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自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也在探索中进行，但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严重滞后，其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改革的目标就是民主与法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彻底打破国有企业的政策性垄断经营。
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便仿照苏联模式于1953年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底完成了这个过渡，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计划经济的建立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传统思想的影响；第二是革命战争年代“统制经济”的继承；第三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仿。三者结合成为我国的计划经济，是在完全相信政府计划和管制能力的前提下而人为设计出来的，完全忽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热衷于建立一个好政府，努力完善控制和管理经济的手段。“文革”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无限扩大和力度无限加大，“政府失灵”问题突出地显露出来，表现为计划不准确和国营企业吃国家“大锅饭”。毛泽东认为“政府失灵”是“官僚主义”所造成而非制度的产物，为此多次批评计划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忽视人民疾苦和压制人民群众积极性，并企图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失灵。结果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刘少奇、邓小平等认为除官僚主义的因素外，还与体制有关，应该通过引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后来李富春创造性地提出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观点，当然是未能成为政策的主导理论依据。
1978年改革开放，打破了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迷信，政府逐渐缩小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1987年中共中央十三大提出“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尽管仍然没有解决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已经不容置疑。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国内1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巨大生命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固有益无害；第二，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证明，没有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就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权就没有基础；第三，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的迅猛增加，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和改革国有企业创造了条件；第四，国际局势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使得政府承担的国家安全压力也越来越小；第五，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加快，改革开放的中国不能不受这种世界潮流的影响。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中央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2003年，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心放到了适应WTO规则，走务实发展的道路上，把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紧密结合起来。从此，全能型政府已经转变为经济调控型政府。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大量人口仍然停留在农业和农村之中，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都使得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会表现出与欧美各国政府职能的诸多差异，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环境脆弱的条件下，政府将在提供公共物品、调控外部效应、消除自然垄断、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深化政治改革的重心
邓小平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民主与法制问题。建国以后，我们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但民主进程犹如蜗牛爬行，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第一，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力很大，人们在灵魂深处更倾向于专制而不是民主，特别是广大的农村是专制主义的土壤和温床。第二，中国的新政权不是按法律程序继承下来，而是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手段推翻反动的旧政权，阶级斗争形势确实很严峻。第三，中国当时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很少，中外国家间的交流很少，中国最后在“左”倾思想的统治下闭关锁国，自得其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化进程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长官意志、惟我独尊、权大于法的状况还是很普遍的。行业垄断的局面并没有彻底被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阻挠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阻挠融入世界经济大潮，拒绝按国际惯例办事。
面对全球性竞争压力，中国政府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放松管制无疑属于上策。这样，如何认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确定政府职能，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事实上，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在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提高。政府太大、机构太杂、官僚太多，如果不倾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在政府职能转变上取得重大突破和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迈出坚实步伐的话，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陷入停顿或者迷失方向。所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最终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本届政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算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重大的经济决策、重大的经济问题和重大的经济项目要经过充分论证，形成领导、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决策机制。第二，依法行政。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执行公务，同时又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规范。第三，民主监督。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
3.建立政府干预的科学决策机制并依法行政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法制建设还远远没有到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整个官场腐败成风。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允许企业自由雇佣和解雇工人，把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全部转嫁到工人头上，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社会恶果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导致社会动乱。但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强，又必须全力支持企业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否则，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冲不出去或败下阵来，将会导致更大的失业，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动乱。于是，中国政府必须在两难中做出非常痛苦的选择。
