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的用人观
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极重视德行。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
所谓“贤”，指的是德行高尚，有匡世济困之才的人。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把“择贤”作为其用人的首要标准，德才兼备作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经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蒋琬、费祎、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推崇，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他们其实都是蜀国后期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就能理解诸葛亮“德才兼备”用人特点的好与坏。
诸葛亮用蒋琬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很看重。
刘备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认为非己莫属。不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当时一军尽惊。可刘备却不为所动。
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魏延为军中一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进封郑侯。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是诸葛亮的当然后继者。
可诸葛亮早就选定蒋琬为自己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蒋琬。”
因为诸葛亮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在诸葛亮看来却是个性格孤傲，不能团结人的人。他与杨仪是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差点杀了杨仪。
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诸葛亮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也算是诸葛亮的用人风格使然吧！
诸葛亮把后事付给蒋琬。
蒋琬随刘备入蜀后，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恰逢蒋琬喝得酩酊大醉，心里很恼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
诸葛亮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信诸葛亮，不加他死罪，仅把他撤职了事。后来，由于诸葛亮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
诸葛亮率军出征，每次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诸葛亮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葛亮很赞赏他，认为是可以与自己共王业的人。
诸葛亮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
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
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他：“做事好像有气，诚实不及诸葛亮。”有人将这话告诉蒋琬，主张整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我实在不如，没有什么可推的。”后来杨敏因事下狱，人们都担心他会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
由于蒋琬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诸葛亮的重任。
同样，保卫蜀国达二十九年之久的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蒋琬、费祎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坚持北伐，不负众望。可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国之亡不能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懿说：“假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诸葛亮逝世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达二十九年，比之刘备、诸葛亮两人治蜀时间还长。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趋势。诸葛亮曾竭尽全力，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显然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
儒法并用的御人术
