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的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大约将近二百二十年间，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建筑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而走入低谷，瓦当亦未免于难。
至目前，这一时期的瓦当，发现最多的地方是河北省临漳县的邺城遗址。古城址分为邺北城和邺南城，文献记载最早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筑。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平定袁绍后，营建邺城，并成为曹魏的五都之一（邺、长安、谯、许昌、洛阳）。西晋时因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曾改名临漳，后又改作邺。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公元335～350年）、冉魏（公元350～352年）、前燕（公元357～370年）也都曾建都于邺北城。北朝时的东魏、北齐也曾建都邺南城，公元580年毁于战火。这一时期虽战乱不断，政权时有更迭，但邺城却一直沿用，相对稳定。在近三百年间，这里是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北方门阕贵族的聚居之地。这里的建筑比其它地方的发达，发现的瓦当也最多，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瓦当的代表。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魏晋时期的瓦当主要有：云纹瓦当、文字瓦当和四神瓦当三类，其它纹饰的瓦当未见。
魏晋时期的云纹瓦当，目前主要发现于曹魏时期的邺城遗址，均为圆形，当面中心饰以圆饼（即所谓的“圆泡状”）或饰柿蒂纹。边轮一般较宽，面径一般在15厘米左右，陶质细润，宜为砚材。后世有人取铜雀台瓦为砚，称铜雀砚，又名邺瓦。传说这种砚陶质细润，坚硬如石，贮水十日不渗，可与澄泥砚媲美。铜雀砚曾经是文人墨客们索求的珍贵之品，苏轼有诗曰：“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铜雀砚之所以闻名，一是因其品质优良，二是借铜雀台建筑之名。史书记载曹魏时的邺城内有三大台：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以铜雀台最为著名。铜雀台高10丈，周围屋达120间，楼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故名铜雀台，又名铜爵台。三是《铜雀台赋》为其增色。曹操曾命其子曹植作《铜雀台赋》曰：
从日月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大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杨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体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在曹魏邺城遗址发现的云纹瓦当主要有以下几种：
云纹瓦当面径14.5厘米，出土于曹魏邺城遗址，当面中心饰圆饼。这种云纹瓦当显然是秦汉以来流行的云纹瓦当的沿用。
云纹瓦当发现于曹魏邺城遗址，面径15.5厘米，当面亦为一圆饼。从纹饰观察，与秦汉流行的云纹无多大区别。
云纹瓦当出土于曹魏邺城遗址，面径15厘米，当面中心饰柿蒂纹，亦为秦汉以来流行云纹瓦当的承袭之作。
云纹瓦当，发现于曹魏邺城遗址，面径饰以圆饼，已残。与前所不同的是云纹外圈有一周网状纹，这种网状纹饰早在汉代就有发现。
曹魏邺城遗址还发现一种云纹瓦当，这种瓦当与以上所述不同的是，当面云纹外圈有一周锯齿形纹，这是曹魏时期云纹瓦当的特色。
魏晋时期的文字瓦当目前发现极少，这可能与其使用很少有关。瓦当的文字构图也开始有所变化。东晋十六国时，带文字的瓦当，就已改变了汉瓦当将圆面分割为四个扇形等分的通常做法，而是在凸起的瓦当圆心两侧设纵线，在纵线间瓦当圆心上下各竖一字，在两侧上下角各饰一凸出的乳丁装饰。在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出土的十六国时瓦当，就是这种模式，瓦文有“大赵万岁”、“富贵万岁”等，均为隶书体竖读，瓦当周有宽沿，直径为14.5厘米。
魏晋时期的四神瓦当至今没有发现实物，但在文献中却有关于四神瓦当的记载。
《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管辂所指为毋丘俭先世冢墓四门所用瓦当。玄武藏头，与汉代瓦当上玄武缩项的形象相同。苍龙无足，汉瓦当上苍龙（青龙）有四足，这是画法不同。白虎衔尸，可能与汉瓦当上虎衔肉的图像相似。
朱雀悲哭，则是玄虚之评论。由此可见，曹魏时公卿先人之冢墓祠堂，仍然沿用汉代四神瓦当的图像，与汉代相比，手法已有所变化。至于管辂据以定吉凶，则毫无科学道理可言。在封建社会，迷信思想极浓，四神的观念深入人心，四神图案流行很久，所以魏晋流行四神瓦当亦是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