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就企业而言，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也是世界一流的精明商人，曾经辉煌一时。然而，为什么他们的发展没有后劲，而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却在世界各地抢滩创业、后来者居上？不同的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最为直接的影响，那么不同的企业制度当然也会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生存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同的企业制度决定了企业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并进一步地决定了企业具有不同的战略、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机会、不同的项目、不同的措施、不同的效率。所有这些不同，自然就会使企业具有不同的国际竞争力。
公有是相对于私有而言，公有企业包括国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新中国建立后，公有制企业在中国很快就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依照当时的理论，企业是否公有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企业公有就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步地认识到企业是否公有与国家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国有企业在餐饮、商业、公路运输等服务领域及一些零部件加工与工艺产品等领域逐渐淡出，但在电力、电信、航空航天、铁路、医疗、石油、银行等行业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企业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也有明显的劣势，深入研究公有制企业的优劣势，扬长避短、化劣为优，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一）国有企业竞争力的缓慢提高
从1978年开始，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在90年代，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无情地冲击了国有企业，企业的命运主要不是由官场而是由市场决定了，特别是企业的亏损已经危及到企业的生存甚至危及职工的生存，行政级别的光环变得黯然失色。国有企业正是在不断地改革、不断地适应市场竞争，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1.国有企业制度的历史演变
建国以后不久，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绝大多数企业被政府改造为国家所有制。从1956～1978年，国有企业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企业没有任何独立经营权，其所有的工作就是认真执行政府的生产和建设计划。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不论多大，都仅仅是国家这个大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或一个采购供应部。全国的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经营，所以也没有盈亏可言。全国一盘棋，都吃一锅饭。从1978～1992年，政府试图在企业间引进竞争机制，国有企业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进行诸如租赁制、国有民营等方式的改革尝试。从1992年起，我国进入了快速市场化的时期。股份制迅速受到人们的青睐，政府则推波助澜，进而提出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企业与市场竞争联系在一起，是中国企业制度的巨大进步。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承担了封闭条件下进行工业建设的历史重任，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又开始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进入新世纪之时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则为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2.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国有企业并非中国所独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国家干预理论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依据。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将一系列基础工业和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法国则接管了能源部门、保险部门、金融部门和一些大公司，日本的国有企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几个迅速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数百个。这些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能源部门、基础设施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和科技开发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解放，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也掀起了国有化高潮，把银行、矿山等殖民主义者拥有并足以操纵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企业收归国有。70年代，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主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发展中国家顺势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主权的潮流，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无论是从国有企业的产生过程来看，还是从国有企业所起的作用与所做的贡献来看，国有企业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
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规模普遍较大。2005年8月21日，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在天津发布“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年度排行榜。500强企业的营业总收入为11.75万亿元，比2004年的8.99亿元增加2.76万亿元，增长30.70%。平均营业收入达到了234.91亿元人民币。第500名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45.73亿元。500强企业资产总额达33.51万亿元，比2004年的28.22万亿元，增长18.75%，而且，500强前十位为清一色的国有企业。显然，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在行业中仍居中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具备了同世界500强竞争的规模基础。
第二，国有企业效益逐步好转。曾几何时，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脆弱得令人震惊，大面积亏损、全线溃败、不死即伤，迅速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员工下岗失业，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官本位制下企业负债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企业效益维持到零就算逃过一劫，能够盈利者寥寥无几、稀若晨星。学者刘小玄曾选择二十多个行业的十多万家具有竞争性的企业，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对企业效率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从所有制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明晰的产权关系，外资企业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从企业隶属等级的角度看，在所有的行业中，隶属的等级越低平均效率越高。