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英国和法国用华尔街提供的钱购买补给，还让华尔街给他们采办补给。在前一章中讲到，摩根机构总是与英国政府和英国公众保持紧密而秘密的联系。美国购买物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紧急订单通常会引起伦敦的混乱。投机商人和证券交易商都涌向了英国战争指挥所；各种各样的不负责任的个人——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为了达到投机目的而想法设法获得合同订单。若不想搞出什么麻烦，显然有必要选择美国某个可靠且值得信任的机构去调动美国工业的积极性，挑选合适的工厂来生产欧洲的订单，并处理好所有的细节问题。摩根财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项重要的任务。因此，战争赋予华尔街一项全新的职责。之前，它只是一个专门的金融总部；现在，它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工业市场。除了出售股票和债券，为铁路筹措资金和承担一些大银行中心应该承担的其他任务外，华尔街开始经营炮弹、大炮、潜水艇、毛毯、衣服、鞋子、肉罐头、小麦，以及其他各类不计其数的战争物资。这种新功能把一个美国商人推到了前台，在此之前，他几乎不为人知。在为运作这笔战争买卖寻找最合适的人选时，摩根公司发现了爱德华·R. 斯特蒂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钻石火柴公司的总裁。斯特蒂纽斯又在美国工业圈子里寻找最有资格帮助他完成宏伟巨业的人，最后，他组成了一个175人的队伍。这些人组成了一个部门，幽默地称为“S. O. S.”或“斯特蒂纽斯的奴隶”。不久，这个团体以一天1 000万美元的速度购买补给。这个机构经营的物资中，有很多在美国从来没有生产过——从其客观的数量来看，他们不得不扩大现有的军需品工厂的规模，创建成百上千的新工厂。美国工业迅速且令人满意地适应了这种新的需求，许多以前从来没有制造过任何军需品的工厂很快就完全适应了这种生产。这一工作运转得非常成功，到1917年9月为止，摩根公司在购买货物和军需品方面已经花费了30多亿美元；此外，它还交易了金额高达20亿～3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这些债券过去都是被欧洲投资者所持有的。
还有另一位美国工业大亨能直接和英国政府做生意，他的名字在前面已经被提到过。事实上在J. P. 摩根之后，在英国最为大家所熟知的美国商人是查尔斯·M. 施瓦布。英国人甚至比美国人都明白，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重要性及其头领的制造天才。基奇纳（Kitchener）成为战争大臣时，首次行动就是给施瓦布发电报，让他乘坐下一班船到英国。几天后，施瓦布和基奇纳在英国战争指挥所密谈。基奇纳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他的要求：施瓦布能提供多少炮弹？100万？好。需要多长时间？10个月。施瓦布能提供枪炮吗？没问题，而且很快。基奇纳就这样详述了他所有的需求，施瓦布承诺伯利恒钢铁公司一定能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几天的会议快结束时，基奇纳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于伯利恒公司，他只有一点担忧，他说，那就是德国企业可能也会向它购买物资。施瓦布马上提出签订协议，在与英国合作的期间，伯利恒公司不会把东西卖给任何人。就这样，这个起着德国人名字的美国制造商成了英国政府最强大的工业联盟。总体上估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向英国运送了差不多价值3亿美元的战略物资。为了完成任务，他增加了设备，使得伯利恒公司现在成为了一个比克鲁伯家族更大的军工厂。在德国，施瓦布的船坞吨位就比其他所有造船厂的吨位要大。他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制造了20艘潜艇。这些潜艇被运到加拿大，在港口附近组装起来，利用自己的力量穿越了大西洋。大约一年后，德国把潜艇“德意志”派向美国，四处宣传这一成就，好像是什么空前的事情一样。
所有这些工作的价值在于推动协约国的事业，但另一项成果更为重要：它为战争准备了一个金融美国。当国会在1917年4月6日宣战时，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有为参加这次大的冲突作好准备。美国虽然有陆军，但只是一个空架子；美国有海军和船舰，但其效率对于应对危机来说，还远远不够；此外，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商船队。整个美国，只有一个地方为这一切作足了准备，而那里数十年间都是全国最不受欢迎之处。1914年8月开始，华尔街已经表明了态度，这种态度之坚决足以与美国生活中一度恶毒攻击工商业的因素相比较。除了一两个犹太德国人的银行机构外，华尔街满怀同情地站在了协约国一方。它在为协约国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奠定了美国参战时发挥作用的基础。