诸葛亮是荆州名士，是主张儒法兼用的人，因此其御人术既有儒家的学究气，也有法家的严厉作风。其御人术既不像刘备那样深奇莫测，也没有曹操那样诡计多端，而是明来明去，虽有时略施小计，却不失丞相风度。
诸葛亮重用之人，以德为首，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诸葛亮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未出茅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为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
在诸葛亮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从不车骑。姜维是宅舍敝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滕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诸葛亮用人能从大处着眼，能从小处着手，既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又有出人预料的“神机妙算”，他的才智使关、张、马、赵、黄五虎大将如虎添翼，大显神威。
益州安定之后，刘备使军师诸葛亮拟治国条例，诸葛亮拟的刑法很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诸葛亮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宽厚的恩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诸葛亮说：“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国的法律暴虐，万民都怨恨，所以，高祖以宽仁得民心而得天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法律松弛荒废；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以位，位极则残；顺以恩，恩竭则慢。因此弊端由此而生。我们今天用威法治天下，法行则知恩；限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齐用，上下有节。为治道。”
法正拜服。法正所以拜服，是因诸葛亮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只可因时因事而异，绝不能拘于一格。
暴政之后，要施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才能由乱入治，诸葛亮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是谁，诸葛亮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高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分或罢官，因此后人对诸葛亮治蜀的评价是很高的。
诸葛亮以法治蜀，并不是说明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
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他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即便是仁君如刘备也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证例。
彭羕原事刘璋，因被人毁谤，被罚为奴隶。刘备入益州，他建议的攻取益州策略，很得庞统赞赏，刘备认为他是奇才，提拔为治中从事；后因事疏忽，调为江阳太守。
彭羕的言语，不能说是要谋反，只是批评刘备这个老兵昏乱，不会用人罢了。
彭羕给诸葛亮的信书，哀哀陈情，表白心迹，未知诸葛亮读后有何感想，不过，即使他同情彭羕也无济于事。因为彭羕触犯了龙颜，刘备一怒下，以叛逆罪把他处死了！
彭羕之死，原因是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
仁君贤相治国，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见。在人治的封建时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
处理问题不拘一格
诸葛亮因蛮王屡侵边界，为安定后方以利北伐，决意南征。在与马谡谈论征蛮之策时，马谡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久不服化；虽今日定，明日又反叛，这事很棘手，丞相大军一到，必定就平服，但班师之日，必要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
诸葛亮感叹地说：“幼常深知我肺腑呀！”二人不谋而合。
诸葛亮决定南征的战略是：心战为上。本来南人叛乱，派一大将征讨便可平定，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难，这就需要诸葛亮亲征。因此他不怕艰苦，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
对孟获七擒七纵，最后这个倔强、顽固的蛮王终于心服口服，垂泪对诸葛亮说：“丞相天威，南人再也不反了！”诸葛亮于是归还战斗中所夺的地和物资，令孟获永为洞主。
从此，孟获和其宗党以及南人无限感激，一直到诸葛亮死去，果然没有再反。
