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为“一代之文学”，“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长于抒情，富于音乐性。它的缘起、发展、传播，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既涉及诗，又关乎音乐，更和当时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时俗风尚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有宋以来，为探寻词体萌芽与发展、繁荣与衰微的流变脉络和轨迹，厘清词的文体特征与源流、词与音乐的血脉关联、词与诗的流变互动、词家词作的论释解读，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特的批评学科——“词学”，一代又一代的词学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回顾近千年的词学研究史，从唐五代第一篇词学文献《花间集序》的出现到宋人以词为“别是一家”观念的形成，再到以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三部词学专著的出现为标志，系统的词学得以建立，经元明两代词体创作的衰微与词学研究的中落，又迎来了清代词学的复兴，近代词学的兴盛。随着学术的整体转型而出现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创新与突破。一部词学发展史纵横千年，汇集的词学研究成果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涉及作家作品、风格特色和词体形式特点等方方面面。现代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先生1934年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就提出词学研究的“八学”、“三义”的词学研究构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具有现代学科色彩的词学研究完整构架。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开拓的领域。他开创性地将词调、声律、词谱等研究纳入声调之学；把作家作品的评论和词史的研究纳入批评之学；把词学文献研究、词人事迹的考订、词集版本的辨正和作品的鉴赏考释纳入目录之学的范畴。1981年，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中，从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等方面总结了历代词学研究，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词学研究的范围与方向。
综观词史的发展，可以说，词兴起于唐，大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复振于清，绵延一千三百多年，在中国抒情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从作为“一代之文学”的词的角度而言，在这一中国诗歌长河的重要支流中，唐五代和两宋是最具粼粼波光的一段，代表了最高的成就，故有与前之唐诗、后之元曲并称之誉。与此相应，伴随着词体的不断成熟发展，伴随着词体在抒情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欧阳炯《花间集序》为起点，词学研究则始于五代，以序跋的形式成为中国诗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后来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词学。由于唐五代与两宋词代表了词体文学的最高成就，遂成为词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热门课题，也是迄今为止词学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国外各种新思维、新方法的引进，词学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比如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词体的题材与语言使用的规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词人生活，用文化学方法考察词体的演进规律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等，都是新时期词体研究的有益尝试。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从文化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辟或拓展，将词的兴起与发展和当时文人的生命意识、自我意识、享乐意识的觉醒，和当时社会的闲适风尚结合起来，似乎还有文章可作。所以，本书侧重于此，拟对唐宋词与休闲文化的关系作一全面的探讨、论述。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期，而文人词则产生于盛唐，发展于中唐，晚唐的温庭筠更是公认的“花间”鼻祖，与之并称的韦庄则是入蜀而沟通唐及五代，成为西蜀“花间”词的真正领袖，在唐五代这一由盛转衰、由一统变分裂的时代，词也与享乐成风、追求闲适相伴成长。宋代结束了五代的纷乱，虽不能重现唐代的国力与雄风，却是承上启下的时代，是富有近世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时代。由唐至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转折期：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商业经济由萌生而壮大，平民文化逐渐昌盛，文人士大夫政治、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在中古转为近古的同时，近代的特征为之渐现。可以认为，伴随着以赵匡胤为首的政治势力的崛起，被“安史之乱”所严重冲击的贵族政治至此已彻底粉碎，而伴随庶族登上政治舞台而诞生的“近世精神”，与其具备了新时代特征的文化母体一起，呈现出与过去迥异的文化特征。
首先，士大夫文人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生活优越宽松，物质待遇优厚、生活优裕，精神生活自由、放纵；其次，由商业经济催生的俗世的享乐、俗世的情怀、俗世的物态得到合理的包容与认可。宋代文化整体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创造的特征。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在宋代这样宽松、享乐、优裕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在兼容本土与外来、高位与低位、现世与超世的文化机制中成长，呈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文的休闲文化色彩。这种文化色彩不仅体现在词传唱于歌馆酒肆，既具有社交作用又富有商业特色的功能上，也体现在作者既爱不释手又恐撇之不清的创作态度上，还体现在“要眇宜修”、长于抒情的文体特点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的研究或着重于词体技巧，或过于强调词的思想内涵、社会意义，或虽注意词体风格，却忽略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与初衷。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将庸俗社会学引入词学研究，给词以太多太重的政治、社会、思想意义和价值，而失去了词以其“小道”、“诗余”依声而歌、佐欢伺酒的原始意义和功能，造成“视境”的颠倒，使得长期以来，只能以思想意义、婉约或豪放风格来取词、论词。近十几年来，人们虽然已经意识到文化对词的创作的影响，开始将词的产生放到当时商业文化背景下考察，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专著，如刘尊明先生的《唐宋词与唐宋文化》、沈家庄先生的《宋词的文化定位》、王晓骊女士的《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等，但是，将唐宋词的创作与对人类精神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休闲文化联系起来，用休闲理论透视词的发展过程的论著却比较少见。为此，本书试图将唐宋词放在休闲文化的大视野下，将词的缘起、发展、传播与人类精神永恒的休闲需求联系起来，将词的创作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联系起来，把词的创作看作文人生命的自觉、生命的创造，确立起以表达个体生命体验、情感志趣为主的词在唐宋文人心理、精神上的文化坐标，将词的传播和当时市民文化的审美娱乐需要联系起来，将词的文体特点和文人士子的休闲心态联系起来，重新审视、还原休闲文化和娱乐精神在词的创作缘起、传播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