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关于业绩评价理论的研究
1.国外研究进展
近年来，有关业绩评价的新思想、新方法层出不穷。面对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只靠传统财务工作对于完成现代企业管理是不够的。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CIMA）前任会长布罗姆威奇和比希曼尼两位教授在题为《管理会计：发展而不是革命》的报告中，强调了产品质量、新产品设计和开发，市场需求情况、市场占有率、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交送货率、机器完好率、设备利用率等非财务指标的重要性。在业绩评价过程中增加对非财务指标的评价已成为西方会计界改进财务报告、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以及业绩评价理论研究的显著的发展趋势。
随着企业环境以及企业组织自身的变化，企业业绩评价系统一直在不断演进，其发展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成本业绩评价时期（19世纪初～20世纪初），财务业绩评价时期（约20世纪初～20世纪90年代），业绩评价综合指标体系的创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成本业绩评价时期初期业绩评价指标就是成本，诸如每码成本、每磅成本、每公里成本等，后来随着标准成本和差异分析制度的建立，人们的成本观念发生了改变，成本控制状况即标准成本的执行和差异分析结果成为该时期企业业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财务业绩评价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以投资报酬率为核心的财务指标体系几乎一直占据着企业业绩评价的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梅尔尼斯（MELNNES）对30家美国跨国公司1971年的业绩评价进行分析后，发现最常用的业绩评价指标为投资报酬率，评价标准主要是预算比较和历史比较。佩尔森和莱兹格（PERSEN＆LEZZIG）1979年对400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表明，常用
的业绩评价指标还有销售利润率、每股收益率、现金流量和内部报酬率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业绩评价出现了以财务指标为主、非财务指标为辅的趋势。许多公司认识到过分强调短期财务业绩常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像顾客满意度、产品生产周期等非财务指标受到重视，但经营者的报酬还是依据财务业绩而不是工作质量业绩。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有战略来支持，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企业需要形成和保持核心竞争优势，管理价值驱动因素、管理会计也逐渐演变为更具战略性的方法体系，旨在强调识别、评价和管理财务和非财务的战略及价值驱动因素。相应地，一些企业开始对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体系进行创新，企业业绩评价进入了以衡量战略和增值为目的的创新时期，业绩评价系统出现两大分支，一个分支我们称之为以价值为基础的业绩评价，是价值管理（VBM ）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分支我们称之为综合业绩评价体系或战略业绩评价系统（STRATEGIC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PM）。
以价值为基础的业绩评价保留了业绩评价的财务特性，指在VBM的框架内使用价值指标，如EVA、MVA （市场增加值）等衡量企业业绩。倡导者认为这一方法的好处是使企业只有一个核心财务指标，避免企业在多重目标下权衡，能够使企业的所有计划与控制系统协调一致。在这一方法中不同的支持者提倡使用不同的价值指标，从EVA到CFROI （投资现金流回报率）。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企业使用不同的价值指标进行价值管理，包括EVA、CFROI、TSR （股东回报）等，而且企业对指标的运用方式也各不相同，没有一个被大家明显偏爱的价值指标。
战略业绩评价系统包括财务的、战略的和经营的各种指标，
（1）综合业绩指标系统：使用更多样化的财务和非财务业绩指标
这一方法主要是用多样化的预计能够反映关键战略业绩的非财务指标来补充传统的财务指标，布兰卡托（BRANCATO，1995 ）和菲希尔（FISHER，1995）指出许多公司都认为财务指标只反映过去，缺乏对未来业绩的预测能力，没有充分考虑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奖励短期不当行为。因此，许多公司在保留财务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套非财务指标以期能够更好地提供有关战略进程的信息。平衡计分卡（BSC ）是这一“指标多样化”方法的典型代表，平衡计分卡倡导企业应从顾客、内部流程、组织与学习等角度设计非财务指标以弥补财务指标的不足，进而实现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的平衡。由英国克兰菲尔德（CRANFIELD）大学开发的业绩棱柱（THE PERFORMANCE PRISM ）是“指标多样化”方法的另一代表，它倡导企业在设计业绩评价系统时应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要求，通过思考一系列存在内在联系的问题（如关键利益相关者有哪些？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采用什么战略能够使利益相关者满意？关键流程又是什么？等等）推导出多样化的业绩指标以综合反映组织成功的所有重要方面。
