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它的学术概念和应用概念是大不相同的。在应用概念中，文化通常作为领域、事业和工作来表述，时常和政治、经济等概念并列使用。而它的学术概念则不同，学术概念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不是并列概念，它是熔融于历史的各个时期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各个层面，决定人类活动和社会行为的统领和指导的力量，犹如人的肌体里的血脉和神经一样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西周王朝对文化已经有了这样的学术认知和界定，更不等于说西周王朝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认知和界定才制定出那样的文化制度。而事实上也许西周王朝并不是出于对文化的重视和国家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在更多的方面、更多的时候也许仅仅是一种“文化”的需要而已，比如：交际、欢愉、娱乐、排场、显贵、风雅等等。这一点，又恰好解释了西周王朝重视文化的最后结果，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诗经》。
我们没有理由对历史局限里的朝代和古人责备求全，即使在高度文明里的我们依然也还在历史的某些局限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这种文化制度的本身价值和它的历史作用与影响。就西周文化制度的当下作用而言，显然是激励了民间文化的持续发展，而且是这种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诗经》里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一种事实，这就是有关针砭类的诗。这类诗在以往的表述里，我们把它们叫做反抗压迫和剥削，揭露和讽刺统治阶级罪行的诗。比如《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伐檀》：“不稼不穑，胡取尔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这类诗作如此的认定没有错误，但有明显的漏读，正如开篇所说，是站在政治的、阶级的立场上，用政治的、阶级的视野和观点以及在政治的、阶级的视野和观点制导下的艺术视野和观点来讨论与研究《诗经》的。漏读了什么？漏读了歌者的局限、采诗者的自由和王朝的宽宥与开明。今人习惯将这类诗叫“反诗”。对于这样的“反诗”，歌者能够唱出来、遒人能够采下来、《诗经》能够收进来，足见西周王室的宽宥与开明。歌者的局限在于对国家机器没有理性的认知。在完全是农耕经济而且是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耕社会里，国家机器基本上完全是依靠税赋运转的，国家的管理人员不可能像歌者那样既稼又穑、既狩又猎。国家管理人员不可能去伐木、去狩猎、去种田。这种认识的局限，也是导致朝廷强制税赋的重要原因。历史上许多王朝也正是因为强制税赋陷入了强制下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如何纳税、如何使用税赋，这是自古以来国家管理的至关重要的内容。由此想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或许正是毛泽东对历史经验的注意。
西周王朝里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太师尹吉甫，他先是周宣王的大臣，周宣王死后他又辅佐周幽王。他是今天房县榔口乡人，能文能武，很受周王室的器重。《诗经》中《六月》有称赞他的诗句：“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兮甲盘有133字的铭文记载着他征伐猃狁和南淮夷贡赋的功绩，《诗经》中有他的《大雅·民》、《大雅·崧高》和《大雅·韩奕》等诗作。
王朝的采诗制度是否正是出自他的谏策无据可考，但他是这种文化制度下身体力行的采诗人，曾作为遒人到家乡房陵采诗，晚年回到家乡，房陵是他的采邑，榔口乡的人都称他尹天官。至今房县榔口乡万峰山有供奉他的宝堂寺，在老人坪还有他的墓冢、墓碑和他尹家世代传下来的老屋。这座老屋最初是尹吉甫进入宫廷时所建，如今已经不知有多少次重修重建了，但是老屋依旧保持着古色古香的风貌，雕龙画栋，气势轩昂。他的也不知道该是多少代孙尹维鹏，是一位79岁的老人，能够清晰地背记尹氏56代家谱。在榔口乡、青峰镇一带，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尹吉甫的传说和故事。
《诗经》中与房陵相关的民间诗歌，通常在《诗经》的《风》的《召南》中。从地域上看，召南大致在南阳和南郡之间。南郡是战国秦昭襄王29年置，在今天的江陵县。“风”在古代有“教”和“音”的含义，朱熹则直接把“风”定义为“民俗歌谣之诗”。在今天房县的门古寺镇和九道乡等地，《诗经》中“关关雎鸠”、“蓼蓼者莪”等诗句还在唱。20世纪初叶，在这些地域的民间丧葬祭祀活动中，还有童男童女唱《诗经》的仪式。人死后，在祭亡灵时，由12个童男童女在长者的引领下，吟哦《诗经》中的诗句。
最近，学界有人提出《诗经》为尹吉甫所编。《诗经》大致编定的时间在周景王元年，这已是尹吉甫300年之后的事情，尹吉甫编《诗经》不大可能。但是，在《诗经》最初被称作《诗》或者《诗三百》的时候，也正是尹吉甫身为太师的时候，从年代上讲具有时间上的可能性。学界对尹吉甫的重新关注，说明尹吉甫对《诗经》形成的贡献。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周的文化制度对《诗经》形成的作用，认识西周的文化制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西周文化制度在中国文明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地位等等。
三、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互哺，促进了西周文化和谐从《诗经》的形成，可以看到西周的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以采风形式发生的融合方式，宫廷里采风的遒人或行人，把宫廷文化带到民间，把民间文化带入宫廷，以民歌为媒，实现了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这两种端点极面文化的反复融合，而且这种融合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动互哺、相互激励、和谐运行。
在哲学的观念里，宫廷和民间是对立统一的，互为存在的条件。因此，从一开始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就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互动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后天的因素是决定着这种互动的品质和质量，不是在互动中崩溃，就是在互动中辉煌。《诗经》
是个“辉煌”的例子，尽管《诗经》中不乏对当朝的针砭和刺讽。《诗经》的出现表明了西周时期的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不仅互动，而且互哺，实现了两种端点极面文化形态的高度和谐。
