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践，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并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从思想理论发展上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一、毛泽东的和谐社会观
毛泽东早期所处的时代，在世界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劳动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社会现实不存在和谐，社会矛盾的主流是对抗。因而，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不能以调和的方式对待现存的制度，必须用暴力革命手段，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政治统治。然而，消灭旧制度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没有剥削压迫，没有阶级对抗，甚至没有国家机器的大同世界，即共产主义。这就是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对不和谐的旧制度不能采取妥协调和的办法，而要采取非和谐手段，即暴力手段，一旦劳动人民掌握了权力，就要力求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研究毛泽东的社会观，不能陷入片面性，或者只讲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面，忽视了他在阶级斗争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后，主张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一面；或者实用主义地看待毛泽东关于和平、妥协、协调的片言只语，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一生主张社会和谐的人。这样的片面性，实际上忽视了党对毛泽东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1．面对非和谐社会的阶级革命论
毛泽东一生所处的社会现实，大部分是充满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在理论上主要强调的是展开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革命的理论从各个方面都有充分反映。
（1）从哲学上强调社会对抗的绝对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他指出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关联，从而形成了统一体。事物处在量变状态，则协调性的方面占优势。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然而，量变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因而社会协调现象是相对的。对立面均势的破坏是经常的，事物的常规是对抗状态。他说，“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五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由“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斗争构成的。没有斗争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1957年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辩证法的对抗性和斗争性。他说：“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他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后来又得出“不斗则退”、“不斗则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结论。
（2）从阶级关系上强调阶级斗争的绝对性
毛泽东一生坚持阶级分析法，认为社会是由阶级构成的。在革命阶级和阶层内部有团结统一的基础，但在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之间只能有阶级对抗，其相互关系是一方消灭一方的关系。他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中国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五种。指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属于帝国主义的。中产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目的是“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一个“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的阶级，因而它不是革命的阶级。最革命的阶级是约有200万人数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还有包括贫农、半自耕农等在内的半无产阶级也是革命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阶级分析出发，他确立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战略。他说：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土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他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应采取的手段是暴力革命的方式。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鼓动农民在农村“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农民在地主家里“杀猪出谷”，在“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在农村可以“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明确指出这种方式“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这是“革命先锋”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除了在土改、三反、五反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外，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他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过去一年做了四件事：反唯心论的斗争，镇压反革命，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他特别指出农业合作化要使资产阶级最后孤立起来，因此手段要厉害，“良心是不多哩”。他说：
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一些人认为对抗阶级消灭了，资本主义快绝种了，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但毛泽东认为这种提法极其错误和极为有害，仍然坚持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警告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曾指出在五十年至一百年内，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强烈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把这种阶级对抗始终存在的观点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到毛泽东的晚年，他更强烈地强调在一切工作中坚持阶级斗争，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鼓动对资本主义“造反有理”。他的这种阶级对抗始终存在的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影响很大，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指导思想延续到粉碎“四人帮”才结束。
（3）从党内关系上强调路线斗争的长期性
毛泽东从革命工作起，始终卷入党内路线斗争的风暴。他本人曾受过党内左右倾路线的迫害，而他自己从理论到实践都坚持党内路线斗争。
他认为党内其所以存在路线斗争，是因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断在影响着党。1953年他就提出“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党内有一些人受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影响，竟认为“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空想，他认为对这种党内的思潮必须开展斗争。1963年他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人们，“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些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从阶级分析出发，毛泽东把党内斗争看成党发展的常规。前苏联赫鲁晓夫执政后，否定了斯大林的路线，毛泽东对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更加警惕，从而不断在党内开展右倾或形左实右的斗争。1963年底他就认为文化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路线，十五年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毛泽东针对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的问题，竟把党内的分歧说成是“两个司令部”的对立。刘少奇、邓小平坚持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在“五一六”通知中他明确写了一段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论断：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把党的历史概括为十次路线斗争史。把对刘少奇的斗争作为第十次大的路线斗争，认为是反修防修的一大胜利。1971年毛泽东找华国锋谈话时，针对林彪一伙在庐山的发难，再次强调路线斗争。他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1966年初，针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重视抓国家经济不抓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于是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场斗争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步平息。
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内团结，党的八大就提出团结问题，认为“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但现实的情况是党内混进了如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野心家，一直存在着夺权阴谋，所以党内的团结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党内斗争绝对化的思想，往往容易把党内矛盾上升为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矛盾。例如，对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分歧，就错误地将其上升为路线斗争、“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这样的观点，党内矛盾当然难以化解，党内和谐难以存在。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2．关于和谐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
毛泽东面对不和谐的社会主张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毛泽东采取这样的手段时，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公正、平等及和谐。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又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
（1）提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毛泽东主张人民群众对“三大敌人”必须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毛泽东认为战争不能永久的延续，必须有终止的一天，人类期望的还是和平的生活。那么，战争怎样才能消灭呢？毛泽东提出了用革命战争、正义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非正义战争的方式。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战争——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他指出，世界上完全消灭战争的时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时期因为那时候引发战争的一切条件都不存在了。他说：
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
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建立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2）提出对抗阶级消灭后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民主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指出夺取政权后，工作的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在1954年6月讨论宪法草案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他说，现在我们只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种粮磨面粉，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所以不能翘尾巴。因而要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将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3）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