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8日下午，拍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队伍来到无锡。我带着头一天晚上11点钟，发出这条独家新闻的报纸，等候在公园饭店，会见了导演史东山先生。因为演剧九队队长吕复早已把我的情况介绍给史东山先生，史东山接过报纸看了一眼标题，马上热烈地握着我的手，拉我上了他看外景的汽车，给了我随车采访《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特殊待遇。
在车上，史东山对电影内容和已拍好全部内景作了简单的介绍后，我情不自禁地讲起我在抗日大后方求学，吃不饱、穿不暖，反贪污、争民主，读了图书馆有关戏剧的几百种书刊，以戏剧作武器进行斗争，向往重庆的话剧运动，对抗战剧人极为崇敬，表示我对《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电影内容的赞赏。史先生看着时年19岁稚嫩的我，笑着说：“你对戏剧的热爱，倒有点像陶金年轻的时候。”晚上，我赶到公园饭店的凤凰餐厅，看望《八千里路云和月》外景队的演职员们。两张饭桌拼在一起，大家坐在周围，史东山先生刚布置完第二天的拍摄工作。白杨、陶金、王为一、周峰、赵明、韩仲良等，这些都是我在大后方书报杂志上背熟了的影剧坛上知名人士，史先生一一介绍给我后，我没有照惯例客套地说“久仰、久仰”，却连声说“知道、知道”，自我表现对他们的熟知。最后我真情实感的激动地说了句：“你们都是我在书上认识的人物、进步的影剧工作者。今天你们从书上走下来了，站在我面前，我太高兴了。”这样，他们才从诧异中哈哈大笑起来，和我自然地亲切了几分。史先生接着说：“石曼先生是戏剧的爱好者，演剧九队的队友，热心为我们《八千里路云和月》做宣传。今年才19岁，是小弟弟，你们就喊他小记者好了。”看来，我要采访陶金，史东山先生是先打过招呼的，其他的人先后都离开餐厅，只有陶金留下来了。
在大后方这几年间，我痴迷抗战戏剧、痴迷抗战剧人，熟记重庆演话剧的人和事，连舞台工作者的名字，我也能背几个出来，在学校我有“抗战戏剧活字典”之称，为此我有几分得意。对于陶金我是熟悉的，他有几件大事藏在我心中。因此，我不打算像有些记者对被访者从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年龄几许问起。我直截了当地对陶金说：“您今年31岁，是我的大哥，我把我知道的您在戏剧界的几件大事，讲给您听，讲错了的您指出来，漏掉的地方，您补充。”陶金觉得我这样采访方法很新鲜，他省得从头说起，立即点头答应。
“1934年左右，您在杭州笕桥考上了飞行员，却选择到山东省立剧院学戏剧，埋头济南市图书馆读了大批文学名著和戏剧书籍。一年后，您到北平参加了唐槐秋先生的中国旅行剧团，在《茶花女》中演阿芒，在《雷雨》中演周萍，连演三四十场，轰动了北平。”我的讲话像放机关枪似的连珠而发，陶金专心地听着，我更有几分得意地接着说下去：“‘中旅’是中国第一个演《雷雨》的剧团，您是中国第一个演周萍的演员。”“石曼先生，”陶金突然打断我的讲话，也没有称呼我小记者：“我很钦佩您对戏剧的丰富知识。不过，‘中旅’演《雷雨》是在天津，而不是北平。北平是宪兵三团所管辖，蒋孝先的团长，‘中旅’先要在北平演《雷雨》，没有通过。”这时，我的心中“咯噔”了一下。我这本“戏剧活字典”，在这里被陶金撕下了一页。
“‘中旅’在天津演《雷雨》不是中国首演。这以前，也在天津，就有孙坚白他们的‘孤松’剧团演过《雷雨》，他们演出是1935年8月，我们演出是10月。”陶金又补了一句：“不过，他们是业余演出，没有我们轰动。”这虽不是抗战期间的事，我仍然感到我这本“戏剧活字典”又薄了一页。但是我对陶金丝毫没有不愉快之心，有的是从他那里获得戏剧历史知识的快乐。
