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应松和刘醒龙的底层叙述中都充满了乡村苦难的叙事，但同样面对苦难，两位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应对苦难的方式有所不同。刘醒龙的苦难叙事的核心是道德救赎意识，张扬的是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对深陷底层苦难的芸芸众生的救赎情怀，而陈应松的苦难叙事中凸显的是一种绝望的抗争精神。如著名的《马嘶岭血案》，面对富人阶层的经济压迫和精神冷漠，两个贫穷的山里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对富人阶层展开了疯狂而残忍的报复。这不是一般的犯罪小说，通过对两个杀人犯的犯罪心理非常准确和深入的描述，作者形象地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中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所带来的严峻的社会心理对立。虽然两个山里人的报复杀人行为必须接受法律制裁，但他们在道德上并非不值得同情，因为，如果不是富人阶层的为富不仁，这种悲剧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再如《独摇草》，山里人王老民一家耗尽血汗开荒，终于平整出一片可以种地的山谷。但在村长的操纵下，来自大城市的一家商业娱乐服务公司以投资的名义抢占了这片沃土，那里遂成了富人追腥逐臭的肮脏堕落之地。王老民的养女成了商业开发的筹码，儿子也丧失了性命。绝望中的王老民爆发了，他纵火烧了那座罪恶的娱乐城堡，以此发泄自己被压抑的怒火。又如《望粮山》，山里娃金贵长期为饥饿和贫穷所奴役，在个人苦斗失败后，他来到城里做工，没承想一再遭到城里人的歧视和虐待，最后，金贵怀着对城市上等人的仇恨杀了人。和王老民、九财叔等人一样，金贵的这种反抗也是绝望的，疯狂的，不理智的犯罪行为。他们的畸形的抗争尽管不合法，但仍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其间呼唤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要知道，在一个法制并不健全的社会里，想实现合理又合法的反抗，并非易事。如《火烧云》中，面对麦和尚父子的鱼肉乡里的蛮横行径，不仅善良的山民敢怒不敢言，即令是城里人——扶贫干部龙义海，同样也无能为力。龙义海的抗争精神虽然值得钦佩，但他依然无法拯救贫困失语的底层民众。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充满了苦难叙事。所谓的荒诞象征小说《狂犬事件》其实是关于底层乡村苦难的一则寓言。除了上面所说的对苦难的绝望反抗之外，陈应松笔下的另一类苦难叙事更为内敛和刻骨铭心。这种抗争精神不是爆发式的，疯狂的，非理智的，相反，却是冷静的，无奈的，更加痛彻骨髓的。如《松鸦为什么鸣叫》里，伯纬的苦难人生中其实隐含了他对人生苦难的坚韧的抗争精神。伯纬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反抗死亡的一生。他的“路缘”见证了太多的死亡和鲜血，但他从未丧失活着的勇气。再如《木材采购员的女儿》，来自富庶的江汉平原的城镇女学生吴三桂，因为遭到神农架林区工作人员蒋明孝的强暴和挟持，被迫沦为贫穷愚昧的山村妇女。在充当生育工具的日子里，吴三桂一次次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终。等到蒋明孝失去了束缚吴三桂的能力，怎奈一双儿女已经长大，吴三桂不能舍弃孩子，离开那个伤心之地。老家的亲人居然也不再接纳她，她体验到了深刻的孤独和落寞。好强的吴三桂在林区艰难地开始创业，面对迟到的成功，她为人世沧桑和岁月无情唏嘘不已。这是底层的悲剧。悲剧主人公对命运的直接反抗固然让人赞赏，但她后来在漫长的日子里默默承受人生苦难的韧性精神，不仅反映了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而且折射了底层民众的生存抗争精神。还有《云彩擦过悬崖》，神农架山岭上的守塔人苏宝良，他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孤独而冷清的神秘守望中度过，物质的匮乏，亲人的误解和背离，这一切并没有把苏宝良击垮。
苏宝良的一生是守望的一生，他在守望中承受了人间的苦难，也成全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陈应松的苦难叙事中还弥漫着浓厚的死亡意识。这种死亡意识给底层的抗争意识蒙上了一层神秘而绝望的色彩。《松鸦为什么鸣叫》中死神的黑色羽翼覆盖了伯纬的整个人生和视界。
