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话和方言”的结尾，笔者提及“濒危语言和方言”，写下了这么几句话：“近期国家十分重视拯救濒危语言及方言的工作，对一些因各种原因导致社会上应用的人很少、面临消失之虞的语言及方言，现正组织专业力量加紧调查研究，把珍贵的语言数据抢救下来。”借此机会，就让我们来谈谈濒危语言、濒危方言的问题吧！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何谓濒危语言，何谓濒危方言？根据语言学家的调查，世界上大约有5000至6000种语言，其中已有上千种语言在近一百多年中陆续失去交际的功能，从社会中消亡。而这一趋势还在继续，估计到21世纪末，现存的语言及方言将会有90%以上继续消亡，到那时，世界上通行的交际工具，大概就只剩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或具有较强优势的地域方言了。所谓濒危语言和方言，顾名思义，指的就是这些日趋消亡而尚未完全消亡的语言或方言。看一种语言或方言是否濒危，主要是看它的生存状态。
有学者认为从语言使用者和语言自身的角度出发，还可以就语言濒危的程度将濒危语言进行层级的划分。拿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来说，据民族语言学家的估计，目前已有十来种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的状态。像满族原有的满语，由于长期以来各地满人都使用汉语，满语早已在社会中日渐丧失其交际功能，也就难逃濒危的命运了。又如畬族原是个古老的民族，是有本族的畬语的，也因为畬族人口虽有六七十万，但散居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东部以及江西、安徽、湖南、贵州等省个别地区共一百多个县（市），他们大都使用一种以当地汉语方言（主要是客家方言）为基础的“畬话”，原先属于畬族人民自身拥有的畬语，使用者寥寥无几，早就处于濒危状态了。至于汉语中分布各地的复杂方言，除了官话（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七大方言人口都在数千万乃至数亿（官话），不可能消亡以外，同样也存在一些或处于七大方言区之内或一时难以归入任何方言区的使用人口很少、使用范围很窄的方言土语，由于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受到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或经受不起共同语在全国大力推广的冲击，使用的人越来越少，导致最终也免不了走上濒危之路。
拿广东省来说，粤西茂名的“正话”和粤东陆丰的“军话”就都属于濒危的方言。就“军话”来说，早在半个世纪前，笔者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到海南岛调查黎语时，就发现处于天涯海角的崖县县城（今归三亚市）有几千人说着与周围的海南闽语截然不同的“军话”，经了解这些人原是历史上南戍边疆的军人后代，而明显属于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正是他们世世代代承传下来的母语。事隔半个世纪，当笔者的博士研究生丘学强以濒危方言的“军话”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时，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不仅在海南的崖县、广东的陆丰，还有广西南部的北海地区、福建闽中的永安一带，同样也存在着自称是“军话”的汉语方言。现在看来，粤、闽、琼、桂四省的“军话”，基本上都属于濒危方言了。此外，珠江三角洲的疍家话及粤东的“畬话”，也都是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方言）。其中住在粤东的畬人，早已说着当地的客家话，只保留少量有特色的词语，而不再说“畬话”了。畬族先是丧失本民族原有的“畬语”，后来连仿效当地汉语方言所形成的“畬话”也陷入濒危的境地。语言或方言之所以濒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今人类进入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也成为加速弱势语言及方言消亡的重要因素。凡是没能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没能进行信息化处理的语言文字，大概都属于社会通行率较低的弱势语言或方言，它们都面临濒危的厄运，随时都有消亡的可能。
语言或方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作为人类的财富，它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消失，都有可能导致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丧失，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正因为这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濒危语言和方言一直受到语言学界的密切关注，保护和拯救濒危语言及方言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90年代初就陆续启动了拯救濒危语言及方言的一系列措施。1992年，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国际委员会（CHSH）提出编辑《濒危语言红皮书》的建议；同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尚未研究或尚未充分描述的濒危语言在语法、词典和教科书以及口头文学等方面进行描述”。
接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93年定为世界范围内抢救濒危语言年，呼吁各国组织语言学家开展对濒危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及抢救工作，此后接连于1995年在日本召开濒危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在西班牙召开语言政策问题的国际会议，敦促各国从政策上采取有效措施对濒危语言和方言实施保护及抢救。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为此进行了许多的工作。例如在美国，一方面语言学家们加强了对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政府也针对境内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有些地方还开展了英语和土著语言的双语教育，并组织出版了关于濒危语言的学术论文集；在英国，专门设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举行过多次有关保护濒危语言问题的研讨会；在澳洲，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原住民语言的研究和应用问题，明确规定实行多语制，在大学里设立澳大利亚濒危语言论坛，设置濒危语言的电子数据库；在日本，东京大学于1994年成立国际濒危语言数据交流中心，政府又在1997年颁布了《阿依努文化促进法》，积极促使接近濒危乃至消亡的日本阿依努族土著语言的复苏。这些例子充分说明近一二十年来，联合国和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国家，都在保护和抢救各种濒危语言及方言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反观我们这个语言和方言众多而复杂的国家，应该说，这方面的工作是相对滞后的。
好在近期有关方面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意识到保护和抢救我国濒危语言及方言的工作确实是抢救我国宝贵文化遗产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把“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列为重大课题，由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语言研究所分别组织专家队伍对濒危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开展具有抢救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几年来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一批揭示濒危语言及方言真相的专著正陆续出版问世。
前面提到的反映广东粤西的“正话”及粤、琼、桂等省“军话”的两本著作，就已作为调查研究濒危方言的首批成果正式出版了。其中丘学强的《军话研究》，出版后深受海内外语言学界的瞩目，不久前“李方桂语言学论著奖”就把2006-2007的“优等奖”颁给了此书，这也是中国内地学者首次获得这一具有国际性权威的语言学奖项。
濒危语言及方言问题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作为语言资源特别丰富的大国，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及方言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为了拯救和保护人类宝贵的语言文化遗产，我们期望这一迫在眉睫的工作能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有计划地持续进行下去，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