一些实证研究对指标多样化方法进行了测试。林格尔和希曼（LINGLE＆SCHIEMANN，1996）发现使用多样化指标进行管理的公司相对于其竞争对手具有更好的财务业绩。斯科特和蒂森（SCOTT＆TIESSEN，1999）研究发现具有更多样化指标（财务或非财务指标或更多种类的指标）的工作团队具有更良好的业绩（相对于期望而言）。奥奎和詹姆斯（HOQUE＆JAMES，2000 ）证实了使用按照平衡计分卡的四个角度设计的多样化业绩指标与组织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2）权变业绩指标系统：将业绩指标与特定战略、价值驱动因素相联系
这种SPM强调使用与组织的特定战略和价值驱动因素相适应的业绩评价系统。权变理论一直强调组织管理控制系统必须反映组织特征，如公司战略，同时经济理论也认为最佳的公司信息和评价系统应该是公司战略执行的一个部分。SPM这一方法的倡导者应用上述理论认为，加强战略与业绩之间联系的关键就在于要识别和衡量特定因素或价值驱动因素，从而促进组织实现战略目标和价值增值（ITTNER＆LARCKER，2001 ）。通过将组织的信息系统、业绩指标与目标、资源分配以及业绩评价与组织的战略及潜在的价值驱动因素相联系，可以激励实现战略所必须采取的特定行动，并能够及时通过信息跟踪战略进程。
对SPM权变方法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业绩评价系统设计的影响，例如，拉克厄（LARKER，1981）、戈登和纳瑞南（GORDON＆NARAYANAN，1984）都检验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业绩评价系统的三个特征：重点（内部还是外部指标）、性质（财务还是非财务指标）、时间区域（历史的还是面向未来的），检验结果不一致。近些年的研究主要检验组织战略对业绩指标选择的影响，以及指标选择与组织实际业绩的关系。这方面大多数研究都验证了组织战略与业绩指标选择之间的显著关系，一小部分的研究发现战略权变的业绩评价指标与更高组织绩效的相关关系。第三类研究试图验证特定的制造战略或价值驱动因素（如质量或灵活性）、业绩指标选择与制造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检验了企业制造战略与业绩指标选择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企业采用的高级制造战略，如实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全面质量管理或灵活生产（FLEXIBLEMANUFACTURING），与非财务指标（如次品率、及时送货率、机器使用效率等）的使用正相关，同时，非财务指标在奖励计划中所占的权重也较大。然而关于企业业绩与非财务指标的关系的实证结果却是不一致的，有些研究发现了绩效与战略业绩评价系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有些研究的结果却是多样的。
还有一些业绩评价文献专门研究了可以增进业绩指标与战略及组织目标一致性的工具，包括平衡计分卡、EVA （一些文献中以“价值管理方法VBM”替代）及组织盈利模式等。
根据上述文献，可以看到，以价值为核心的战略业绩评价系统必须是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相协调一致，几乎所有的业绩评价方法和理念都强调目标、业绩指标、战略及奖惩系统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业绩指标应该是综合性的，包含财务与非财务指标，能够反映对成功有所贡献的所有重要方面。另外从行为学的角度，成功的业绩评价系统还应该是被组织的各层级所认同和支持的，业绩目标应该是公平的和可实现的。
2.国内研究进展
企业业绩评价在我国存在多种提法，如企业经济效益评价、企业综合评价、企业效绩评价、企业业绩评价等，基本含义和作用大体相同。
（1）业绩评价基础理论
资本保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权变理论等都是近年研究业绩评价相关问题涉及的基础理论。
关新军（2000 ）认为，权变理论主张内部各个能力子系统的设计要与企业外部环境互动和一致，并随企业具体情况而变化。
张蕊（2002 ）等研究揭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直接表现为资本增值最大化，资本保全理论构成了业绩评价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詹雷、王成（2004 ）指出，委托—代理理论主要通过业绩评价中的激励机制的建立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矛盾，最新的发展包括指导指标的选择和权重的确定。
系统理论、战略理论正在逐渐融入业绩评价基础理论中，以揭示企业业绩评价的全局观念以及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结合的必要性。
（2）业绩评价方法