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业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效率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业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可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业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然而，近十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有一定的成效，通过“抓大放小”，一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以租赁、承包、售出、参股等方式向产权多元化转变，而大型国有企业也迈出了股份制改造的步伐，官本位逐步淡化，逐步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成为我国支柱产业的重要支撑和出口创汇的主要力量。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国有品牌受到猛烈冲击。尽管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在技术、质量、规模等方面的显著差距，尚不能与跨国公司抗衡，而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才是抗衡跨国公司的生力军。如彩电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为外国品牌所垄断，特别是日本的松下、索尼、三洋等产品横行中国，进入90年代以后，长虹等大型彩电企业在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向外国名牌展开市场争夺战，一举打破了大屏幕彩电由外国名牌主导的格局，长虹的“红太阳一族”大屏幕彩电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3.近几年，国有大型企业多数处于盈利状态，2005年，大型国有企业多数盈利，盈利水平较高的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净利724.81亿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83.88亿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337.52亿元、中国银行209.32亿元、中国电信集团公司200.46亿元、国家开发银行174.09亿元、上海宝钢集团公司127.23亿元、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05.02亿元、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89.68亿元。充分显示国有大型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三，一批国有企业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电信、银行、保险、运输等传统垄断性行业，在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核电等战略性资源产业，在航空航天、核工业、基础电子工业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大型国有企业，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移动通信、中国电信、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已经进入世界公认的500强企业之列，而且在汽车、电子、食品、纺织等竞争性产业中也崛起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中化公司、宝钢集团、中粮集团、一汽集团等也跻身于世界500强之列。至于没有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排名的海尔、长虹、中集等也都非常优秀。上汽2004年曾进入世界500强行列，2005年被挤出，但已属于世界一流企业。海尔2005年只差2亿美元的销售额未能进入世界500强，估计该企业很快就会进入世界500强，中集已是一个具备了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集装箱行业，它掌控着技术主导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集装箱市场的占有率很高。中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中集的股权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均衡持股，没有一股独大的问题，运作比较规范，任何一方，任何一个股东、企业的经营者，都处在一种被制衡的状态中，都不是自己约束自己，而是被制度约束，所以中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
第四，国有企业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国有企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跌跌撞撞地卷入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之中，经过近些年来的改革，国有企业淡化了官本位的色彩，接受了市场的洗礼，树立了市场理念，丰富了市场经验，基本适应了市场竞争，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提高了竞争力。虽然国有企业本身诸如官本位等固有的缺陷是企业自身根本无法克服的，但只要具有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和形式，就有助于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来看，并非绝对不可能，只是难度较大。事实上，少数国有企业已经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肯定地说是企业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政府领导班子识大体顾大局等多方面因素所形成的结果，说明国有企业也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就可以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激发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相对中国其它类型企业来说在规模与技术等方面的传统优势，从大到强，具备真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二）国有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走向世界，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18家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但是，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官本位等问题。
1.官本位问题
本位是金融制度中使用最普遍的一个术语，金本位是指纸货币仅仅是一定成色黄金的表现形式，是黄金的代表，真正令人追求的是黄金。“官本位”是指人们一切向“官”看齐，任何人都可以按相对应的官位来衡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中国历史上就是典型的官本位的国家，官本位的思想、制度、规则及潜规则，根源于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在专制制度下，掌握权力的一个人及其麾下的少数人具有决定多数人命运的生杀大权。于是就形成人们一切向“权”看，一切向“官”看的价值倾向。有了官位就有了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商场原本不属于官场也不同于官场，官员是政府机构的主管，代表国家处理政务，而商人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角。既然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年代，厂长经理就是国家干部，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来虽然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但是国有企业与政府实在是没有办法分开，至今许多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依然保留着国家干部的身份。
官本位之所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之所以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根本就在于当官可以获得比从事任何职业都更多更大的利益，这种利益包括巨大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千百年来，中国就一直是官本位国家，商人们经商牟利以后总是千方百计进入官场，秦朝的吕不韦应该是这方面的典型。明清时期，富商大贾富可敌国，仍然采用捐款获得一官半职。中国企业中的官本位仍旧非常普遍。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公有制企业普遍存在官本位的思想、标准和做法，对企业的发展活力会极大地遏制，对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明显的消极因素。官本位的表现如下：