诸葛亮攻心以抚蛮，这确是安蛮上策。在我国历史上，或因高压政策，或因掠夺过甚，或因有人挑拨，各族间经常发生摩擦，当矛盾激化时往往诉诸战争。而封建统治者，只靠武力进行镇压，为使叛乱的少数民族屈服，在战争取胜后只能分兵驻守，设官统治，驻兵则要征收粮饷，收粮饷必加重人民负担；设官则要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人民必怨，这就潜伏着新的矛盾，终会有激化的一天。因此民族间战争永无停息之期。
诸葛亮南征得胜后，不驻兵，不设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仅孟获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南人也不再造反。蜀国不再动一兵一卒而边境安宁，民族和睦无间。
前后两种民族政策相比，足见诸葛亮攻之效，御术之高。
以信为本，上下心服
人无信不立。己能守信，人才信你；如无信义，人必不信于你。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如此，一国之主，一军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国人将无法听从；统帅不守信，三军难于指挥。诸葛亮能以信为本，令出必行，因此可指挥如意，人人效力。卤城之战，正因此使诸葛亮转危为安，并获大胜。
建兴九年春二月，诸葛亮复出师伐魏。魏将司马懿屡败后坚守不战，诸葛亮驻军卤城无可奈何，一日，杨仪入帐告说：“以前丞相下令大兵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现在有八万军，其中有四万该换班。”
诸葛亮说：“既有令，便让他们做好准备换班。”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收拾启程。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司马懿自行带兵来攻卤城了。蜀兵听了无不惊骇。
杨仪告诉诸葛亮说：“魏兵来得太急，丞相可将换班军留下迎敌，待新来兵到，然后再换。”
诸葛亮说：“不可。我用兵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难道可以不顾信义吗？而且蜀兵应该去的，都已经准备了归去的计划，他们的父母妻子倚门而望，我今日便是有天大的劫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的兵士，当日便行。
众军听到这个消息，皆大惊说：“丞相如此施恩于大家，我们愿意暂时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报答丞相！”诸葛亮说：“你们该回家，怎么可以再留在这里？”
大家更是为诸葛亮的“义”举所感动，都愿出战，不愿回家。
诸葛亮感激地说：“你们既然要跟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喘息，便急攻；此以逸待劳。”众军欢喜出城，列阵以待。
西凉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刚刚想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蜀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蜀兵大胜。
既有令，必须换军，这是用兵常规。但敌军二十万急拥而至，蜀兵八万除去换防之兵一半只剩下四万，何以抵敌，而这时诸葛亮仍“以信为本”，坚持换军，所以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杨仪要求暂不换军，是老实算计；诸葛亮坚持换军，是另有玄机。因为他懂得，军令如山倒的用兵之法：既到期换军，且已传令放行，而军士思家，归心似箭，如强行留住，必无心应战，战则必败；不如催其回家，使其知我守信，感我恩德，却必不肯即回，愿意死战。
诸葛亮研究军士的心理学可谓到家！诸葛亮的御人术，确是高人一筹。
请将不如激将
诸葛亮用黄忠就靠一“激”字，他认为这位老将若不激他，奉命出战亦难成功。黄忠有勇有谋，年虽老却不服老，处处逞强好胜。诸葛亮就抓住他这个特点，越激越奋勇向前，争取打胜仗，以证明其宝刀不老。诸葛亮两用黄忠，两次智“激”，才使“老黄忠计夺天荡山”、“以逸待劳勇斩夏侯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诸葛亮南征第一仗是用智激赵云、魏延取得胜利的。
诸葛亮率大军来到，“蛮王”孟获派第一洞金环三结元帅、第二洞董荼那元帅、第三洞阿会喃元帅率兵迎敌。
诸葛亮知三洞兵到，唤诸将听令，说：“今蛮兵三路而来，我欲令子龙、文长去；但他们不是川人，不识地理，未敢用之。”于是分别派遣王平、马忠、张嶷、张翼等去迎敌，唯独不派遣赵云、魏延二人。
二人见诸葛亮不用他们，心里不服气。诸葛亮说：“不是我不用你二人，但恐你们涉险入深，为蛮人所俘，失其锐气耳。”
赵云说：“倘我等识地理，若何？”诸葛亮说：“你两人只宜小心，不得妄动。”
二人回去，赵云请魏延到自己寨内商议说：“叫人为先锋，却说不识地理而不肯用。今用这些后生后辈，我们难道不害羞吗？”
于是二人悄悄到敌寨附近生擒几名南兵，用酒食待之，得三寨虚实后，在深夜偷袭金环三结元帅大寨，枭了其首级后，分兵取二寨，魏延杀到董荼那元帅寨后时，王平军早到寨前，前后夹攻，南兵大败，董荼那元帅夺路逃走了。赵云杀到阿会喃元帅寨后时，马忠已杀到寨前，两下夹攻，南兵大败，阿会喃乱中走脱了。于是，各自收军，回见诸葛亮。
赵云将金环三结首级献功。大家说：“董荼那、阿会喃都弃马奔岭而去，因此赶他不上。”诸葛亮大笑说：“二人我已擒下了。”赵、魏二人并众多将领都不信。等不多时，张嶷解董荼那到，张翼解阿会喃到。
众都惊讶。诸葛亮说：“我观吕凯图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因此以激子龙、文长之锐气，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环三结，随即分兵左右寨后抄出，以王平、马忠应之。非子龙、文长不可当此任。我料董荼那、阿会喃必从便径往山路而走，因此遣张嶷、张翼以伏待之，令关索以兵接应，擒此二人。”