对于如此艰难的选择，中国政府如果再像过去那样草率决策，然后用“集体决定，集体负责”来敷衍塞责，就势必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关系到政权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因此，建立政府干预的科学决策机制并依法办事，万无一失地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及时性，就成为现阶段我们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国有企业固然有其优点，但古今中外的国有企业都存在效率低下问题，如何改变现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有效的方法是使之成为具有国有股的股份公司。具体办法就是：第一，用法律形式规定国有企业必须股份化，规定其最高份额不超过50%，以避免一股独大，可以完全流通，可以像私人拥有的股份一样随时随地退出股市。第二，国有企业不能与国有企业直接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必须与其它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组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认真组织评估机构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公开在媒体上公布，然后由社会力量认购其股份数额。第四，企业董事会成员完全由股东投票产生，并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政府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这样的干预，但不超出这些干预。国家惟有如此干预，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私有企业有效率高等优点，我国政府认识到私有企业在活跃经济，增加就业与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作用，但私营企业却得不到国有企业那样的特殊政策、得不到“国民待遇”，甚至远远得不到外商投资企业所能得到的优惠政策。要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应该给私营企业以极大的支持，具体做法如下：第一，允许私营企业进入除军火等少数行业外的所有行业，可以对其进入条件在规模、技术、专业人员素质等方面做最低标准的规定，迫使私营企业如果为某些行业的利润所吸引就必须改变单打独斗的状况。通过几百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股份制把规模扩大到足以经营诸如造船、银行、电信、医院等需要巨额资本方能进行经营的行业。第二，给予私营企业以完全的国民待遇，修改现行法律中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条款，任何人侵犯国有企业的资产与侵犯个人的资产应该给予完全相同的制裁。第三，给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把属于国家政策性银行的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鼓励出口的政策给予所有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优质服务和良好的环境。
我国改革开放后高度重视吸引外资，并给予种种优惠政策。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高达606亿美元，累计利用外资高达5 621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利用外资国，这对我国经济的腾飞，锻造我国企业的筋骨，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说是功不可没。我国政府以后对待外资最重要的不是给予什么优惠待遇，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对我国自己企业的歧视，而应该采取多种措施，提供优质服务和更好的投资环境。因此，政府干预经济时对外商投资企业要给予国民待遇，但对外商投资企业并不是给予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差别的政策。国家虽应避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应该制定相关法规，控制外国某些企业在华的某些地区或某些领域投资，或通过社会组织或舆论来给予某种程度上的抑制，相反，则大开方便之门。
4.对不同性质的垄断采取不同的政策
垄断具有不同的性质，有行政性质的垄断、市场性质的垄断、资源性质的垄断，还有技术优势的垄断等。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垄断并不是一无是处，绝对地否定垄断显然是有害无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对采用股份制形式成立的东印度公司等经营海外业务的企业给予垄断经营所谓“远东”贸易的特权，这对该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这种垄断就是行政垄断，完全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给予某个具体的企业某种经营特权。我国在“洋务运动”时期，满清政府的权臣李鸿章多次奏请给予其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企业某些特权，正是这种行政垄断使这些“洋务”企业与外国同类企业竞争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这对中国当时民族工业的建立与发展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建国以后，我国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形成了空前绝后的全面行政性质的行业垄断。这种垄断对新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建立也不能全面否定，但是当其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打破这种垄断就成为提高包括这种垄断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对垄断的打破。但目前这种垄断还依然存在，政府必须尽快消除这种行政垄断，给予不同性质的企业以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过程，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结构，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
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都有一个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而且这个过程通常是疾风暴雨式的，各国政府在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无不给予极大的支持，甚至不惜倾国之力直接参与，这样就使得西方的企业从一开始就有较大的规模，迅速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之中，这些大企业很快就形成了市场垄断，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对西方国家的繁荣富强立下汗马功劳。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却没有一个明显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因此中国企业的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政府根据社会安定和产业政策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鼓励企业之间通过控股、参股、重组、合并、收购等方式组建大企业或大企业集团，容易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性市场结构，就会形成“联盟价格”，构成垄断。这在一定时期内或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是，深入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以人民做出牺牲为代价的，为培育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和平崛起，从战略角度，应该适当允许市场垄断。
（二）创造良好的国际竞争环境
1.国际竞争环境的主要内容
企业的国际竞争环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也比较抽象。从宏观上来说应该包括国际政治法律环境、经济贸易环境、人口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等。从微观上来说，应该包括国际市场上的所有竞争者和各类消费者，以及国际市场经营中的所有当事人和关系人等。所有的竞争环境都会直接或间接、短期或长期地，或轻或重地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复杂的影响。
第一，政治环境。不论在哪个社会发展阶段、哪种类型的国家，也不论国家奉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总是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影响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是如此，在具有集权专制传统的中国就更是如此。国家的制度、方针、路线，政策及措施，尤其是突发的各种政治事件共同构成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政治环境。广而言之，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团体的不同政治主张。因为一旦有大选、换届、政变都会使国家的政策和措施发生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国家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决定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邓小平南巡谈话等，都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影响。
