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历史悠久，事迹错杂，内容丰富。所谓秦腔历史，就是被各种事实所真正充实了的时间史。就其形态来说，它包括了《秦风》、“秦声”与“秦腔”的发展全过程。它的孕育、成长和蔚为大观，有如双子叶植物一样，凭借着土地和自身的努力，破土而出，茁壮成幼苗、小树，进而成为一棵参天大树，由于根深，所以叶茂、干壮；又如江河，能纳百川，故而成其波澜壮阔，恢弘澎湃。秦腔的历史，尽管相当悠远、漫长，但基本上只有三大阶段，这就是秦风―秦声―秦腔三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又有着显示时代精神和发展的若干段落。
先秦时期的《秦风》，就是秦地的声调、乐调辞。其实“诗三百”里的“风、雅、颂”都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乐辞”，即“乐”的文学部分。正因为风、雅、颂都是乐歌，所以，墨翟就说：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司马迁《史记》也说：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这就是说，三百五篇可以诉诸人的听觉，也能诉诸人的视觉。这种同时可以诉诸人的听觉与视觉的“乐”，呈现出音乐、舞蹈和文学（诗）的自组结合。用《乐记》的话说，就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这就是说，“乐”由声、音、干戚羽旄三者自然组合而成，缺一不可，是一种听觉艺术（声、音）与视觉艺术（干戚羽旄，即舞蹈）的结合体。如果把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音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能够产生感情的“心”。人类思想感情的变动，是外界事物给予影响的结果。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使感情激动起来，所以表现为“声”，“声”在互相应和的当中，显示出变化来，变化的、有规律的“声”，就称做“音”。如果把“音”再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演奏出来，加上拿在手中的干戈、戚斧、羽毛和旗帜的舞蹈动作，就叫做“乐”。
《乐记？乐象》又说：
“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之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
《毛诗序》也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先秦时期，秦地的“乐”，在“诗三百”中主要有十五国风中的《豳风》《秦风》《郑风》等，“雅”中的《大雅》和“颂”中的《周颂》。代表性的篇目，有《七月》《驷？》《车辚》《蒹葭》《绵》《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等。这里有叙事，也有抒情。特别是后三篇，共同构成了周人建国的历史，连缀起来，就成为一部可以分为五章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作为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乐”，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以歌舞演故事”的性质和特点。如果承认在《风》中，短篇抒情诗性的《乐》是它的特色，那么，在“大雅”和“周颂”中，叙事诗性的“乐”，则是它们突出的部分。它们作为用以发和的“乐”，无疑就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诗三百”标志着中国戏曲从此诞生了！以秦声为声腔的秦地戏曲，也滥觞于这一时期。一些人不了解先秦时期“乐”的这种属性，竟否定古籍中浩如烟海的关于“乐”的记述，拾洋人“唾余”，硬说中国戏曲晚出，这实在令人费解。
《秦风》就是古代秦地人民大众的腔调，它的风格特色，用《左传》中吴公子季札的话说，就是：
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襄公二十九年》）
这里的“夏”同“雅”，“夏声”即大雅与小雅，有西周的声调；“周之旧”是说，秦国为西周的故地。其实，《豳风》与《秦风》一样，都是西周故地的“乐”。豳，即今陕西省彬县一带，原为周先人的家乡，后来，周人越岐山进入“周原”（今陕西岐山、武功、扶风一带），再东进，在秦岭北麓的沣河两岸，建都沣京、镐京，时为前11-前10世纪。在西方为古希腊荷马时代（前1100-前700年），出现了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在东方的西周，则出现了周人的史诗《生民》和《皇矣》。这一历史阶段出现的由希腊神话演变而成酒神颂（希腊悲剧），就无法同中国专演述周人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相提并论了。一个是神话剧，一个则是历史剧，一虚拟，一现实，如果不带任何偏见或狭隘的方域观念，公允地讲，东方沣京、镐京的史诗，比之西方希腊城堡的史诗，虽不能说前者就超过了后者，但其历史沉重感，二者的并驾齐驱，光辉宇寰的璀璨，却是相同的。今天，就应客观地、历史地、科学地给以评述。