这里所谓的端点，就是一个朝代或一个国家文化构成的两极。这两种极面文化是一个朝代或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的基本框架，决定着一个朝代或一个国家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
在原始公社里，文化是单一的形态，没有民间文化与宫廷文化之分。氏族部落出现后，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利益集团不再是氏族部落里宗族的辈分结构，而是等级的层面结构。于是文化也开始从“混沌”中生出两极。氏族部落是国家的胚胎，后来的方国和分封国大多就是原来的氏族部落。在氏族部落里，文化也还保持着单一形态，而进入方国和利益集团后，文化就成了两极的复合形态，这两极文化，便是后来的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的萌芽，也是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原始积累”。
从地域文化学上讲，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文化形态的国家。中国虽然是陆海型国家，海洋的面积占国家版图面积的三分之一，但在文明发育的过程中，海洋文明受到陆地文明的严重挤兑，广袤肥沃的土地和漫长宽阔的河流，使中国成了大河文明的国度，而大河文明的基本形态是农耕文明。所以，中国的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都是建之于农耕文化上的。稼穑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存方式。中国以农耕文化为主体文化形态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最早也不过60年代才有所改变。中国的工业文明最初是建之于提高农业文明的需要之上的，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海洋文明还在初级发育阶段。所以，在西周时期，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都是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在农耕文化的格局里发育的，在这样历史时期产生的《诗经》，实际上就是一部稼穑之歌。因此可以说，《诗经》既是农耕文化的文学经典，也是农耕文化的历史文献。
西周文化通过《诗经》传达给我们的文化启示是全方位的，是文化学的，是文化人类学的，在倡导保护文化遗产的今天，可以说，这种启示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1.促进不同层面文化的互动互哺是文化和谐的重要途径。人类社会出现管理机制之后，单一文化形态的文化平面多样性，就变成了复合文化形态的文化层面多样性。特别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今天，人们习惯于用文化定义各种生产和生活状态，出现了种种缀着特定定语的“文化”。虽然这些“文化”的界定未必都那么准确，但文化出现了多层面、多类型是有目共睹的现实。于是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共处发展，就成了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问题。这也是倡导“文化和谐”和“和谐文化”的社会基础。如何实现文化和谐，如何构建和谐文化，西周的文化经验值得借鉴。这就是文化的互动与互哺。互动是相互激励，互哺不单单是相互补充，更注重相互滋养。
在实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进行了多区域、大面积的田间作业，所看到的民间文化现状令人担忧。民间文化被现代文明挤在人类生活圈的角角落落旮旮旯旯里，在那里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着，形成了越是远离城市、越是穷山僻壤那里民间文化的生态越好的状况。封闭和落后成就了民间文化遗产的保存。这是件很庆幸的事情，同时也是件很可悲的事情。它表明了民间文化在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总体格局里地位的低下。城市和乡村、中心和边缘、腹地和边陲的差别虽然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可以作最大限度缩小的。从历史的经验看，民间文化不宜沦落为文化的“弱势群体”。因为它是根、它是本。《诗经》就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没有西周王朝的文化制度和对民间文化的重视，就不可能有《诗经》的产生，而《诗经》正是中华文字、文学的源头和基石。《诗经》撑直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里骄傲的脊梁，但是我们极少沿着《诗经》的时间隧道去解读西周乃至整个周朝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一个极面，它需要另一个极面的滋养。这是实现国家和民族文化和谐所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的事情。
2.民间文化是国家“文化”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国家“文化”的“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民间文化是国家“文化”的“经济基础”。既然是文化的“经济基础”，必然决定着文化的“上层建筑”。从民风到国风、从民约到宪法、从民情到国情，无不看出民间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民间文化所受到的反作用力太大，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近些年来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制定出若干文化倾斜政策，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和文化设施的建设，还有很具体的各种“文化下乡”活动。从字面上看，“文化下乡”的含义就是将上层的文化送到下层。这很有文化滋养的意味。
但我们的思维依然存有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把文化工作和文化本身混淆在一起，“文化下乡”的主旨是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与文化需求，做法可喜可贺，认识需要深化。文化政策的制定，需要深层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及文化政策，需要学术的理性支撑，否则容易导致表面化和片面性，疲于造势、流于形式，缺乏内在功力。
《诗经》给我们的启示太多，而且将会给我们更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解读。
傅广典，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