赵云、魏延都是世之虎将，诸葛亮拟托以重任，即深入敌后以袭敌寨，初到南人之地，地理生疏，如盲目进军，将会出事。因此诸葛亮先冷落他们，不派其出战，却明告欲用其二人，因其未知地理，未用。
这实际是要他二人弄清地理，然后才能深入敌后。这么一激，自然激起了二人锐气，主动设法了解敌情，摸清了地理，加以明派王平、马忠配合，一举而破三寨。
诸葛亮神机妙算，确是神鬼莫测。
孟达大败，向成都告急。诸葛亮集众将商议：在帐中选一将去破张郃。诸葛亮笑说：“除非去阁中取张飞，别人难当此任。”
黄忠忍不住，要求出战。诸葛亮说他年老恐非张郃敌手。黄忠听了，白发倒竖，说：“我虽老，两臂尚开三石之弓，浑身有千斤之力，岂不足敌张郃匹夫！”诸葛亮又激之说：“将军年近七十，如何不老？”
黄忠愤然趋步下堂，取出架上大刀，抡动如飞；拉上硬弓，连拽折两张。诸葛亮于是问他：“将军要去，谁为副将？”黄忠心想诸葛亮说咱老的不行，我偏要老的，说：“老将严颜，可同我去。”
赵云说令两老去敌张郃是儿戏，葭萌关守将孟达、霍峻见黄忠他们到来，笑诸葛亮欠调度。
老黄忠见这情况，又激老将严颜说：“没见大家伙的动静么？他们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众心。”于是二老设下计谋：黄忠用正兵迎战张郃，严颜用奇兵抄在背后夹攻，终于打败张郃。接着又用骄兵之计夺了天荡山。
这时，刘备要他去取定军山，诸葛亮又激之，说守将夏侯渊精通韬略，善晓兵机，要去取关公来，方可敌之。
黄忠愤然答道：“廉颇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何况黄忠未及七十？”诸葛亮便派法正同他去。
在法正协助下，黄忠又建奇功。
黄忠与夏侯渊相对，黄忠占对山，夏侯渊出战，任其百般辱骂，黄忠只不出战。待其倦怠，锐气已怠，多下马坐定，法正于是将红旗招展，一时，鼓角齐鸣，喊声大震，黄忠一马当先，驰下山来，犹如天崩地裂，势不可挡。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赶到麾盖之下，大喝一声，犹如狮吼，夏侯渊不及相迎，黄忠宝刀已落，连头带肩，砍为两段。
水不激不起波，人不激不成才。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不正是靠一“激”字才做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吗！不过，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激情的人，“激”也难引起反应。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黄忠如服老，诸葛亮则无从激；因其不服老，诸葛亮用激才奏奇效。因此诸葛亮不是每将皆激，而是因人而激。诸葛亮的激将法，是其御人妙术之一。
事必躬亲之弊
司马懿坚守不战，诸葛亮叫人送巾帼帽妇人衣给他，想用羞辱之法而激他出战。司马懿看了，心里大怒，但转而一想，就笑着接受了。令重赏来使。
司马懿问使者：“你们丞相的睡眠和饮食情况怎么样？一定很辛苦吧！”使者感叹地说：“我们丞相不分白天黑夜，凡是罚处在二十军棍以上的案情都要亲自预览。所吃的食物，每天不过一点。”
司马懿对手下的将领说：“诸葛亮事多，又吃不下东西，还能活多久？”使者回到蜀营，实话告诉诸葛亮，诸葛亮叹道：“他如此知我了！”主簿杨颙说：“我看丞相经常自己做些像校对这样的小事，我以为不然。所谓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就像治家一样，耕地是下人的事，缝补是奴婢的事，如果事事都要亲自去做，将神疲形困，终无一成；因此，古人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丙吉忧牛喘息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数，说：‘自有主者’。现在丞相事无巨细，都要亲理，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所说，真是良心话。”
诸葛亮理政治军，西瓜、芝麻，大事小事一把抓，忙得晚睡早起，累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可嘉的，使人为之垂泪；但他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是不足取的。
主簿杨颙对他这种“亲理细事”的做法提出异议，并以西汉丞相丙吉见牛喘而担忧会影响年成的例子和陈平认为丞相主要管群臣，钱粮事应有各自主管者，来说明丞相应抓大事，其他具体事情应由各主管部门去做，这是完全正确的。
对此，诸葛亮虽然说：“吾非不知……”其实，他还是不知这种作风的弊害。正如他所说，他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对别人不够放心，老是担心别人不能把事情办好：“唯恐他人不似我心。”
作为一国的执政者，他的主要职责应是：决定政策，选拔人才。诸葛亮的后继者费祎就比较明智，他懂得抓大事，因此即使政务、军务繁忙，他也能抽出时间与人谈笑、下棋，能把工作做得不错。
孙权对大事，当做出决策，确定人选后，便放手让他人去干，能把事情搞得很好。可是，诸葛亮对即使是“罚二十以上”的细事都不放心，都要“亲览”，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却并没有把事情全做好。
这种包办代替作风有很多弊端，不但该干的事情干不好，而且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因为他“唯恐他人不似我心”，不肯放手让人去做事，即便是有奇才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