第一，企业的厂长经理国家任免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通常由其所隶属的政府机构来任免，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各部委都有自己所属的企业，其厂长经理就自然要由各级人民政府来指派，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目前仍然直接控制着189家大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等企业负责人大致相当于省部级官员的行政级别。因此要由中央组织部按照考察省部级干部的程序选拔人选并发委任命令。所以，对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不论是国家还是民众，甚至包括这些厂长经理都把自己视为国家干部。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既然是国家任命的，当然要对决定他们地位的政府负责，所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政府的指示精神，甚至于对政府官员惟命是从，至于企业的绩效、利润、生存、发展，在市场竞争中的能力，则只能从属于前者。
第二，厂长经理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让利放权的阶段，这是针对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厂长经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销售，而很少具有市场经营的自主权而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具有比欧美任何国家经理们都大的权利，他们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与谁合作，把项目给谁做，把企业的土地、商标等与谁合作、评估多少钱，给谁提供多少亿资金的担保等等，往往由总经理说的算，被挥霍或是被转移到海外，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如果对厂长经理们的权力多一些约束，就会减少这种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发生。
第三，很多企业领导缺乏市场意识。有的企业老总认为自己就是国家官员，职责就是管理、就是监督，从内心就端出“官架子”，以管理者老大自居，缺乏市场意识，对服务不热心，或者说不感兴趣。欧美国家的企业基本上是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滋生并成长起来的，即便如此还有些企业缺乏市场意识，不能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及发展趋势，而我们国家刚刚建立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几乎清一色都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投资建立的企业，因此不是市场经济养育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企业肩负着建立市场经济的重任，国有企业缺乏市场意识就不难理解了。没有市场意识当然就没有服务意识，就认识不到市场意识与服务意识的结合是培养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佳途径并且成本最低。
第四，企业员工身份观念明显。就目前国际上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发展情况来看，组织结构逐步趋于扁平化，也就是中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在员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而从事市场营销、产品开发、技术研究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就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来讲，机构膨胀，管理岗位上人浮于事。然而，国有企业不仅厂长经理把自己视为国家官员，就是普通职工也是把各级厂长经理视为国家干部。因此，很多人倾向于走上管理岗位当上国家干部，甚至有些人把当上国家干部视为成功的重要标志，不但基层管理者想登上更高的管理岗位，就是普通职工也千方百计通过某种途径镀金，通过某种关系改变身份，努力奔向管理岗位。说到底，就是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在释放着能量。
2.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
国有企业的投资人是国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全体中国人，这仅仅成为纯粹的理论话题，是逻辑上的投资人。国家投入的资本建成某个企业后，非该企业的广大民众对该企业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和控制权的。其盈亏对于具体的广大民众来说，似乎成为没有任何联系的事情，这样，人们也就不可能像关心自己投资的企业那样关心国有企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对国有企业尽管可以控制，但政府官员仅仅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和潜规则任免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加之我国官僚主义严重、机构臃肿、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根本不可能有效控制和监管国有企业，于是出现了严重的所谓内部人控制问题。
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还不仅仅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管理层有一个重要行为特征，那就是进入企业权力核心并进而跃升为政治权力的更高层，而非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近年来国有企业改制还是比较普遍、比较合时宜的，于是许多企业成为所谓的股份公司，按照长官的意志安排了董事会，任命了总经理，还有的成立了监事会，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几乎所有特征，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说轻了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扭曲，说重了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亵渎。同私人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应付各种与生产和经营无关的事情，必须面对来自政府（投资者的代理人）的讨价还价。如果企业的管理者能够体会政府官员的良苦用心，就可以获得银行贷款、上市指标或免除债务等额外的政策或收益。这样一来，企业可以不通过市场而仅仅通过政治攻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资源、资金或更多的好处。如果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自私自利之心膨胀，会很自然很容易地出现贪污腐化问题，人民、国家、企业均受其害。
3.委托人的严重隔绝
在发达的欧美国家，投资人共同构成股东，股东可以推举董事会成员，再由董事会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聘任的经理人员。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者是全体中国人民，从逻辑上来说应该由全部中国人民推举董事会成员，再由董事会聘任经理人员，但这在实践中是根本做不到的。国有企业的委托权必须通过各层组织授权给政府官员并由其实施，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实际上掌控在各级官员手中，企业利润在名义上或者说在法律的意义上为全体人民所有，并不为各级官员所有，从而形成了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开始就分离的状况。这些官员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企业的效率、效益、利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如果想继续在政治上发展，奔向更高的领导地位，就必须按照领导的意图把政绩工程做好。如果由于年龄及官场政治斗争的残酷已经毫无希望再度升迁，就会出现诸多仅仅满足一己私利的情况，“59岁现象”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几乎完全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拥有。整个国有经济部门就像一个大型跨国公司，几乎所有的生产决策、投资决策和用人决策都由中央计划确定。那时的国有企业，是按行政级别来定位的。除了“县团级”企业、“地师级”企业之外，像宝钢、武钢、首钢、中国电信、国家电网、中化集团、中石油、中石化、大庆油田等等，基本上都是“省部级”企业。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链条长，行政层次多，每一层次上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垄断性的，双方行政隶属关系被锁定，不能双向退出，而且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没有落实到每一层次，委托人难以真正关心国有资产，代理人没有剩余索取权，对国有资产采取无所谓的态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