《生民》和《大武》都产生于西周早期的国都所在地，自然有着“国乐”的性质。史学家都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制是个早熟的儿童，这些史诗，正是这个早熟儿童超越其他地域的卓越的思维和表演。
《生民》这一史诗，由于孔子的删诗，被分割成五首诗，这就是：《绵》《生民》《公刘》《皇矣》和《大明》。余冠英说：“叙事诗是大雅里的突出部分之一。《绵》《生民》《公刘》三篇是其中更突出的部分。”（《诗经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史诗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生民》共八章，歌咏周人始祖后稷的事迹与功德，在那神话化了的叙事中，反映周人对于这一传说祖先的挚爱和崇敬，确认他就是中国农业的发明和传播者：“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一章）“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三章）写后稷被遗弃而不死的神异。最初得到牛羊喂养，最后又得到鸟类覆翼。当群鸟飞去的时候，后稷开始啼哭，声满道路。这些描写，简洁又生动。三千多年前的文学语言，已经如此精炼，简直令人惊异。接着描写后稷试着种瓜、种豆、种禾麻等庄稼：“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麻麦？？，瓜瓞唪唪。”（四章）写后稷后来种植谷物的成绩也相当生动感人：“实方实苞，实种实？，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五章）这里对庄稼的描写，排比地运用了许多形象化的词句，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的喜悦，充满对稳定生活的信心。第六章写种植谷物成熟后的收获，始祭上帝。第七章写祭祀的隆重和盛大。最后一章，又把这种祭祀列为后世的定例，即“秋神报赛”。
《公刘》篇描写周人由邰到豳的一次大迁徙，叙述了他们从准备启程到定居营建，如观测地形，经营宫室、分配田地、君臣饮宴，以及水利、军制，甚至锻冶之事。全诗共六章，前五章极写周人祖先公刘迁豳后相土安民，营建都邑、拓垦田土，情感充沛，描写细致。尤其是公刘的形象，相当突出：“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容刀”（二章）。全诗采用“九重头”的艺术手法，尽情歌咏这一人民领袖的刚毅、果敢，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人民领袖的颂歌。第四章写宴饮群臣，“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陶然之情，跃然纸上。
《绵》共九章，叙述周人祖先在古公？父率领下由豳到岐下的又一次大迁移，写得气势磅礴，动人心魄。作为周人的史诗，前八章尽写古公？父迁国奠基的宏图伟业。从迁岐、授田、筑室，直到驱逐外寇的侵扰，感情充沛。第三章歌颂岐下土地的肥沃：“周原，堇荼如饴”，连苦菜都像糖一样甜美，可见水土的丰美了。第五、六两章，写开始建筑居室的情形，热火朝天，人人尽显其能。“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对新生活的憧憬，使全族人都热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的热情场面，几千年后，仿佛又出现在人们眼前。最后一章，落脚到周文王姬昌时君明臣贤，和衷共济，能继承古公？父的遗烈，开创新的业绩。
《皇矣》接写文王姬昌的武功，《大明》继写武王姬发的武功，叙事中动作性更强了。
上五篇连缀在一起，正是一部相当恢弘的周人创建西周的历史。作为“乐”，自然是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这就是“诗三百”中的史诗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就是由另外六篇作品组成的《大武》。如果说前者是史诗的上部，后者就是它的下部。
《大武》是写西周灭殷建国的一部史诗，由六个“乐章”组成。这就是“诗三百”中的五首诗：《大武》《酌》《般》《？》《桓》。第五章无辞。从孔子、荀子、《乐记》到今人孙作云，都肯定它和尧乐《韶》、禹乐《夏》、黄帝乐《咸池》可以并驾齐驱，可以“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也”！（《乐记？乐施》）