《狂犬事件》中神秘的死亡事件接踵而至，令人惶恐。《马嘶岭血案》中的杀戮和死亡更是令人惊悚。《望粮山》中金贵跳了悬崖，《火烧云》中龙义海葬身火海，《太平狗》中农民工程大种冤死城市异乡，《独摇草》中王老民死去了，《云彩擦过悬崖》中苏宝良死去了，连《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的“最后一只豹子”，最后也在人类的乱棒交加中死去了。陈应松笔下的死亡阴影如此浓重，其间流露了作者强烈的社会焦虑和底层诉求。有人指责陈应松阶级意识的褊狭固然不无道理，但人们无法否认，作者的这种较为激烈的同情“农民和下等人”的底层立场毕竟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心理。对于陈应松而言，渲染底层苦难，彰显阶级意识的目的并非是为了鼓动新的阶级对抗，而是为了呼吁全社会的良知和正义，关注底层，关怀民众，最终缩小贫富差距，建构社会和谐。因此，无论是刘醒龙的道德救赎意识，还是陈应松的阶级（阶层）抗争意识，它们都是后革命语境中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底层意识。
四、走出女权语境的底层叙述：
从忧患意识到悲悯意识
最后想考察林白近年的底层叙述和底层意识。之所以要在湖北作家群里谈林白，当然不是因为林白的大学时代在湖北武汉度过，甚至也不仅仅是因为林白近年已成为武汉文学院的专业作家，更重要的在于，林白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转型与地域意义上的湖北有着重要的艺术机缘。林白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万物花开》，尤其是《妇女闲聊录》，无论题材还是语言，都是地道的湖北小说。这两部长篇都是讲述湖北的一个名叫“王榨”的村庄及与之相关地区的人和事，人物语言都带有强烈的鄂东（主要是湖北黄冈浠水县，小说中叫“滴水”）方言色彩。可以说，林白的湖北方言小说，与方方和池莉的汉味小说，刘醒龙的鄂东大别山小说，陈应松的鄂西神农架小说一道，共同丰富了湖北文坛的底层写作。
林白的《万物花开》，透过一个患有脑瘤病的乡村少年的视野，讲述了“王榨”的乡村苦难故事。少年名叫大头，他在代人受过、深陷牢狱之灾后，在狱中回忆了故乡离奇古怪的人事，有杀猪为业的二皮叔，有被发财男人遗弃的四丫姨，有到城市做鸡的三躲，有风流成性的乡村妇女双兰，有真正的杀人犯细胖和惨死异乡的外地姑娘小梅，当然还有大头自己的暗恋、虐恋和在监狱中被劳改犯性虐待的故事。这一切事件在犯人大头的脑海里飞奔，是那样的鲜活而令人震惊，如同万物花开。据林白在后记中说，这篇小说的主要素材来自于一个名叫木珍的湖北农村妇女的闲聊，（林白：《野生的万物》，见《万物花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但从后来的实录体的《妇女闲聊录》来看，林白在《万物花开》里对木珍的闲聊素材进行了诸多艺术加工，作者不仅对原先芜杂的素材进行了选择和增删，如有意的张冠李戴和移花接木之类，而且特意设计了“大头”这个患脑病的少年，以他的回忆将乡村的苦难故事贯穿起来，让木珍闲聊中原本不存在情感纠葛的人事，尽量与“大头”产生各种联系，以此织就了《万物花开》的文本结构。应该说，《万物花开》的“小说性”还是很强的，全书三个部分：第一部《墙壁》叙述大头的狱中遭遇；第二部《游荡》，大头回忆故乡的人和事；第三部《七姐妹》，补叙细胖如何误杀小梅，交待大头入狱的缘起。问题是，林白把木珍的闲聊加工成小说的意图何在？
上海的批评家们往往习惯于从“民间”的角度解读林白的《万物花开》，说林白由此从“女权写作”走向了“民间写作”。“民间”是近年来的一个聚讼纷纭的概念，这里且不去管它。实际上，与其说《万物花开》走向了民间，不如说走向了底层。众所周知，林白转型前的女性小说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她沉迷于讲述女性的自恋和反抗男权的叙事，这是九十年代以来盛行的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话语，代表的是大都市白领女性的精英意识形态。而《万物花开》的出现表明，林白似乎一夜之间走出了女权话语的藩篱，她开始把视野投向底层乡村的民众。此时的林白就是那个患有脑病但精神却藉此飞翔的乡村少年“大头”，她飞翔在湖北一个名叫“王榨”乡村的上空，为苦难的乡村感到悲哀和忧伤。尽管作者在叙述中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态度，但从《万物花开》中的苦难叙事来看，作者对底层乡村的忧患意识还是分明的。小说中大头、二皮叔、四丫姨、三躲、小梅等主要人物的命运都是悲惨的，艰辛的，作者对他们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如果一向新锐的林白不介意，我以为林白在《万物花开》中其实回归了传统的人道主义立场。