诸葛亮第一次兴师北伐，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祎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迎敌。魏延上帐献策说：“夏侯神祎是个膏粱子弟，懦弱无谋。我魏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祎若听到我军忽然而到，必然弃城而去。我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
此本是韩信“暗度陈仓”的新用，如敌方主将是司马懿，可能未必得手，而敌方主将是夏侯祎，这家伙怯而无谋，这个计策是定可瞒过他的。依后人的研究，这是千古奇计。
而一生未曾冒险又不尽信人的诸葛亮却以“非万全策”而否定了，魏延因此以“己才用不尽”而叹恨终身，郁郁不得施展才华。同时，诸葛亮的“不放心人”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
由于诸葛亮总是担心别人办不好事情，事事都要亲管，其下属只能跟着他的羽毛扇摆动得团团转。既然大小事诸葛亮都要抓，其下属就用不着去动脑筋，没有机会去独当一面以锻炼自己，这就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因此，才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
而诸葛亮的这种工作方式的更大的弊端在于要干的事情干不好。比如他毕生致力的北伐战争。
要使北伐取胜，必须群策群力，如靠一人操劳，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诸葛亮不能充分发挥“众智”、“众力”的作用，六出祁山劳而无功是必然的事。
对于他本人来说，正如司马懿所料：“食少事多，其能久乎？”因此，诸葛亮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诸葛亮死的时候才五十四岁。
后继无人的悲凉
杜甫有一首名诗《蜀相》，尾联尤为著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诸葛亮功败垂成的悲剧。然而，诸葛亮的真正悲剧似乎并不在此。在道德人格上，他确实有不可否认之处；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做得是否成功，却颇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诸葛亮最大的悲剧在于后继无人。中国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谓一语道尽了诸葛亮身后的凄凉境况。
遥想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胸怀凌云壮志，手下猛将如云，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情势至今犹动人心魄。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暴露出了人才匮乏的问题，已经显示出蜀国灭亡的先兆。
诸葛亮与司马懿对阵。司马懿深知自己不如诸葛亮，所以处处小心谨慎，虽然没有打败诸葛亮，但他起码保证自己不至于被诸葛亮打得一塌糊涂。司马懿与诸葛亮真可谓是一对敌国“知己”，并最终拖死了诸葛亮。
诸葛亮与司马懿两人，对于对方的优点和弱点、性格与为人可谓了如指掌，这样的对手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可谓旗鼓相当。司马懿自知才能不如诸葛亮，对于自己的败多胜少，也觉得是很正常的事。但因他能“知彼”，所以就能及时避开对方的进攻，也可以寻找对方的失误来进攻，不至于每战必败挫了部队的锐气。
司马懿想“熬”死诸葛亮，然后再伐取蜀国，这一目的居然实现了，诸葛亮死的时候才五十四岁。而那时的司马懿已经六七十岁了。
三国后期，“五虎大将”已相继去世，等到廖化出台，诸葛亮治下的西蜀，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将领了。诸葛亮一生追随刘备，可是言听计从，无所不依，但从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隆中决策，到公元234年（建兴十二年）病逝五丈原，其间长达27年，居然没有找到也没有培养出一个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直到临死的那天夜里，他才哀叹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于是退而求其次，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然而，姜维其德可嘉，其才却不如诸葛亮远甚。虽有丞相之心，却无丞相之才，再加上此一时，彼一时也，正所谓大厦将倾倒，独木难支撑，数次北伐，无功而返。以至于最后试图以假降来保全西蜀，实在是让人感慨了。
其实，廖化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平庸将领，相对于姜维，他颇有些务实的态度。对于姜维的三番五次的无效进攻，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兵不战，必自焚，说的就是姜维的这种情况啊！智谋压不过敌人而力量又小于敌人，还要频繁出战，怎会不败呢？”廖化的评断，不仅指出了姜维的弱点，也映衬出了诸葛亮的不足。诸葛亮的务虚不务实，在许多地方早就表现出来。
刘备临终之前特意告诉他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他偏偏和马谡这样的人谈得来，其结果是失了街亭，葬送了一次东征，马谡也因此丢了性命。可是，诸葛亮在“挥泪”之时，只是自责用人不当，何尝对自己的性格作深层的反思？当其隆中“三分天下”之时，何其雄阔，然而，当其五丈原上遍视左右，无人可托时，又是何等的凄凉！当他秋巡五丈原，自觉凉风刺骨，不久于人世，不自觉地发出“悠悠苍天，蜀其此极”的慨叹时，他可曾想到这一点？对于诸葛亮，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往往是大相径庭的。