第二，法律环境。世界各国无不通过制定法律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受到法律的制约和影响，因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只能在一定的法律环境下运行。法律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经营影响更大，我国宪法把个体、私有企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私营经济来说法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主要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制来干预企业的经营，进而影响市场。制约企业经营的法律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广告法》、《专利法》、《商标法》、《海关法》、《商品检验法》、《保险法》、《证券法》、《公司法》、《合同法》、《投资法》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除了各国的法律外，还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联合国国际货物运输公约》（又称《汉堡规则》）、《巴黎公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很多国际公约和协定，以及国际惯例，它们共同构成企业的发展环境。企业不仅受本国法律法规的约束，还要遵循重要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惟有如此，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打拼。
第三，经济环境。目前，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国投资、生产、销售或贸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大机器工业建立时起就开始，200多年来，一体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一体化程度越高，生产要素就越会在世界更广大的范围内由市场来配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异，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居民没有可以任意支配的货币，企业难以赚到足以维持生存的钱；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居民购买力就强，企业就有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所以，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产值、居民收入状况包括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居民可随意支配的收入、居民储蓄和居民信贷状况、居民支出结构等都可以构成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大经济环境。
第四，人口状况。人口状况之所以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影响就是因为人口是市场竞争活动的直接对象。对于企业来说，掌握人口变动状况是决定自己产品及市场定位的前提。目前，世界人口非均衡地膨胀，在60亿的基础上每年约增长近一个亿，但世界各地区的人口增长并不均衡，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在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还出现负增长。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极度落后的亚非国家，人口依然呈现爆炸性增长。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口老化，经济发达国家人口老化情况比较严重，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寿命延长。美国平均寿命为75岁，日本高达79岁。人口总体增长，但各年龄组之间的增长率并不相同，这使得企业所面对的目标市场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三个方向的流动：从北方流向南方、从乡村流向都市、从市区流向郊区。这使得许多方面的市场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动。例如：从北方流向南方流动就会产生暖气设备需求量的减少以及雨具和空调等需求的增加；乡村人口城市化造成的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商业网点、服务方式的变化；都市人员郊区化形成的郊区购物中心的兴起和新型零售商店的建立。
第五，自然环境。任何企业都处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必然要面对一定的气候、矿产等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世界经济史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通常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资源使用上的巨大浪费等。自然环境变化的趋势，必然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各国政府环保措施力度加大，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从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加强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政策干预，成效显著。比如，美国早在1970年就成立了环境保护局（EPA），加强环境保护法规与标准的制定。在美国的推动下，国际上还达成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我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加强了这方面的立法和管理力度。所有这些，必然会使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的化工、造纸等企业遭受损失，进而迫使企业的投资销售活动受到影响。
第六，技术环境。这里所说的技术环境是指技术进步因素对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影响。世界近代史上三次大的科技革命，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或革命，都会对传统行业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冲击，使许多新兴行业迅速崛起。以内燃机为动力的轮船问世使帆船业一蹶不振，电灯的问世使蜡烛业躲进了墙角，电视的普及使半导体收音机市场大幅度萎缩，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必将严重冲击电视广播的“无冕之王”的地位。因此，对于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来说，不可能不受技术环境的现状及其发展的影响。技术环境变化趋势主要是技术研发费用在提高，几乎每一家跨国公司都在国内外设有若干专门的研究机构，每年投入数额庞大的科技研发资金。从最近几十年的统计数据看，每年的科研资金大约在营业额的5%以上，软件、医疗等企业则高达20%以上。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新技术的发明、开发和传播具有一种加速度特性，从发明到投放市场的时间正在大大缩短，有人把科技进步的速度形象地称之为“十倍速”，尤其是电脑的升级换代之快令21世纪初的中年人甚至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望而生畏。
第七，社会与文化环境。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然在一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购买行为。20世纪后半期欧美许多国家甚至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人生观上形成“以我为中心的社会”时，俗人（平民百姓）追求的是个人生活的多彩、舒适、快乐和幸福，雅士（社会名流）则是追求事业的成功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于是人们的物欲追求和个人成就追求急剧地甚至是戏剧性地膨胀起来，买房、买车、旅游、度假、健身、娱乐性消费一浪高过一浪，休闲产业发展尤其迅速，如健康俱乐部、家庭集体度假和运动、网络设备及计算机等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2.政府在企业国际竞争环境改善方面的努力方向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第一，要给企业以竞争的压力。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仅靠国家的政策和国内企业主动推进改革、打破垄断无疑阻力重重，必须有一种外部压力才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恰恰提供了这种压力。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大大加速改革开放进程，打破一些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形成的垄断，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大大向前推进。另外，对中国加快国有企业的经济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以及对企业投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及增强风险控制意识等，也都有所帮助。开放将迫使企业寻求出路和发展，激发出企业深层发展潜力，淘汰落后的产品、工艺设备及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第二，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政府并不急于求成，从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努力过程，究其根本，也是争取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发展空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就应该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要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全面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目前，我国企业基本上能够自由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保证我们的权益不受损害。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还需要政府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得到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为中国企业平等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创造更好的环境。具体说来就是四个字：防守、反击。