1914年战争的爆发让欧洲的商业和金融陷入最疯狂的混乱中：股票下跌，利率上升，工业发展中断，只能通过延期偿付来阻止整体的衰败。但美国宣战时，华尔街上并没有这种消极的情绪。股市不跌反升——人们欢呼着认为这是对胜利的一种美好预示。美国从来没有获得过现在这样完善和卓越的金融地位。两年后，美国摆脱了债务国的身份，欧洲反而深陷于美国的债务中。我们借给外国政府、银行家和商人大约20亿美元。然而，纽约的钱还是太多，以至于投资银行家抱怨起来，因为他们不能找到足够的证券提供给顾客。在1914年英国和法国所持有的40亿美元的美国证券中，美国自己就购买了将近10亿，其他3亿被英国和法国政府作为贷款的抵押，而剩余的7亿美元放在政府金库中，以应对不时之需。这些股票和债券将不会突然在美国市场上被抛售而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样的危险将不会存在。战争初期，我们的黄金储备为18.87亿美元；而到1917年12月1日，增长到25.63亿美元。不过，欧洲已经不可能把它们拿走了。
建议宣战时，威尔逊总统说我们应该为协约国提供“最大限度的金融信用，这样我们的资源才能尽可能多地补充给他们”。开始时，人们认为或许美国给协约国所提供的帮助只是金融和工业方面的。有一些比普鲁士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更有见识的德国人，并没有对这些帮助漠不关心。“我们疯了，”德国商船队的创建者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在1917年说，“我们在做一件灾难性的事情，这将让我们一整代人的经济生活蒙上阴影。面对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这一名词现指自西元5世纪起至1066年诺曼人征服时移居并统治英格兰的日耳曼民族。欧洲大陆的著作家大概是在8世纪末开始使用该词，以使不列颠列岛的撒克逊人与大陆的撒克逊人相区别。诺曼人征服以后，英国编年史家用这一名词表示英格兰人。]时，我们如何恢复外国贸易？当我们出现在他们中间时，他会憎恨——肯定会憎恨我们的。所有有关汉堡到巴格达的军事胜利以及所有死者的灵魂将不会帮我们的。”
“太难以想象了”，一个伦敦评论员对华尔街从容不迫地接受了宣战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但还没等事态进一步地发展，事实证明，华尔街的表态是正确的。
美国参战后，省了巨额利息。批准美国债券发行的几项法令都包括这样的条款：授权财政部为外国政府提供贷款。然而，在1917年4月，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贷款将会如此巨大。除了在自己的战略上花费了巨额资金外，美国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向欧洲政府提供了大约100亿美元的贷款，让人们知道了这个国家在欧洲冲突中所耗费的资源。尽管这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开支，但从所有外部迹象来看，美国并没有感觉不适，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不便，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不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压力。
实际上，在1919年，金融美国成了一个与1914年相比完全不同的国家。连续的债券发行已经把我们转变成投资国。尽管美国金融在中立阶段获得了大发展，但1917年仍然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宣称俭，不会养成购买政府证券的习惯；在美国浮息债券（floating bond）的发行几乎全部是银行的业务。这种言论在历史上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被英国人证明非常成功的公众认购债券的方法大部分都是美国人的发明。第一个想出把政府债券出售给小股东这一惊人办法的是杰伊·库克，内战时的大金融家。库克的最杰出的成就——或许是到欧洲战争爆发时最杰出的成就——是1863年，他成功出售了几乎4亿美元的债券“520债券”。为了推销这些债券——库克组建了一支2 000～3 000人的游说队伍，走访了美国所有城镇，利用传单、海报、军乐队和游行来作广告宣传，挨家挨户地进行个人推销。不过，尽管杰伊·库克充满了热情和活力，但也是进行了长期的持久战才卖出了这些债券。而且，尽管这种债券的利率高达6%，但它所能带来的收入远低于其票面价值。到1917年，当财政部长通过相同的方法筹到20亿美元时，大家就都忘了库克这项丰功伟绩。刚开始，那些预言失败的人提出的令人沮丧的预测看起来是合理的，华盛顿错误地宣称公众认购的债券马上就要超额了。这自然给公众的热情泼了盆冷水。不过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暂时放弃了常规的商业流程，集中力量为这次借款提供支持。最后几天，认购速度快得令人惊讶，原本只是打算从公众那里筹集20亿美元，结果政府收到了30亿美元的认购申请。后来的借款总额也都迅速增加，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18年11月停战前夕，动员了三个礼拜的结果是，美国人仅在一次债券发行中，就认购了接近70亿美元，达到了巅峰。这是截止到当时为止，史上额度最高的一笔借款。