1993年1月开始施行的《企业财务通则》，其中第43条规定用8个指标来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以视为我国最初的财务性业绩评价体系。1996年开始，财政部统计评价司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的公营企业的业绩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于1999年6月由财政部等四部委推行包括财务效益、资产营运、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等四个方面内容总共32个指标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于2000年4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通知》，系统界定企业业绩评价工作。2002年2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近年评价工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印发《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修改）》。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是我国目前最为完善的企业综合评价体系，它代表了我国企业评价研究取得的成绩，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反映出存在的一些缺陷，这种建立在会计收益基础之上的净利润评价指标为主的经营业绩评价系统，仍存在按照现行会计制度计算净利润的某种程度的失真和扭曲，而且，忽略了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杨国彬，2001 ）。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业绩评价的方法，实际上仍处于财务性业绩评价和局部综合评价的阶段。
国内理论界一直在探索有效的业绩评价机制，随着国外的发展状况，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如余绪缨（1994 ）提出了以ABM为核心的新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奕庆伟、何渤炜（1998）构建了作业成本会计系统的开发思路。王光远（1994 ）对ABC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对作业成本法的动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我国实务界对作业成本法和作业管理的实际应用还很少。
在实践中，我国企业的业绩评价多年来一直是以会计准则和制度计算的净利润指标为主，包括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投资收益率等指标在内的体系。长期以来，业绩的短视现象严重，理论界和实务界迫切需要推陈出新，进行新的尝试。
清华大学的杜胜利博士（1999 ）出版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是国内较早系统论述企业业绩评价的著作，其中提出了财务评价、非财务评价、过程适时评价、无形业绩评价、顾客导向评价、研究开发与质量管理等要素组成的评价指标系统，从不同角度对企业业绩评价框架内容提出了有益的思路。
江西财经大学的张蕊博士（2001 ）的研究指出，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与保持的关键因素，因此创新业绩的评价是企业业绩评价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应该将知识与智力资本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以体现无形资产在业绩方面的重要作用。张蕊（2003）的研究认为，企业持续盈利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等有关指标是评价企业战略经营业绩的核心财务指标。张蕊对规范评议指标，进行合理量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浙江大学的徐操志、许庆瑞（2002 ）认为，当前的战略业绩评价模式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这些评价模式都没有考虑在迈向经济时代中的智力资本在价值增值中的主要作用。他们提出了基于智力资本的战略业绩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强调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以能力为基础，突出智力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地位。
厦门大学的陈佳俊博士（2003 ）运用权变理论研究了企业战略与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他指出，企业竞争战略要与经营环境相适应，而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是经营战略的函数。只有当业绩指标随着竞争战略这一权变因素进行调整时，才能保证企业战略与业绩评价之间的相关性。
贺颖奇、陈佳俊（2004 ）的研究指出，企业经营业绩评价体系内生于企业战略管理系统，必须围绕企业战略所涉及的各方面设计业绩指标体系，必须能动态地激励全体员工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而努力，必须具有监督、反映和引导企业行为的功能。
在平衡计分卡和经济增加值引入我国后，涌现了大量有关新型评价指标的研究。开始阶段集中在对平衡计分卡以及经济增加值原理的介绍上，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研究更侧重于实际应用的讨论。
一方面，有的研究提出对平衡计分卡和经济增加值的应用改进，比如颜志刚（2002 ）、孔宁宁（2003 ）综合了平衡计分卡和经济增加值的优势，尝试以“EVA综合计分卡”作为企业业绩评价的工具，把EVA作为财务方面核心评价指标，同时考虑影响企业业绩的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开始对指标的适用性以及效果进行实证检验，比如思腾思特公司对中国证券市场的EVA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EVA和股票价格之间的相关性仅为0.1左右，而在美国市场，这一数值达到了0.81 ，日本达到了0.7.