所谓防守就是仍然注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国内企业某种程度的保护。一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因新的竞争规则而受到冲击，甚至是致命性的打击。对于尚处幼稚期的中国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及金融、商业、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将无胜算可言。特别对那些技术落后、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低的企业，压力更大。诸如汽车、计算机、通信设备、机床、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产品虽然在国内仍有潜在需求，但在质量、价格、技术等方面与进口商品存在一定的差距，因而进口商品一旦大量涌入，势必使这些行业处于不利的境地，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外国企业在中国介入金融、商业、服务业，也将加剧商业服务业的竞争，加大金融市场的风险。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对外国进口商品给予新的、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在这方面日本政府做得很细，保护的效果很显著。我们从理论上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创业，几十年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应该有一个缓冲，同等条件下还是应该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尤其对于外国商品直接进入中国市场，还是应该设置障碍，一方面用隐蔽性极强的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加强国人的民族意识，适当提高国民购买国货的意识。
所谓反击就是政府主动通过各种国际活动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优质服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国有企业只是从理论上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国际竞争环境。但是，政府必须进一步努力才能使这个理论上的好处变成现实。继续进行各种经济贸易谈判，争取早日取得世界各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增强，逐步打破了世界贸易的格局，这就引起了外国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坚决抵制，于是有些加强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攻势，动辄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企业的外贸出口受到严厉的限制。中国企业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政府就必须为其创造条件、开辟道路、保驾护航。事实上，作为战略盟友的美国与欧盟之间、美国与日本之间，也经常形成贸易大战，参战的是企业，主战的是政府，我国政府要通过各种外交途径进行贸易谈判，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协助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1.协助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性
传统的经济理论坚定地认为，企业必须先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才能参与国际竞争，进行跨国经营。然而，几百年的世界经济史证明，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竞争获得竞争力，取得竞争优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到来，企业的国际国内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进行世界市场的争夺，同各国企业同台竞争，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是生存发展，取得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逐步开放了国内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外国商品，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必须履行义务，进一步开放市场，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放开商品和服务价格，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取消双重汇率等，从而国内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将出现空前激烈的竞争，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加困难的经营局面，这样一来，中国企业不管愿意与否，都要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国巨大的加工能力还在急剧提高，这不仅仅要求国内庞大的市场来支持，而且离不开日益增长的国际市场。我国企业即使不走出国门也会在国内市场上与国外产品、服务和企业短兵相接，与其被动地等待国际对手的进入竞争，不如及早地走出去，熟悉国际环境，主动参与竞争，以提高竞争能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在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义务的同时，也将享有相应的权利，具体来说，可享受的权利主要有：享有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享有普惠制待遇及其它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等。也就是说，我国企业可以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免受歧视性伤害。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我国企业获得开展跨国经营的良好环境。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有利于我国扩大商品出口，从而带动贸易型企业跨国投资的增加。外贸出口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主要方式，与此相适应，我国的海外投资也以贸易型投资为主，主要通过在海外建立销售子公司来拓展海外市场。此外，由于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享受一些发达国家的普惠制待遇，增加我国商品在发达国家的受惠程度，也使我国商品在更多国家受惠，有助于推动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进程。并非所有企业都要“走出去”，而是所有企业都必须在全球性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也许绝大多数制造和服务型企业仍在国内，但一定会有很多企业为生存和发展而“走出去”。为此，有必要结合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针对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一个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走出去战略”。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很短，企业还缺乏市场竞争的经验，对国际市场相对说来还不甚熟悉、对国际竞争的规则还没有全面掌握、对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了解的还不够全面深入，绝大多数行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势，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政府的力量参与其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史已经证明，政府协助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非常必要，也非常具有实际效果。英、法、美、日等国之所以经济发达，企业竞争力很强，与国家的直接参与是分不开的，新加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很强，原因虽然很多，政府的强力支持和协助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严格意义上讲，企业的竞争力只能在市场竞争中去增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也只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才能成长。因此，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不是培育出来的，而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特定的体制和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成长又不能完全脱离开“培育”的过程，具体说就是还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全力以赴协助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鼓励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建议