全体美国人，从华尔街的银行大亨到歌剧杂耍演员，都团结一致，使筹集借款获得成功。他们指出华尔街不再是地理上限定的区域，而且——如果这句话被用来理解美国的金融资源的话——还包括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农田和十字路口。事实是，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把这个国家所有人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努力工作。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民众曾经对华尔街广泛的反感情绪。战争给予美国金融大亨们一个机会，向世人展示，他们首先是美国人，他们会把国家的威望和尊严放在所有个人利益之上。只有个别别有用心的煽动者和偏袒德国的人在叫骂，说这种争斗是“华尔街的战争”。开始时，华盛顿当局对这种“利益团体”持某种怀疑态度，一度致力于将其改组管理，准备在没有大集团的支持下进行这场大的战争。实践证明，这种不友好的安排对这项事业造成了灾难性危害。在建造船只和飞机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两件对获得成功而言绝对必不可少的事物。政府组建的这些部门，第一年几乎由完全不称职的人来管理。英国在早期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战争开始时，英国几乎所有的大部门都由政客领导，但这些人在实际生活中缺乏经验，因此无法处理所有现代生活中最重大的事务——战争。逐渐的，英国将这些人清理出去，让商业领导人取代他们来发挥重要作用。最终，威尔逊总统采纳了相同的观点。非常奇怪的是，第一个被任命、从华尔街走到华盛顿重要岗位的人，竟然来自总统不信任的阶层。伯纳德·巴鲁（Bernard Baruch）的一生基本上都是一个华尔街经纪人，他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绝对没有接受过有“组织性”意义上的商业训练。甚至华尔街知道总统任命巴鲁为战争工业委员会头目时，也都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样一个人将为美国和协约国进行大部分的采购业务。不过，这一件事情证明了华尔街特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尽管巴鲁缺少实际经验，但他很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战争结束时，这位官员正以一年10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战争物资，他无疑是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大“买家”。
威尔逊还从华尔街任命了其他两位声名显赫的人。在飞机计划失败后，他让约翰·D. 赖安（John D. Ryan）管理这项工作。结果这个部门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不过在赖安有机会证明其完全成功之前，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或许获得最伟大成功的华尔街人，还是查尔斯·M. 施瓦布。威尔逊建立的海运委员会惨淡运营一年多后，不断的失败使美国人及其同盟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是接受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最后，威尔逊派人把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负责人找来。开始时，施瓦布说，他完全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在一番解释后，他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政客，他所坚持的激烈重组极端不受欢迎。总统立刻告诉他，只要求他做一件事——造船。施瓦布仍然犹豫，他告诉总统，他应该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将海运委员会总部从华盛顿迁到费城[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你把它移到卡拉马祖（Kalamazoo）都行，”总统回答说，“如果这样做我们能够造出船的话。”这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态度说服了施瓦布，他用他特有的热情和精力努力工作，不久便有大量的船驶出港口。对施瓦布的任命决定了潜艇战的命运，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因此，随着声望的大大提高，华尔街从战争中脱颖而出。没有它对政府决策的金融支持，也就没有美国自1865年发展起来的巨大工业组织，那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