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观方面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国传统和谐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扬。“和为贵”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千古不朽的格言，“和合”文化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但是，历史不是铁板一块，它往往是在阶级对抗和社会对抗的过程中演进的。反映这种对抗和矛盾斗争的还有另外一种文化，可称之为“非和谐文化”或“对抗文化”。今天，我们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既研究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和谐社会理想，同时也关注我国历史上非和谐文化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从而使我们在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理想的同时，创造条件避免社会对抗和不和谐现象的发生，在传承中华和谐文化优良传统的过程中，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中华和谐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文化是主流文化。自有中国汉字以来，“和”字成为调节人际关系，包括君臣关系、臣民关系和社会各阶层关系的主导概念。
中国古代有人提出天、君、民的协调思想。《左传·文公十三年》有言：“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又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这里的“天”是指有人格意识的最高神，天生万物，天也制造了人，为了牧养百姓，又设立了君主，君主是天授的，以牧民的方式维持人间秩序。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是建立在天定之上的。
中国古代的五行说，既讲矛盾的多样性，又讲矛盾的统一性，包含着金、木、水、火、土相辅相成的和合思想。《周易·说卦》认为：“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风雷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国语》阐述了事物和合中存在差异的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二者相合产生完整的物质，同一个东西不会产生物质。古代的一些政治家曾提出和则治、同则亡的观点。西周末年（约公元前7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的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②这里的中心意思是强调治理社会必须坚持“和”。
儒家学派是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传统文化，儒家学派的伟大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了“贵和”思想。他从和为贵的价值观出发，创造了和谐价值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儒家主张，施政使民，贵乎“执中”；天地万物，贵乎“中和”；君子言行，贵乎“中庸”。《周易》对“中庸”解释得十分到家。《周易·乾·彖辞》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天体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运动变化，公正无私地对待各种事物和生命，保持着世界完满的和谐，这一切都是以有利万物的正常生长为前提的。天道超然于万物之上，保证大自然的和谐和万国的安宁。“中和”是天下万物存在的依据，是天下万物运行规律的体现。
孔子为了深化他的“贵和”思想，还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忠恕”道德观。他的弟子曾子在解释他的“一贯之道”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就是和、忠和之心；恕则是推己及人，容纳和宽恕他人。子贡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恕”，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的道学思想里充满着辩证统一的和谐观。他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宇宙产生于道、万物产生于道的思想，他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总是从阴阳两极对立统一的角度解释事物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式。他认为事物存在两个方面，有软的方面，有硬的方面；有对抗的方面，有和谐的方面。事物要力求永生、长存，必须是软的方面、和谐的方面占主导地位。他曾经举例说，人的牙齿很硬，到了中年就破损，到了老年就脱落，但人的舌头很软，终生都是生机勃勃的。他的后继者庄子更是主张事物对立两极的转化和共存，他认为阴阳、上下、左右、生死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他提出了“齐生死”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和死处在一个统一状态。
儒家学派的杰出继承人，人们称为“亚圣”的孟子，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和谐社会思想。他在分析了人的生理、心理和器官的情况之后，提出了关于人的“同然”说，认为人的感觉器官有共同点、相通点，人的心也可“同然”。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阐述和谐社会理想最完备的古代典籍，要数西汉时期成书的《礼记·礼运》篇。它通过把古代社会理想化来表现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憧憬，在谈到古代和谐社会的状态时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近代以来，我国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在继承先哲和谐思想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的和谐社会作了充分的表述。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看作近代思想家描述和谐社会最杰出的著作。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论证世人遭受苦难的客观存在，他用如下的语言描述了民贼争国、普天下遭殃的状况：
若夫民贼国争，杀人盈城，流血塞河，于万斯年，大剧惨瘥，呜呼痛哉，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人患无国，而有国之害如此哉！若夫烹羊宰牛，杀鸡屠豕，众生熙熙，与我同气，刳肠食肉，以寝以处，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持持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诸圣依依，入病室牢狱中，划烛以照之，煮糜而食之，裹药而医之，号为仁人，少救须臾，而何补于苦悲。
针对人类的苦难，康有为全面设计了人类未来的“大同”和谐社会，从各个方面设计了消除人类对抗不和的方案。为了消除国家之间的侵吞和战争，他提出了“去国界合大地”的思想，也就是把世界现存的主权国家，通过和平方式消除国家之间的疆域界限，建立一个“公议”政府，对全世界原来的各个国家实行统一的治理，这样就消除了国家之间的纷争。为了消除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他提出了“去级界平民族”的思想，也就是消除民族之间的差别，使世界的各个民族最终变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他还提出了消除种族差异，实现男女平等的详细方案。特别是他设计了一个消灭私有制下的家庭，建立共产主义新生活的方案。他设想，人一出生就可以进“育婴院”，到上学时可以进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都是免费教育；困难的人进“恤贫院”，有了病进“医疾院”，年老了进“养老院”，寿终正寝时进“考终院”。他用如下一段话描述了大同社会的和谐幸福：
