业进入良性发展的航道。
二《庄子试妻》：最低端但最有战略意义的项目
作为真正意义上香港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这一项目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史上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之后香港电影产业中拥有了制片业，香港电影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
这一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项目的实施，还应追溯至曾是上海“亚细亚”老板的宾杰门·布拉斯基。1913年，曾在香港摄制过《偷烧鸭》的布氏因经营失败离开上海回国，他和另一合伙人万维沙（VanVelzer）却在中途香港逗留了下来，并在九龙弥敦道成立了华美影片公司，摄制新闻片。后经香港清平乐剧社罗永祥的介绍，时为清平乐剧社负责人的黎民伟结识了布、万二人。黎民伟抓紧布拉斯基短驻香港的时机，以他的剧社和华美影片公司联合拍摄电影。这次合作中，黎民伟选择将劝善警示题材的粤剧《庄周蝴蝶梦》改名为《庄子试妻》搬上银幕。该片属于华美影片公司出品，而“华美”是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因此可认定《庄子试妻》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香港出品的影片。之前内地和香港电影学术界已经有了一致的定论：香港出品的第一部影片为《庄子试妻》。但近期内地和香港的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偷烧鸭》应是第一部港产片。在并没作出有说服力的考证之前，本书依旧采用两地学术界之前作出的权威性定论。
作为香港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在电影产业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意义。首先，该片奠定了香港乃至中国故事片创作的基本元素：在主题内涵方面劝善警世，表现传统伦理道德，可谓是香港传统“伦理片”的开山之作；在艺术手法方面营造戏剧矛盾和冲突，以此为基础进行电影叙事。片中由试与被试构成了戏剧矛盾，由庄子、田氏各自行为目的的不同，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情节曲折而富有戏剧性。影片还使用了摄影特技，表现庄子的鬼魂，这在中国电影史中尚属首次。其次，这部影片还催生出了香港电影史上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严珊珊。她在《庄子试妻》中饰演了田氏的婢女。这次出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电影舶入中国之初，仅被当作杂耍或者戏剧的延伸，本来社会地位就不高的演员出演电影就更被视为低贱，女性登台演出更是被视为禁忌。严珊珊首开风气在电影里扮演角色，不仅反击了当时反对女性抛头露面的封建陋习，而且打破了严禁男女同台演出的惯例。严珊珊登上银幕9年之后，中国才有第二位女性殷明珠走上银幕，而在舞台上，直到1923年才由洪深首次倡导男女合演。第三，这部影片赋予了港人实际拍摄电影的初步操作经验，激发了他们拍摄电影的兴趣，从而开创了香港电影制片业的先河。当时外商来华拍片，文化的隔膜使他们只能借助于当地的知识阶层和商人经验，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学到了不少关于电影技术的知识，为以后本土电影的勃兴准备了条件。内地的张石川、郑正秋如此，香港的黎民伟、黎北海亦是如此。而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一直跟布拉斯基学习摄影的罗永祥也成为了香港第一个电影摄影师。正是由于黎民伟、罗永祥等人的兴趣和实践，才促成了后来香港“民新”的成立。《庄子试妻》之后，对电影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的黎民伟，从美国购得大量有关电影摄影的书籍研读，想等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后再继续拍摄电影。另一方面，黎民伟由《庄子试妻》的产业经验认识到电影是一种企业，需要相当的资金和器材设备，他必须先为之进行资金的储备，因此他一直经营大米生意，为将来制片打下经济基础。在《庄子试妻》10年之后，黎民伟终于实现了他的电影大计，创办了香港第一家港人自办的电影公司，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也从此步入正轨。第四，《庄子试妻》对香港电影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香港的第一部电影便是改编自粤剧，从此开始了香港电影和粤剧、粤语的历史渊源，也开启了香港粤语电影的先河，粤语电影在香港电影的发展中独树一帜，赋予了香港电影独特的地域文化。第五，这部影片在制片方面和海外影人合作，某种程度上奠定了香港电影产业以与埠外合作制片及拓展海外市场两大重要内容为主的外向型基础。香港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就由外资公司获得版权并发行到海外市场，成为香港电影界开拓海外市场的先导。
应当看到，《庄子试妻》虽然在香港电影产业史上是最有战略意义的项目，但由于香港电影整体产业水平处于萌芽阶段，致使这一电影项目在美学与产业方面都处于最低端。但香港电影从此项目开始有了突破性的飞跃，随着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既依托这个平台又有力推进其发展的电影项目也在向高端流变。
三《郎归晚》：改变传统粤语片命运的项目
以粤语片为主导的战前香港电影产业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第一次繁盛时期，1941年12月的香港沦陷，终止了这次繁盛，也终止了香港传统粤语片产业的蓬勃发展。战后，香港电影产业开始复兴，然而在一定时期内，作为龙头的粤语片产业却一蹶不振，香港观众相对陌生的国语片反而成为市场主流。这种状况虽然没有大幅度导致整体电影产业的低迷，但在香港特殊的文化氛围中，缺失粤语片工业的产业格局显然是不健康的，产业链亦是不完整的。
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粤语片失去了以两广地区为主的广袤内地市场。另一方面，由于战后内地与香港两地市场互相开放，国语片比粤语片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面对这种局面，重建粤语片产业成为摆在香港影人面前的当务之急，因为不健全的产业格局是很难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此时，希冀大批粤语片的整体出现来挽救粤语片产业显然是不可能的事，而具有极大灵活性的单个项目实施则能有效解决这一困境。1947年，终于一个单片项目的实施扭转了局面。
这个项目就是粤语片《郎归晚》的摄制与发行。1947年初，由纽约李荣公司驻港机构和香港四达片场联合出品的《郎归晚》在香港首映，这部战后香港第一部粤语电影表现了一对青年夫妻在香港沦陷期间和光复初期的不幸遭遇。这部表现香港战时和战后民生状况的影片，真实地呈现出了战时特别是战后省港地区现实社会的百态——这一时期香港粤语片的首要主题，也是战后粤语片的新生主题。尽管有着美国片商的资金背景，但是由于粤语片产业的整体低迷，这部影片开始并未被看好，再加上香港粤语片失去了内地市场，在无奈的情况下，片商只好选择在香港本地和新马地区重点发行。相同的语言文化和民生背景，以及观众长久对粤语片的期盼之情，使得《郎归晚》在香港及新马地区的粤语观众群中大为卖座，并且成功收复了越南和泰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