关于《大武》的思想内容与创作过程，《左传？宣公十二年》有段记载，引楚庄王的话说：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戟干戈，载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戛，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
这不仅说明了武王作《大武》的缘起，也指明了《大武》乐章的篇名及其基本思想内容。
荀况《儒效》也说，武王伐纣以后，偃武修文，作《大武》乐章。
武王之诛纣也……反面定三革，偃五六，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废矣！
这都说明《大武》是西周初期的杰作，武王姬发是它的总策划或主创者，周公姬旦则是它的具体组织者和编导，演出于京师镐京的宗庙祭祀中。历史上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近人孙作云也说：
《大武》共六章，乐辞都保存在“诗三百”中。
他认为：第一章是《酌》，第二章是《武》，第三章是《般》，等四章是《？》，第五章无辞，第六章是《桓》。
从这些乐辞可知：《大武》是系统叙述周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以武王伐纣灭殷为中心内容，兼及经营南国，周公、召公分陕而治诸事。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它是毋庸置疑的上古艺术篇章。
说到《大武》的演出情况，《史记》有一段记载：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读曰：“夫武之备戒也已久，则已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女：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夫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
把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
宾牟贾坐在孔子的旁边，孔子同他说着说着，说到了“乐”。孔子问道：“你说《武》乐开始前总要击鼓很长时间是什么意义？”……宾牟贾赶快站起来，立在旁边问孔子道：“关于《武》乐开始前总要击鼓很长时间这件事，那是已经说过了的。请问《武》乐存在得这么长久，甚至不再发展了，那是什么原因？”孔子道：“坐下，我来说给你听。所谓‘乐’，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情的：舞队拿着盾牌稳重地站着，是表现武王对待诸侯十分庄重的形象。举手、顿脚勃然作色，是表示太公威武的意志。《武》舞到行列散乱时大家都跪下，是表示周公、召公用文止武的意思。再讲到《武乐》的结构：第一段表示武王开始到北方去讨伐殷纣；第二段表示灭掉了商纣；第三段表示凯旋回来；第四段表示南方诸小国的臣服；第五段表示周公、召公分列在武王左右辅助他治理国事；第六段从头反复后结束，表示国力的强盛和天子的尊严。舞队两边振响着木铎、八种刺和击杀的动作，构成一小段，都是表示中国的威武的。按照舞队行列分头前进，表示这样用兵可以提早得到胜利。舞队长久地站在一定位置上，表示武王在等待着诸侯的到来。”
这是孔子对《大武》的诠释。他的意思是说：“总干而山立”，这是表示周大军准备东征讨伐殷纣，整装待发，山立不动，在接受总指挥武王的检阅；接着“发扬蹈厉”，是那样的激昂雄壮，那是要表现出姜太公率领周军与商军在牧野大战的雄壮情景。后来的“武乱皆坐”是表示伐殷取胜后，周人建立了全国性的国家政权，由于周公旦和召公？的左右辅佐有方，天下大治的太平景象。这是孔子对《大武》主题思想的阐述。后面一大段是他对这个“乐”的艺术结构的分析。他把《大武》分成六段，一成、二成、三成……就是《大武》的六个乐章。他认为：第一个乐章第一个舞队从北面出场，表示向南面称王的殷纣王的进攻；第二个乐章表示周兴、武王南面称王；第四乐章表示周经营南国扩大了疆域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权；第五乐章表示大功告成后的奖励功劳分封，周公、召公的左辅右弼；第六乐章表示全国归附，对周天子的崇敬。按孔子的理解，最后的乐章是全乐的尾声，有两个舞者手执大木铎，控制着音乐的节奏；其他人物拿着武器，骑着驷？向四面做一刺一击的舞蹈动作，是显示周朝的武力强大无比，有着威震四海的威力。
我们从《大武》这部大型的西音舞蹈史诗的基本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已经不是原始形态的集体舞蹈，而是通过音乐、诗歌和舞蹈共同敷演一段故事，即周武王东征凯旋并在沣京建立大周帝国的全过程。而且能够通过音乐舞蹈和诗歌，有序地开展故事情节，完成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历史上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的“乐”，恐怕与此有着难解难分的“情结”。或许有人认为并非如此，但，除了孔子对宾牟贾的解说，司马迁《史记？乐书》也以此入史外，公孙龙子的《乐论？宾牟贾篇》也再次从美学的高度，对之加以引证。因此，我们恐怕不能那么断然地“数典忘祖”。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像讨论《生民》那样，详引“诗三百”中五段“乐辞”了。
