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音乐爱好者》1997年第4期。
——兼谈作曲家传记的功能和意义
马勒音乐的复兴是近三十年来乐坛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早期音乐”（即巴赫以前的音乐）在二十世纪重新受到关注不同，马勒的复兴不是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理智的产物。二十世纪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历史意识的时代，因而，先前似乎早已湮灭的文艺复兴甚或中世纪音乐大师的声音被一一重新召回。这场对埋藏已久的音乐财宝的重新发现主要依靠的是学者们皓首穷经般的努力，以及他们对广大听众所进行的耐心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音乐”的复兴是一个值得尊敬与庆贺的人为结果。
但是，马勒的复兴却与之迥然不同。作为伟大作曲家的马勒，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重新被人们认识，深究个中原因，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暴现实和现代工业社会的人性扭曲后，对马勒音乐所表现的反讽、无奈、怀疑和焦虑等等情愫产生了强烈的精神认同。因此，尽管有某些人为的推波助澜（如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不遗余力的热心宣扬），马勒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马勒的作品在语言风格上属于十九世纪，但其中的哲理意蕴却只能由当代人才能予以解读。马勒深知自己的不合时宜与超前性，但他坚信，“我的时代会到来。”
对音乐的兴趣带来了传记研究的深入与传记书籍的普及。由于马勒的音乐带有强烈的“标题音乐”性质，与音乐之外的哲学内容、人生探讨及生存问题息息相关，了解他的人格、经历和思想便显得格外重要。在西方音乐学界，关于马勒生平与创作的研究近年来已取得巨大进展。摆在我们眼前的这本《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奥]库尔特·布劳柯普夫著，《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高中甫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便是有关马勒的一本重要的小型传记。
作者布劳柯普夫绝非等闲之辈。身为奥地利最杰出的音乐社会学家，他在音乐行为模式的改变和科技手段对音乐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具有深湛的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所出的《永恒的旋律——音乐与社会》（孟详林、刘丽华中译本，原名《音乐社会学导论》）即出自此人之手，从中当可窥见布劳柯普夫的渊博学识与智力水准。马勒研究只是布氏的“副业”，在这一领域中，他除了我们手边的这本小传以外，还编有一本极其重要的资料集《当时的图像与文字中所反映的马勒：他的生平、作品与世界》（Gustav Mahler： sein Leben， sein Werke und seine Welt in zeitgenossischen Bildern und Texten，维也纳，1976年版）。一手是高度的理论素养，另一手是扎实的资料储备，无怪乎即使在《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这种供普通读者阅读的作曲家传记中，我们也不时能感到作者的睿智和功力。
面对马勒这种内心复杂、性情多变的艺术家，传记作者所承担的任务是极具挑战意味的。作传人不仅需要清理传主生平的外在事件，逻辑地描述他的成长道路与功名成就，而且还应在这些烦琐，有时是千篇一律的故事背后发现与挖掘传主的精神倾向与心路历程。毕竟，我们阅读传记不仅为了知晓传主做了什么，而且还想猜猜他为什么这样做。作传人在这一点上的眼光是否清楚、敏锐，往往决定着他手下的传记写作的成败。翻开《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的第一页，进入眼帘的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诞生于某地”之类按部就班的俗套叙述，作者直接将笔触转至马勒五十岁的一个重大而神秘的事件——他与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的会面。这种迂回的叙述策略，以及赋予马勒此次向弗洛伊德的精神求助以突出地位的企图，均表明布氏在传记中希望达到的不仅是传主的外在描述，而且是传主的内心刻画。
果然，作者对于马勒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平故事展现带有强烈的心理分析成分。父母的性情差异、兄弟姐妹司空见惯的夭折、一次粗俗做爱场面对马勒的刺激等等，所有这些早年的偶然事件在作传人看来，都对传主以后的性格成长发生了深刻的但又是难以捉摸的影响。正是作者这种持续不懈的心理洞察能力，马勒作为一个人最终栩栩如生地站在了我们眼前：他的双重性格（耽于梦想与精明的实际谋略）、他的深刻矛盾（外在的成功与内心的焦虑）、他的职业（指挥家）与雄心（作曲家）的冲突，以及他的专制作风、他的神经质和他的理想主义热情。
然而，在艺术家在传记写作中，仅仅勾画传主的人格特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严肃的读者，阅读艺术家传记的主要目的，是期望通过更深入地了解艺术家本人，达到对该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更全面的理解。这便带来了艺术家传记写作与生俱来的一个矛盾悖论，即艺术品一旦被创造出来，便是一个独立于艺术家个人的属于更高层面的存在，而传记研究则千方百计要寻找生平事迹与艺术作品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从而努力强调艺术创造中个人成分的比重。艺术作品的超个人性质与艺术创造过程中个人作用的举足轻重，对立的双方似乎是不可调和的。
