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文汇报》2009年3月20日第11版。
音乐文化史中不可多得的名著——保罗·亨利·朗的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其中译本已经重印面市。
说起来，笔者“结识”这部“西学”名著已二十余年。回想当年，正师从谭冰若先生攻读（西方音乐史方向）硕士。曾有一段时间，对一本张洪岛先生所译的名叫《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的音乐书爱不释手。当时对音乐史这门学科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国内可读的优秀音乐书籍也不太多，所以觉得这本乐史很不同一般。读了几遍，似懂非懂，但了解到此书是一本“大部头”著作的选译本。于是到学校图书馆里找到原著，准备“原汁原味”仔细看个究竟。记得刚刚抱回这部多达上千页的“砖头”巨著，很是兴奋了一阵。不仅每日捧着不放，而且谈话中每每提到“朗”（Paul Henry Lang， 此书作者，匈牙利裔著名美国音乐学家）。同宿舍的室友常常开玩笑，说我几近到了“言必称‘朗’”的痴迷地步。
当时直接阅读原文还没有多少经验，常常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瞎蒙乱猜”，但硬“啃”下去，确实觉得作者“朗”功力深厚，一是视野广阔、知识渊博，谈论西方“文史哲”和“政经法”乃至宗教、社会、习俗等，均如数家珍；二是对音乐有精辟的个人洞见，往往有“一针见血”的准确和痛快。因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动手译起来。这部巨著从古希腊一路讲到印象主义共二十章，张洪岛先生所译只是最后六章，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前面尚有绝大多数篇幅没有翻译。从头开始译了几万字后，一怕此事耗时太多会耽误“正经”学业，二怕没有哪家出版社正式“接手”，于是很不情愿搁了笔。
然而，虽然没有再译下去，但“朗”的这部书从此成为我内心中的一个“情结”，每每企盼何时能出它的全译本。自此，不论写文章、开学术会议，还是平时上课、介绍文献，“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总是自觉不自觉就会“跑”到我的笔下，或“挂”在我的嘴边。
企盼此书的全译本，谈何容易！记得曾有好多次，同行们聚会聊天，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此书，都认为译出此书对国内音乐史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加深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了解均大有裨益。九十年代初，由于一时找不到合作的出版社，大家甚至先配合那时所关注的“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课题，先选译了少许篇章分别发表在一些音乐院校的专业期刊上，“聊胜于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著作，但一谈到翻译出版，却又顿觉一筹莫展——似乎没有哪家出版社原意冒“赔钱”的风险出版这样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
有一阵，“文化热”来了，但很快又过去了。音乐界反应迟钝，没有“赶上浪潮”，无缘像其他的文艺、知识界别那样“趁机”出版一些“像模像样”的“系列”或“丛书”。在这种情势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出版，似乎只能无限期搁浅。
另一方面，张洪岛先生的选译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在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却赢得了相当声誉。证据之一是，此书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至少重印五次，总印数近两万三千册（据笔者手中的数据）。与一般钢琴乐谱动辄几十万的印数相比，两万多的印数自然少得可怜；但与一般音乐理论书籍区区三两千册的印数相比，这个译本的印数却显得不凡。显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印数，是因为很多音乐界之外的读书人和乐迷对此书别有青睐。有广泛影响的《读书》杂志在张洪岛先生译本初版后不久，就发表了知名散文作家、爱乐人赵鑫珊先生热情洋溢的书评（《音乐·文学·哲学》），而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在乐迷中“走红”的辛丰年先生不止一次在行文中提及这本书的教益（记得九十年代中，我受托请朋友复印了全书转赠给辛丰年先生）。至于此书很多“秘而不宣”的影响乃至对此书“明目张胆”的抄袭，查看一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所出的一套“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中由“萧韶”撰写的“附录”，就一清二楚了。
上述江苏人民出版社插手音乐家传记的出版一事其实是一个明显信号，说明国内的“音乐图书生态”正在发生某种无声但却是剧烈的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文化、知识界在CD唱片业的带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掀起一股远比八十年代中期势头更猛的“爱乐潮”。读书，读音乐书，读优秀的音乐书，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优秀的中文音乐书在哪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那套丛书不幸是一个负面例证，它反衬出众多乐迷渴望高层次引导的迫切性，也反映出由于“市场供不应求”而造成的“饥不择食”。一方面，国内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以及为出版社撰稿的专业音乐理论人才）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普通的综合性出版社缺乏音乐专业能力却又急于“抢滩市场”。