《大雅》作为“雅乐”，与产生于“周之旧”的豳风、秦风，从地缘学的观点看，风神品格基本是相同的。这一带的音乐属“西音”。秦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有《音初》一章，论述了它们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可见西音→秦音→秦风，一脉相承。
在“诗三百”中的《秦风》《豳风》里，保留着能够体现西周时期秦地人民思想性格与风神品格的许多“乐”辞。一是秋神报赛时用的祭后稷的乐辞；一是反映人民开疆辟土、保卫家国的日常生活作品。这些思想后来发展为商鞅在秦地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耕战”思想与立国原则。它的风格，要用这些乐辞中的话说，就是“驷？车辚”。也有如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说：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士气，以狩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兵甲，与子偕行”；以及《车辚》《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猎之事。
这就很好地说明了秦俗尚武的时代特点，从而透露出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统一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秦风》中最可注意的是《无衣》和《小戎》两首乐辞。《无衣》是一组战士出征之歌，反映了秦人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团结战斗的精神。乐辞是这样的：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秦地人民就是这样勇于国事，义无反顾，慷慨激昂地走向战场，表现出他们刚毅不屈的气概，坚强奋发的精神。在艺术形式上，每章只改变了几个字，却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属于一曲重复连唱中的个别音变。《小戎》则是一组妇女回忆丈夫出征的叙事乐辞，极力描述秦军的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又不断赞颂战士们的剽悍、奇勇、坚定不移，写得豪放雄浑。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秦地女子亦渐雄风，皆知勇于公义，其发于诗，“有趋车赴功之勇，不愧夏声也”！最富有诗意内涵的《蒹葭》，是这个时期中国写意文学艺术的第一批乐章，共三个乐段，“言志”、缘情的意味甚浓，意境也极其缥缈、深邃，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以抒情为主，以执著追求理想为中心意旨的，韵味无穷的“乐章”。《豳风》中的《鸱？》，全篇为一只大母鸟的哀诉：说它过去遭受的迫害，经营巢窝的辛劳和目前处境的艰苦危殆。作为一组“寓言”乐辞，它所采用的拟人化的艺术手法，使人自然联想起秦汉乐府诗里的《枯鱼过河泣》《雉子斑》《捷蝶行》等篇章。乐章共四段，写道：
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从字数看，四言、二言、五言、六言交错使用。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
猫头鹰啊猫头鹰，
你已夺走我孩子，
别再毁坏我窝巢。
操心操劳多辛苦，
养育孩子我病倒。
趁着天还没下雨，
寻取桑树的根皮，
捆扎窗子和门户。
如今你们猫头鹰，
也敢把我来欺侮。
我手操劳已麻木，
我采白茅把巢补，
我把茅草贮藏起，
我嘴积劳已成疾，
新的家室未筑起。
我的羽毛已疏稀，
我的尾巴也枯焦，
我的室家太危险，
风雨飘摇很难保，
难忍恐惧大号叫。
怎不使我哭嚎？。
如果承认它是一篇托物言志的对话式的“代言体”的乐章，其所内含的戏剧的一些本能性的东西，就很明显了！其辞的哀痛、迫切也让人们深受感动。
作为“乐”的文学部分（即乐辞）的《秦风》《豳风》《大雅》，它们所表现出的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的自组结合，史诗（叙事诗）同抒情诗的结合，“代言体”对话的出现和音乐上的一曲反复咏唱，换头、重头，文学形式上的多段连续抒情等等，体现出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诗”。所以，我们称之为“以歌舞敷衍故事”的秦声戏曲的“早熟阶段”，即“秦风时期”。尽管这一阶段时间相当漫长，但它总算是华夏人民二千五六百年前的创造，与世界上其他两种戏剧艺术――希腊悲剧与印度梵剧，应该说是并肩前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