西方国家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生长了数百年，有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已经有一两百年的经营和发展历史，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我国是一个经济上欠发达的发展中大国，许多企业刚刚在市场经济中经受洗礼，一下子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尚显弱小，政府必须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帮助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既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袖手旁观。必须认识到协助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确实任重而道远。各级政府都要从国家民族利益甚至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克服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想方设法开创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局面。
第一，协助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国际竞争是规模与实力的竞争，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是当今跨国投资和国际竞争的主体，为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我国的海外投资应改变以往那种小而散的局面。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多条途径，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但这种方式对于加速度发展的各国企业来说，过于缓慢，有些远水不解近渴。最好的办法就是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形成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并以此作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尽管有大量的贸易等商务活动，但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并购目标市场现有企业或组建新企业实现对国际市场的占领和争夺。我国企业可以在国内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也可以同外国企业共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可以像TCL那样收购外国的企业；也可以像联想那样收购世界著名企业的某块业务。不论企业采取哪种途径，政府均应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协助。要使跨国企业尽快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企业集团，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融资综合成本，实现高效融资。我国跨国公司在选择和决定境外子公司的资金来源时，应充分考察各种因素，如外汇、东道国的政策、法律等，运用各种先进的融资手段，积极利用国际跨国银行借船出海，因地制宜地进行海外融资。在不需扩大投资的前提下，迅速扩充实力，增大规模，并通过优势互补形成一种综合性优势，达到降低风险，提高竞争力的目的。
第二，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建立政策银行。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十分成熟，市场体系还不十分健全，然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重大项目的建设和重大贸易活动中难免急需流动资金，一些企业因为资金的一时短缺而无可奈何，对中国企业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无疑构成严重的制约，有时导致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失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离不开银行提供临时急需的巨额的资金支持。二十多年来，企业从银行贷款往往不能按期还贷，使银行呆账严重，致使国有商业银行不堪重负。而银行本身也是企业，也存在生存发展的问题。参与国际竞争，特别是做国际贸易，到国外投资，都存在较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除了在外汇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对参与国际竞争，并有希望在竞争中崭露头角的企业给予优惠待遇外，还应该设立政策性银行，在企业经营的最关键时刻提供急需的资金，起到及时雨的作用。
第三，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信息支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信息的重要性与两军交战中的知己知彼几乎完全相同。没有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企业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如果企业能够获得各种信息，就如同长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对竞争者的所有经营行为了如指掌，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0世纪下半期，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特别是网络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信息呈现爆炸的状态，信息越来越多、信息的内容越来越细、信息传递越来越快，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要想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就必须千方百计搜集信息、存储信息、整理信息、利用信息，这就会极大地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尽管企业各自有自己的业务，所需要的信息各不相同，但企业所需要的基本信息肯定具有相同之处。如果国家能够在企业信息方面提供优质服务，就可以极大地降低企业的成本，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国家一方面要建立信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还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利用驻各国大使馆的商务人员、专门的信息机构等广泛搜集信息，并免费向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提供，各级政府的不同部门，要从自己擅长的方面提供具有特色的信息服务。
第四，政府要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外交谈判。企业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不断提高竞争力。然而，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的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向来都有国家做坚强的后盾。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脚步不断加快，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国家干涉主义理论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一个国家的政府把协助本国的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作为自己的中心职能之一，已经成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美国的企业已经具有非常高的竞争力，但美国政府并不是对美国企业撒手不管，而是不断同各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为美国企业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创造条件。为此，美欧之间、美日之间都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和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最近几年来，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多次来华访问，都与其企业赢得中国的建设项目有关。美国一直与我国政府进行谈判，不断要求我们进一步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改革汇率制度，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为美国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外交行为。因此，我国政府也要时刻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在中心的位置，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等要在东海开采石油天然气等，不论外国如何干扰，政府都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外交交涉，确保这些公司的正常业务不受任何影响。2005年夏季，欧美就中国纺织品输欧和输美问题，采取了诸多的保护措施，我国商务部领导针锋相对，不卑不亢，就纺织品问题与之进行外交谈判，这是我国政府协助企业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又一壮举。
此外，国家要制定专门的奖励条例，对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成绩的企业及企业家颁发大奖，给予劳模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