我隐隐感到，在这种局势下，“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文全译本应该会有“着落”。此书的节译本在国内文化界已有相当影响，其雄辩的著述文风特别吸引国内知识界的众多乐迷。尤其针对中国读者，此书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即全书洋洋洒洒百余万字，但却没有一个谱例。一般的普通综合性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没有谱例，不啻会增加很多自认无法读懂“蝌蚪天书”的普通乐迷的音乐与文化自信心。1999年初，刚好上海三联书店有一位编辑与笔者联系，希望我推荐具有文化价值和能引起知识界读者兴趣的音乐书籍选题。笔者当然将这本“朗”作为首选。这位编辑很有兴趣，准备联系版权事宜。但他凭借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其他出版社很可能正在或已经“瞄准”这样一本优秀的音乐史书，因而不免有些着急。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位编辑准备着手正式联系出版此书之际，有消息传来：贵州人民出版社已与美国纽约的诺顿公司达成“朗”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授权协议。传来消息的是《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李章。李章告诉我，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在为“朗”寻找合适的译者，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接和组织此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此“一拍即合”。笔者随即通知上海三联书店的那位编辑，尽管在电话中听得出他的遗憾之情，但也只能向他致歉。
于是，“朗”的中文全译本就这样颇有戏剧性地得到“落实”。整个过程似乎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一部早就该出版的音乐名著，经历多年耽搁后，最后终于在文化、知识界的爱乐大潮推动下，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推出。这其中的曲折故事，最后近乎“喜剧性”的收尾，以及整个过程中所“隐喻”的音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似乎都令人回味。我们的音乐界与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空气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音乐界应该怎样面对今天社会文化生活步入高速多元化的态势？我国的音乐学事业和音乐出版事业在当前的挑战中，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愿上述有关这本《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出版过程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小小的思考参照。
出版事宜一旦“敲定”，随后的具体翻译工作便顺利展开。让人高兴的是，著名翻译家顾连理教授在笔者相邀下，一口答应承接部分译稿工作。顾老师是我多年前攻读硕士时的英语老师，尽管当时并不习惯她要求大段大段背诵英文课本的教学要求，但日后才体会到这些“背功”带来的益处。顾先生的英译在音乐界有口皆碑，能请她作为“主打译笔”，不啻是《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的幸事。张洪岛先生原来的那部分《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译稿予以保留，但由笔者负责全面修订。此外，音乐学院的汤亚汀先生也受邀“加盟”。至于我自己，除了“收拾”起多年前未竟的译稿（但实际上等于“推倒重来”）、另承接部分译稿之外，负责此书中译本的统筹、统校和事务联系等工作。虽有些烦琐，但既然此书是笔者多年“情之所钟”，也就“乐此不疲”。
事后回想，邀请顾先生作为“主打译笔”，确实对本书的整体译稿质量提高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笔者深知顾先生的译笔功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会加高对自己要求的尺度。本来尚且对自己的译稿有点沾沾自喜，待拿到顾先生的全部译稿通读一遍，再回过头去读读自己的译稿，顿觉差距。于是，只得仔仔细细将自己负责的全部译稿再修改过。当然，英文中译，原文的很多色彩和风格在中文中是无法保留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遗憾。仅举一例。作者朗具有一个突出的才能，即能够用生动笔调栩栩如生地将历史中的人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似乎这些历史人物就是读者的同代人，这些历史事件就发生在眼前当下。为此，朗在行文中常常使用“we”（我们）和“our”（我们的）这样的字眼，以期缩短历史现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起先在我的译稿中对原作者的这些用词均照搬不误，以期“符合原意”。但读了顾先生的译稿后，发现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删除了这些“我们”“我们的”用语，中文因此更为地道和流畅。考虑再三，我觉得顾先生的做法可取，虽然这样似乎丢失了一些原文的口吻，但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而有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
现在回过头捧读这本名著，仍每每感到，作者在勾画音乐蕴涵的精神寓意时，在倾听音乐的“文化泛音”时，其眼界之宏阔、感应之饱满、笔力之雄健、辞章之华美，都堪称“大师级别”。音乐绝不仅仅是美妙的声响，其中回荡的是时代精神的脉动、社会心理的余音和个人创见的智慧。《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经过，恰恰就是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有趣“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