事实上，林白在《万物花开》的后记中专门有一段谈到了乡村“王榨”苛捐杂税沉重的话题，她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忧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林白走出女权、走向底层的价值嬗变。（参阅林白：《野生的万物》，见《万物花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285页。）和《万物花开》相比，《妇女闲聊录》的价值立场更加难以捉摸。虽然同是第一人称叙事，但《万物花开》的叙述人“大头”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而《妇女闲聊录》的叙述人木珍的叙述态度似乎完全是中立的，超然的，哪怕是谈到自己的感情和生活遭遇，她也没有大悲大喜，而是十分平静，仿佛与己无干。但这并不意味着林白真的为木珍的叙述创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真空的环境”（贺绍俊：《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见《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因为在木珍的自我叙述中，始终隐含了另一个超然的作者在聆听和观察着她的一切。也就是说，木珍的叙述仍然笼罩在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面纱之下，只不过这种意识形态不是我们习惯上熟悉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已。林白说：“我所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林白：《世界如此辽阔》，见《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林白在这里点明了小说的双重叙述声音：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林白要排拒的只是文人的声音，知识分子的声音，不管是启蒙声音，还是后启蒙声音，抑或革命和后革命的声音。虽然木珍的闲聊内容非常驳杂繁复，但林白放弃了对它们进行艺术家加工，而是尽量保持木珍闲聊的原生态，作者完全不介入木珍的闲聊，仅只充当倾听者。但这位倾听者，其实是小说的隐含作者，她的缺席是耐人寻味的。按常理，作者必然是参与了木珍的闲聊和对话的，但作者有意省去了自己的声音，只保留了人物的声音。但有趣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隐含作者的声音其实一直回荡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似有若无，大象无形。之所以如此处理，原来林白是想让隐含作者的声音化为神的声音，与木珍的人的声音之间构成潜在的对话。不仅如此，由于神的声音与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交织在一起，所以木珍的声音也变得像神那样的超然和平静。
在世俗的眼光中，木珍的声音其实不应该如此超脱于尘世。木珍孤身一人来京城打工，她的丈夫小王与她之间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木珍回乡过年时，小王还找她要钱花。小王不仅对儿子和女儿不怎么照顾，甚至还与别的女人相好。木珍对此并非不知情，但她居然还能够平静地和那个女人在一个桌子上打牌。木珍的女儿在乡下读书的寄宿生活简陋和贫困得让人揪心，她的儿子也过早地踏入社会，小小年纪便在天津打工谋生。木珍的生活是这样，“王榨”人的生活大都如此。这种底层人生与林白此前女性小说中的“曲折的心理、晦涩的意象、极端的情感、疯狂的表达、锐利的锋芒、嘶哑的叫喊”迥然不同，木珍们“就是那些随意生长的树木花草，它们漫无际涯，迎着灰尘和废气，在被污染的水和沙尘暴中”。（林白：《向着江湖一跃》，见《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在神的视野中，人类就是随意生长的树木花草，他们在苦难的人世间苦熬，神对人满怀悲悯，这种神性的悲悯意识，就是《妇女闲聊录》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另一种话语形态。它既不同于启蒙的文化批判意识，也不同于后启蒙的荒诞和乐生意识，自然也不同于后革命的道德救赎意识和底层抗争意识。从《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林白告别了过去激进的女权意识，回归传统的人道话语，直至抵达神性的悲悯。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