李亚静（2004 ）选取了1999～2001年三年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有效样本1 639家，利用思腾思特公司公布的三年EVA数据，检验EVA、净利润、运营现金流各指标与上市公司市值的相关性，结果发现EVA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不强于净资产与市场价值的相关性，但是她同时强调，思腾思特公司EVA的计算是以假定市场半强有效为前提的，而中国股票市场事实上并非如此，况且EVA是一个新的财务指标，利用短期数据进行分析，其与市场价值的相关性难以完全体现。
熊丽（2006 ）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02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8%以上的高盈利公司13家、净资产收益率为正的ST公司20家和净资产收益率为0～1%之间的微利公司32家为样本，分别检验了三类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与EVA的相关性，结论是高盈利公司的EVA与净资产收益率高度相关，而ST盈利公司和微利公司的两种业绩评价指标排名的相关系数为负值，说明两种业绩评价指标对这两类公司的评价结果完全不一致，ST盈利公司和微利公司存在较大利润操纵的嫌疑。
（3）有关经营者业绩评价及其与企业业绩评价关系的研究
胡季英和冯英浚（2005 ）认为企业业绩包含经营者业绩，经营者业绩是企业业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必须通过企业价值的增长得以体现，它只与经营者的能力水平和努力程度有关，不受经营者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对此，许多学者有相似的看法，支晓强（2000 ）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是信息成本较高），在团队工作中无法获得高层经营者对总业绩的边际贡献的信息，评价者只能采用以企业整体业绩体现的集体基础的评价方法，但为了达到为业绩付酬的目的，必须防止或减弱“搭便车”的行为，明确个人的职责范围；孙璐（2005 ）提出应该在企业业绩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公司治理和内控模式形成的权力边界制定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选择符合经营者权力边界的业绩评价指标，以反映其可控业绩。
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的经营者业绩评价。周仁俊、喻天舒和杨战兵（2005 ）强调经营者业绩评价与公司治理模式的对应关系，在“股东至上”模式下，公司治理的重心是调整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治理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业绩评价主要是衡量经营者是否为股东创造财富，能体现出股东财富增值程度的评价指标主要是经济增加值和修正后的经济增加值；在“共同治理”模式下，公司治理的重心转变为调整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治理目标是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业绩评价指标是在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典型代表是平衡计分卡。李苹莉（2001 ）以我国目前的外部环境为基础分析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提出设计我国经营者业绩评价的基本模式。而汪钰和张伟（2002 ）提出只有具有稀缺性、能促进企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到与财务资本同样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稀缺性人力资本还不丰富，财务资本仍是企业主要的资源来源，企业价值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经营者业绩评价应以此为出发点设计考核指标。
韩东平、叶元煦和于武（2003 ）以经济收益为基础，提出以股东财富收益率（RAITO OF REAL INCOME，RRI）作为衡量经营者业绩的指标，认为股东财富收益率既可以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又可以避免剩余收益或经济增加值等绝对指标受企业规模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从不同的理论基础或评价方法出发讨论经营者业绩评价指标的设置。胡乐江和高峻峻（2004 ）提出了以效率指标、效益指标、递延指标和风险指标构成的经营者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可能性理论处理指标体系中定性指标难以量化的问题。杨水利（2002 ）从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运营状况和对社会的贡献三方面设计经营者业绩评价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中的比较分析矩阵确定权重，将灰色关联度、聚类分析方法和模糊数学方法相结合，建立了国有企业经营者业绩的灰色评价模型。董梅、袁媛（2003 ）认为根据特征尺度理论，要在一个大于企业经济系统特征尺度的时间跨度内才能准确评价经营者的真实才能，因此在业绩评价指标设计中要兼顾短期与长期的考核要求，并提出应在企业业绩和承诺考核方面设置长短期结合的评价指标，以会计指标为主；在职工收益和民主评议方面主要以长期、定性指标考核。
（二）EVA理论在业绩评价和经营者薪酬激励计划中的应用研究