实际的传记写作在这两方面的平衡中，永远只能是动态的妥协。布劳柯普夫也不在例外。在评述马勒《第一交响曲》时，作者小心翼翼地将该作品的写作与马勒一次不成功的罗曼史联系起来，并暗示这部作品中的炽热激情表现是“潜伏情欲的能量转变”。然而，熟悉马勒这部交响曲的读者心里明白，该作品中大自然的回响、春天的气息、刚健的农民舞蹈、神秘的葬礼进行曲等等无法用作曲家个人情感的经历来涵盖。其实，作者也意识到，作曲家个人生活与艺术品的表现内容之间绝不会完全等同，因此他并未将自己的猜测推得过远。而且，稍后他又用马勒自己的话否认了这一推论：“创作者的情感生活……是机缘而不是作品的内容”。
这种犹犹豫豫的妥协在某些时候干脆变成了回避。在触及《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这两部马勒最伟大的杰作时，作者除了提供写作时间和首演时间等一些干枯的数据外，完全没有评述马勒的生活状况及个人感受与这些创作之间的任何关系。这不禁使我们在意外之余感到一丝遗憾。《大地之歌》中对世界的沉痛悲叹与《第九交响曲》中对死亡的深刻思索，显然只能出自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者之手。马勒此时已近生命的终点，病魔缠身。这两部他生前最后完成的作品中蕴含着他个人对生命的独特感受，他一生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在这里终于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激情、恐惧、争斗让位于接受、隐忍与平静的绝望。尽管马勒表达的是超越个体意义的人类普遍情境，但是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通过马勒的个体生命体验才得以表达。换句话说，尽管作品的最终意义超越艺术家个人给定的范围，但了解艺术家本人的情思却是达到对作品进一步理解的不可或缺的跳板。
也许，作曲家传记作为一种写作类型，命里注定便不能克服这种作曲家与其作品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为此，布劳柯普夫作为一个作传人，我们不能对他指责过多。回顾作曲家传记的历史，十九世纪才称得上是这种体裁的黄金时代。出于浪漫主义观念中的天才崇拜和音乐表达个人情感的美学信条，十九世纪将作曲家的个人生活当作是理解音乐作品最重要的途径，因而作曲家传记在当时的音乐著述中地位显赫。诸如施皮塔的《巴赫传》、塞耶的《贝多芬的生平》和阿柏特的《莫扎特》等传记名作均是多卷本的皇皇巨著，其中作传人对传主的人格解释与对传主的作品理解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随着二十世纪的观念改变，原来的传记写作前提也一并崩溃。作曲家传记在音乐著述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篇幅规模相应缩小，生平叙述与作品解释也逐渐分割开来。这里面的潜台词当然是，仅仅阅读传记还是远远不够的，作品有其自在的生命。作品不仅属于它的创造者，而且更与它的社会语境、形式语境及历史语境相关。
但话说回来，传记终究是不可不读的。不了解作曲家，我们对音乐的理解和认识便失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更何况伟大的作曲家往往是非常具有个性的生动人物。再进一步，如果作传人独具慧眼，对传主生平事迹的交代与分析与对传主所处时代与社会的勾勒与描述会紧紧相连。因此，在一部优秀的作曲家传记中，我们可以透过传主个人的经历感到他身在其中的整个音乐生活的脉搏，正如布劳柯普夫在这本马勒传记中的一贯所为。就对作品的理解而言，尽管传记的分析远不足以揭示作品的全部内涵，但是，作曲家本人的思想、言谈，他的文化背景，他的审美倾向，他的音乐知识，他对其他音乐家的看法，以及他的爱好、习性和性情——所有这些“传记数据”无疑都会对我们的理解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显然，一个知道马勒自称是“三重无家可归者”（奥地利人中的波希米亚人，德国人中的奥地利人，全世界中的犹太人）的听者与一个不了解马勒此番感叹的听者对马勒音乐的感受会有些不同。而在理解马勒《亡儿之歌》这样的音乐作品时，知晓马勒一生中不断经历的一系列亲人亡故的事件不仅有所裨益，而且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由此看来，我们虽不必对作曲家传记期望过高，但传记对于理解音乐的积极意义也不应被贬低或忽视。目前，国内音乐家与乐迷所碰到的难题之一，便是可供阅读的高水平作曲家传记太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传记已嫌陈旧，而且品种不全（我国至今尚未出版过诸如巴赫、海顿、舒伯特、勃拉姆斯等大作曲家的标准评传，令人扼腕）。近些年虽出了一些传记，但很多是所谓“传记小说”。殊不知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即“学术性传记”或“批评性传记”）是绝不能和小说相混淆的。“传记小说”既为“小说”，必定掺入许多虚构成分，这便有悖于传记应提供传主生活的真实图景这一根本性功能。阅读这类“传记小说”，当然流利酣畅，但可信程度却要大打折扣。现在国内正值严肃音乐CD热，国家也大力提倡高雅文化。哪家出版社如果此时不失时机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名作曲家传记，乐迷“发烧友”们一定趋之若鹜。笔者一介书生，在此也斗胆做一次市场预测。这也算是一次呼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