接着，我又讲了1938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成都的事。赵丹等人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不告而别，丢下了七千元巨额债务，由留下来的陈白尘、陶金、刘郁民三位理事承当，气得陈白尘大骂“戏子无情”。
陶金笑了，他说：“我们当时是很生气，后来也无所谓了，都是受生活困苦所迫。他们到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去，大的目标都是抗日。后来，我也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去了。”陶金在重庆拍了《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日本间谍》、《还我故乡》四部电影。然而，最轰动、最令人啧啧称道的却是他和舒绣文主演的话剧《蛻变》，那是导演史东山把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理论，用于中国戏剧演出的实践，用了三个月时间排演出来的。《蜕变》在抗建堂演出，戏长五个多小时，全场上千的观众没有一个退席的。
我的叙述把陶金的心也搅动得不平静了。他忍不住插进来说道：“演得好的是舒绣文大姐。我演的梁专员，一上场，就被她扮演的丁大夫震慑住了。她哪里是演戏？她就是那个医院的医生，每一个伤兵都是她的孩子，那个医院就是她挽救伤兵生命的战场。我再也分不出这个老医生、外科专家什么地方是舒绣文的，什么地方是丁大夫这个人物的了。演员和角色是那样有机地融化为一个整体。我跟着进入了梁专员的角色。”“我被丁大夫因为找不到药品不能救护伤员的愤怒燃烧着，激怒起我的义愤。这时，我仿佛看到了丁大夫那颗跳动着的、焦急的心，我必须去援助她。我像一头雄狮样的对这个腐败的医院怒吼起来：‘必须砸烂这套机构，来一番彻底的改变。’戏剧的矛盾冲突也推向了高潮。”“您听说过洪深先生对《蜕变》演出的评论吗？”我问陶金。
“他怎么说？”“洪深在《新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自有话剧以来，《蜕变》是最佳的演出。”“是这样的吗？”“没错，我有资料。”年轻的我，语气又得意起来。
谈到陶金在重庆最后演出的话剧《芳草天涯》时，我竟然和他争论起来。我说戏是中国艺术剧社演出的，演出的剧场在银社。陶金说他记得是在抗建堂。三十几年后，我看望与陶金同台演出《芳草天涯》的张瑞芳大姐，提到这件事，张瑞芳说是在抗建堂。因为抗战一胜利，金山就离开了重庆，银社被银行同业公会收回，《芳草天涯》不得不借抗建堂演出。
这时，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思想方法成熟了些，我不再感到我这本“抗战戏剧活字典”又被撕去一页，而是感谢陶金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给我纠正了错误的记忆。
1985年金秋时分，重庆举办“重庆雾季艺术节”，重庆市文化局邀请陶金、章曼苹夫妇重返山城，同时附有由我署名编写的《抗战时期重庆公演剧目一览》，意在征求重庆抗战剧坛亲历者给予指正补充。
章曼苹大姐来了，她告诉我，陶金接到邀请信后高兴得睡不着觉，可是他正在导演一部影片分不开身。他特地写了一封信给我，赞赏我编写的抗战剧目一览是做了件大好事，让许多抗战影剧工作者，把很多遗忘了的人和事又唤醒了回来。他并为剧目一览中补充了一条：
“1940年4月21日陶金、章曼苹、谢添、杨露茜以留渝剧人名义在国泰大戏院上演《软体动物》。该剧英国台维斯作，顾仲彝改编，陶金导演。”我大喜过望。我正担心我们这些年近古稀或年逾古稀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把往事如烟般淡忘了，陶金竟然编剧、导演、演员，时间、地点俱全的补上一条剧目。这不仅为诨号“抗战戏剧活字典”的我增加了收获，更为创造了中国话剧黄金时代的抗日大后方话剧添增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