经营者是指从事企业战略性决策，并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和经济效益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经营者不同于一般的管理人员或经理人员，经营者拥有战略决策权，而一般管理人员主要拥有战略决策的执行权和业务决策权；经营者直接对企业经济效益负责，而一般管理人员只对职能部门的运转效率负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发挥情况。因此，将经营管理者的收入报酬与经营业绩相挂钩，对经营者的贡献给予应有的回报，是建立有效的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基本原则。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来确定其报酬。但是，我们无法直接观察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所观测到的只是一些变量，所以只能根据这些变量来确定经理的报酬。根据企业经营成果来确定管理人员的报酬，已经被认为通常是存在道德风险时激励管理人员的唯一可行方法。
EVA被作为一种管理业绩的财务评价方法，并被作为一个单独的业绩评价指标，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多家公司所应用。其中包括可口可乐、AT＆T、西门子、索尼、美国邮政总署、新加坡航空公司等国际著名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EVA首先是被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STERN STEWART＆CO）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和实施的，EVA已经成为思腾思特公司的注册商标。高盛、第一波士顿等投资银行以及麦肯锡、毕马威等管理、会计咨询公司都尝试用EVA指标替代每股收益进行投资价值分析和管理咨询。EVA是指从税后净营业利润中提取包括股权和债务的所有资金成本后的经济利润。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EVA是公司业绩度量指标，衡量企业创造的股东财富的多少。与大多数其他度量指标不同，EVA考虑了带来企业利润的所有资金的成本，通过从税后营业利润中扣除企业资本占用成本来衡量公司业绩。它向企业经营者揭示了传统会计利润指标没有表现出来但客观存在的事实：企业的资金是有成本的。
1.国外的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斯蒂芬·C·伯恩（STEPHEN C。BYRNE，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EVA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解释力远远大于税后净营业利润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解释力。
希敏·切纳和詹姆斯·L ·多德（SHIMIN CHEN＆JAMESL。DODD，1997）的实证研究发现，EVA变量和股票收益间有很高的相关性，并且高于会计变量与股票收益间的相关性。
华莱士（WALLACE，1997，1998）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根据经济增加值EVA或类似指标设计经营者的薪酬计划，确实有助于经营者采取有利于公司（股东）投资最大化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业绩水平。
斯特恩、斯图尔德和丘（STERN，STEWARD＆CHEW，1994）指出了经济增加值（EVA）在经营者报酬计划设计中的两大优势：一是模拟所有权现金奖励计划；二是真实所有权性质的杠杆期权。
汉隆和皮斯耐尔（HANLON＆PEASNELL，1998）指出基于EVA的报酬计划可以避免经营者的利润操纵，因为利润操纵虽然可以改变各期利润的现值，但却不能改变各期EVA的现值。
奥克兰大学教授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将70家应用EVA的企业的股市表现与一组规模相似的同行业企业进行了比较。克莱曼教授发现，EVA企业宣布开始应用EVA的年度平均财富创造比同行业企业高出2.9%，正式应用的首年度高出12%，而第二年则为12.2%。而据1999年3月29日出版的美国《财富》杂志对67家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引入EVA指标的公司其资本市值增长率高于平均数的50.7%，同时创造了500.7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沃兰斯（WALLANCE，1997，1998）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根据EVA指标设计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确实有助于管理层采取有利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业绩水平。
思腾思特公司对EVA应用超过5年的66家客户企业进行了类似调查，并对每个应用EVA的企业选取了一个规模相似的同行业非EVA应用企业，建立两个对照组。对这样两个样本组的比较分析表明：EVA企业在5年内比同行业非EVA应用企业多创造了49%的股票市值财富。另外，薪酬激励机制对企业的财富创造至关重要。应用EVA但未将其纳入薪酬体系的10家企业只比同行业非EVA应用企业多创造了1%的股票市值；与之相对应的是，31家企业应用了思腾思特公司设计的EVA薪酬激励计划，将业绩目标设立与业务计划相脱离，奖金不设上限，它们的股票市值比同业竞争者股票市值表现高出84%。还有25家应用修正后的EVA激励机制的企业创造了33%的超额回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经营者薪酬激励机制中应用EVA的公司，业绩确实得到了提升。
2.国内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EVA进行研究始自1993年12月13日在《参考消息》上一篇名为《“附加经济价值”规则》的文章，这篇文章对EVA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简单介绍。此后，尤其是近5年，关于EVA的研究文献日渐丰富。其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 ）对EVA概念框架的介绍；（2 ）对EVA的作用进行研究；（3 ）对EVA价值相关性进行探讨。