太平世人无国争、兵争之苦，无仰事俯畜之忧，无祭祀、祠墓之事，无疾病之虞，无身后之计，每日作工数时之暇皆是余闲，魂清体健，比之今人，思精虑密，神闲气足，何止千万亿倍，而又有荣名巨金以驱策之，当是时之人，惟有日思创新而已。夫以其人境遇、神明之优饱，又当图书、器质之精备，而又有巨金、荣名驱策，则全地聪明睿智之士，日尽其心思才力以思创新，其新理、新器、新术日出而无可涯量，精奇而不可思议，其视今者之制作，何止极恒河沙倍也，盖犹天人之视五浊世也，岂复今乱世之人所能思议哉！其进化之速，一日千里，岂犹患其退化哉！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一生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制度，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中华和谐社会。他在东京《民报》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是“杀四万万人之半”，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已有”，而是为了全民族的福祉。他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众生谋幸福，因为不愿满洲少数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善的国家。”
孙中山用“三民主义”学说系统构想中国未来和谐社会。三民主义思想充满着对社会、民族、大众和谐的憧憬。他在解释民权主义时说：“民权者，民生之主权也。”他称赞古代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主贵，君为轻”。他崇尚林肯的“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他的民族主义，就是创“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要汉族牺牲其血统，与满、蒙、回、藏之人民开诚相见，“合为一炉而治之”，最后达到“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目标。他在解释民生主义时，指出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要消除“贫富不均，豪强侵夺”现象。民生主义要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民众都占有一定生产资料，消除地主用土地垄断权、资本家用资本垄断权剥削劳动者的现象，使全民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他还对国民党提出了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他曾说：“常人欲个人发财，我党欲人人发财”，要求国民党员除去私心，要为“人人发财”而流血奋斗。他在讲到中国经济建设时，提出各种物质要素和谐共处、竞相发挥作用的要旨，他要求社会要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是一种科学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经济观。
由于孙中山所处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和谐社会理想在他生前尚未实现。然而，他关于中国社会必走“天下为公”之大道，中华民族必须和谐相处，中国人民必须过平等、富裕生活的思想是光照千古的。
纵观我国历史，古代思想家、近代革命家和学者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在人际关系上，主张等级有序、相辅相成
儒家学派从人性论出发，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指出人类社会各阶层，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他人的作用。孟子有一句话叫“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为备”，就是说一个人生存和发展，需要有一百人为他劳作。社会是有分工的，一个人不能做到完全的自给，只有通过分工和劳动交换，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是，儒家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有等级、有秩序的社会。儒家提出“三纲”之说，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为“纲”的一方是对立双方的主体，另一方要绝对服从，关系不能颠倒。同时双方应是协调的，相互关爱的。占统治地位的君、父、夫都应当“仁慈”，以仁义对待另一方。过去有人夸大儒家在人际关系上的等级观，认为儒家是极端的等级派，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其实，这是把封建社会的极端行为误解为儒家主张的普遍行为。事实上，儒家的思想家在承认等级制度存在的同时，非常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宽恕”。孟子曾猛烈抨击王朝时期的暴政，指责“苛政猛于虎”。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观点，言外之意，就是在君民关系上，君要自律，要着眼于民的生存，否则君就不是好君，君要对民慈，民才对君忠。可见，中国传统的等级文化，倡导的是不同等级间的合作、和谐，而不是等级之间的对抗。
2．在物质利益上，主张分配公平、利益均等
在整个封建社会，地产集中在封建领主手中，劳动者多数处于赤贫状态，社会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由于这种物质利益的不均衡，形成了社会的尖锐对抗。儒家学派认为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公、生产资料和财富占有的极端不合理，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从而儒家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财富虽少，但如果分配公平，这个社会就可能稳定，而一旦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富者田连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那这个社会可能要崩溃。太平天国起义军主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等人都力图建立一个“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社会，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设想。康有为的“至平”、“至公”的“大同之道”，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的主张，都是主张物质占有的均等、分配的公平。
3．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主张中庸、消除暴力
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家所处的社会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抗和政治斗争，是一个鸡犬不宁的社会。这些思想家面对这些社会现实，提出了中庸的处事态度和应对方法。中国的古代典籍《周易》认为，卦词出现了“中”，为吉卦，越过中位，或左或右，则为凶卦。《国语。周语上》提出：“忠分则均……分均无怨。”也就是遇事要忠道，处中庸。孔子之孙子思在《中庸》中把守忠道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从容中道，圣人也”。认为只要守忠道，一切东西可以不思而得。
中庸的人生观从古至今贯穿于中华民族处事行为的各个方面。这种中庸的人生观表现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就是主张和平，反对武力。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等人就提出了兼爱非攻，主张以游说和外交对话处理诸侯之间的争端。汉唐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边境冲突和民族矛盾时，都提出过和亲政策，反对诉诸武力。中庸的处事方法，从社会和谐的方面看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中庸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积极的。因为面对恶势力而放弃抗争，往往会带来后患无穷的结局。
二、中华非和谐文化传统
自古以来，和谐社会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真正和谐的历史时期呢？我们的回答是有，短期的、局部的和谐是存在过的。例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都是短暂的相对太平和谐的盛世。此外，在民间生活的某些方面，也显示过社会的和谐。例如，《诗经》中的开篇《关雎》就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天然和谐的图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窕窈淑女，君子好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是那么和谐，雎鸠鸟在河心岛上自由自在地觅食呜叫，在人世间，则有青年男女深厚爱情的表达，生活充满着情和爱。
我国社会历史的和谐是短暂的、局部的，而社会矛盾的冲突和社会阶级的对抗则是长期的、普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