崔浩在《典论》中这样评价道：“在九州鼎沸之际，英雄奋发之时，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潜号边鄙之间。只可以说他像汉朝偏安一隅的赵勾，怎能与汉初的丞相萧何、曹参相比呢？”
蜀国本来就是一个麻烦的地方。据说，毛泽东当年派人到四川去做省委书记，特地嘱托他到武侯祠去看看，让他记住祠中对联，意思是说如果不了解蜀地的情况，其政策就会“宽严皆失”。
看来，宽严都不是办法，只有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至于什么情况下严，什么情况下宽，那只有靠执政者的水平而定了。
在人事问题上的诸多失误
诸葛亮在用人问题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他作为领导人，在人事问题上出现的失误也不少。
诸葛亮在人事问题上最大的失误是对魏延的处理。魏延曾慕刘备之名，在长沙杀了他的上司韩玄，救了黄忠来投刘备。诸葛亮一见面就要杀掉魏延，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
所谓“反骨”当然是荒唐的。诸葛亮关于骨相的说法仅是一种托辞，真正的理由乃是魏延的所谓“不忠”、“不义”，当时由于刘备的保护，诸葛亮未杀魏延，但却一直对他抱有成见，另眼相看。平时有什么硬仗、险仗和诱敌诈败、记不了功劳的仗多派魏延去打，而对魏延多次提出的军事建议却不屑一顾。
诸葛亮对魏延一贯不满，魏延不会没有觉察。但他始终听从诸葛亮的指挥。平西川、争汉中、擒孟获，魏延屡建战功，北伐中原时魏延是帐下第一大将，先后曾杀王双、战张郃、诱司马，功绩无人可比，但诸葛亮全不念其功劳。尤其错误的是，他死前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就断定死后魏延必反，暗中安排马岱斩杀魏延，一手制造了蜀国最大的冤案。
诸葛亮死后，魏延确实与接替诸葛亮领兵的杨仪争夺过兵权。但这种矛盾的产生并不是诸葛亮预料之正确，而是他在身后人事安排上的过错所造成的。当时魏延为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在军中不仅官职最高，且能力、威望属上乘，而杨仪仅是一长史，大约相当于秘书长的官职，又看不出有什么超人的能力和威望，魏、杨二人平时关系不睦，诸葛亮安排杨仪接掌兵权，让魏延断后，魏延自然不服。魏延那种性格的人绝不会对一个功小位卑的人俯首谦让，他公开对抗诸葛亮的人事安排，反倒是合乎逻辑的。因而可以说，魏延的兵变，在某种意义上是诸葛亮逼出来的！
魏延负气争权，确是姿态不高。那么，被诸葛亮越级提拔、一度统领全军的杨仪是否姿态很高呢？
诸葛亮死后，蒋琬受命为丞相，杨仪被加封为中军师，但他以为自己资历高于蒋琬而位在琬下，又自恃功高，口出怨言，对别人讲：“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哪有这样清冷的下场呢？”
杨仪的功劳、职位和智才远不及魏延，思想姿态亦不比魏延高，诸葛亮死前将兵权避开魏延，交付杨仪，看来完全是不正常的，是出于对魏延的成见还是别的什么，反正总是有原因的。
如果说诸葛亮初见魏延的过激言行尚且可以理解，那么，在以后的长期实践中诸葛亮一贯凭成见看待魏延，就是极其错误的。
曹操在官渡之战时收纳了袁绍降将张郃，当曹操听到有人对张郃的投降表示怀疑时曾说：“吾以恩遇待他，虽然他现在有异心，时间一长也是可以转变的。”曹操愿意对怀有异心的将军结恩感化，而诸葛亮却缺乏曹操具有的那么一种胸怀，那么一种气度，自然显得心眼太小。
显然，诸葛亮斩杀魏延看来也不是出于个人的私怨，这源于他工作和思想方法上的不足。
魏延是一个开拓型的人才，诸葛亮的思想则已经开始倾向于保守型。当然，并非思想保守型的人和开拓型的人必不能共事相处，问题在于诸葛亮坚持用他的思维模式去衡量别人，而不转换角度，就必然对不同性格的人产生误解。例如，校尉廖立非常自负，自认为他的才能只逊于诸葛亮，深感怀才不遇而口出怨言，诸葛亮闻其怨谤之言，并不去考察其人的长处和短处，不去考虑其人是否可用，而是立即将其撤职，废为庶人。如果诸葛亮仍用这样的思维模式去看待魏延，那他自然处处看到魏延的“毛病”，魏延因为自己的作战方案不被采纳而发出的某些怨言和牢骚，就有可能被看作是其心不正、身后必反的征兆，一想到魏延若反，无人可制的身后情况，谨慎了一生的诸葛亮于是定计斩杀了魏延。
魏延被斩，是继诸葛亮死后，蜀国无法弥补的一个损失。
派关羽镇守荆州，也可以说是诸葛亮在用人上的一次失误。
蜀国以联吴抗魏为长久的战略方针，荆州地处魏、吴之间，要牢固地保住此地，更需要切实地贯彻这一方针。当刘备收川受挫后，派关平持信赴荆州请诸葛亮入川相助，并让诸葛亮量才委用守荆州之人。关平是关羽的义子，诸葛亮揣测说：“主公教关平资书前来，他的意思显然是要云长公当此重任。”于是派关羽镇守荆州，自己与张飞、赵云等领兵入川。
关羽为人傲气十足，藐视东吴诸将，对联吴方针一开始就不太理解，诸葛亮临走时也已发现了这点，但最终还是将荆州印绶交给了关羽。后来，关羽联吴不力，在他北攻曹操时导致东吴与曹操相联络，偷袭荆州，关羽战败被杀，蜀国丢失了荆襄一带战略要地。
荆州失守，关羽负有直接责任，客观地讲，诸葛亮负有如下的领导责任：其一，关羽一是不懂联吴方针，二是傲气太盛，让他在当时单独驻守荆州有明显的不当之处。从当时的情况看，赵云守荆州是最合适的人选，但诸葛亮却揣测上级领导人的意图加以迎合，做了错误的选派。刘备派关平送信，也许有让关平辅助关羽守荆州的意思，但他信中明明写明要诸葛亮量才使用，毕竟是把权利交给了他。其二，关羽被杀后诸葛亮曾劝慰刘备：“关公平日骄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说明他对关羽是非常了解的。
当然，诸葛亮不是神，他在人事及一些方面做了错事，也不能抵消他的成功与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