刘力、宋志毅（1999 ）根据1993年以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0家公司1994～1996年的报表和相关数据，通过它们的EVA、净资产收益率对于当期股票超额收益变化的解释能力，考察了这些指标的价值相关性，但在考察上市公司当期股票超额收益变化时，并未发现EVA比净资产收益率更具有价值相关性。
乔华、张双全（2000 ）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70家公司1997～1999年周交易数据，考察了EVA、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净收入、税后经营净利润这一系列指标对于市场增加值（MUA）的相关性，发现EVA对MUA的解释能力较低。
王庆芳、周子剑（2001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EVA的业绩评价思想和价值驱动原理，认为：“EVA能集有效的业绩传达和衡量与有效地激励企业的价值创造于一体，并使两者形成一种互动的循环关系。”EVA是对经济利润的真实模拟，能更好地为投资者评价企业业绩服务，有助于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因此它们从经济学理论研究角度得出结论，认为EVA是一个有效的业绩评价指标。
孙铮、李增泉（2001 ）对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CFO ）、会计收益（AE ）、剩余收益（ROI ）、EVA和修正后的 EVA（REVA）这五个国内外常用的收益指标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经济收益的指标ROI、EVA、REVA的价值相关性强于会计收益的测量指标 CFO和 AE，并且更具有信息含量，但EVA的价值相关性却低于AE的价值相关性。
2001年8月，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和中国的《财经》杂志联合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2000年EVA排行榜，结果表明企业的EVA值与资本收益率的相关程度较高，其相关系数等于0.634，表明EVA能使企业经营者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考虑股东资本价值的因素，用数据证实了在中国企业当中实施 EVA的可行性。
（三）目前对我国企业经营者定价的研究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定价正处于行政定价与市场定价的“混合定价”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仍带有计划因素，激励报酬的制订依据、结构和水平等问题仍在探索之中，缺乏有效的研究数据及其他现实基础，因此，国内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激励的实证研究尚不够全面。
在实证研究方面，魏刚（2000 ）的研究结果是，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货币收入偏低，报酬不合理，形式单一，收入水平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零报酬现象严重，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水平偏低，“零持股”现象比较普遍。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净资产收益率）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李增泉（2000 ）以1999年披露年报的848家上市公司中的799家和748家公司为样本，分别研究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持股情况、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绩效（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年度报酬与企业绩效并不相关，而是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企业经营者的持股比例偏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
刘国亮等（2000 ）研究发现管理层年薪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有负的影响，管理层持股对净资产收益率有正的影响。经理人员的年薪对经营绩效有负的影响，验证了企业内部激励理论的基本论断，在公司代理利益驱动下的制度设计过程中，适当考虑代理人收益中不同部分的作用是有意义的。
陈邁（2001 ）对1999年我国五大行业上市公司总经理报酬和业绩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农业、能源、商业三个传统行业中，报酬业绩回归模型不显著，而电子信息和公用事业回归模型比较显著，在后两类行业中，总经理报酬并不是与公司业绩指标净资产报酬率ROE和每股经营现金流量OCFPS相关，而是与公司规模指标相关。
赵睿（2002 ）对我国1999年和2000年的60家上市公司的企业家报酬与企业业绩的研究发现，公司业绩与企业家报酬存在双向正相关关系，但是人力资本属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报酬没有体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贡献。
谢德仁（2004 ）在总结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经理人激励的业绩基础选择的基本原则是，哪种业绩基础在反映经理人行动方面更富含信息量，亦即其在反映经理人行动方面的敏感度和准确度更高，经理人激励合约就应赋予其更大的权重，但可能需要在业绩基础的敏感度和准确度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企业现行的业绩评价模式并不能反映企业经营者的真实业绩，不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