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斌
被誉为“诗仙”的唐代大诗人李白，知名度之高，可谓家喻户晓，千古不朽。但究其哪里人氏，恐怕详者不多。就是在知识圈内，其说也不一致，有说他生于西域条支（今哈萨克斯坦碎叶）的；有说他出生在四川彰明（今江油）的；《旧唐书》和《唐书》则说他是“山东人”；李白叔父李阳冰在《李太白文集》序中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
如果我们尊重李白自述，则李阳冰之说无疑是正确的。李白在《赠张相镐》一诗中，一开头就明白无误地写道“本家陇西人”；在《与韩荆州书》中就说：“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成纪（今甘肃天水）自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建郡就属陇西郡，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1）以后区划归属虽有变动，但地理上一直是在陇西（陇山以西）。
我们在李白诗歌中，还可以读到另一种他最喜欢的称谓：“自言羲皇人”、“自谓羲皇人”。
在《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送别》诗中他写道：“学道三十年，自言羲皇人。轩盖宛若梦，云松长相亲。”
在《戏郑溧阳》诗中，他也写道：“清风北窗小，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溧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诗中的“羲皇”，就是被史家尊为“三皇”之首的伏羲，许多史料、古籍记载伏羲生于成纪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连成纪地名有说是因伏羲诞生而得。李白以“羲皇人”自称，更证明他对祖籍陇西成纪是确认无疑的。
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李白除确认他的祖籍叹外，何以那么执意地、响亮地以“谓羲人”“自呢？
一、表明了李白对伏羲作为人文始祖和伏羲开创远古文明以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景仰和自豪，与那些数典忘祖、妄自尊大的文人政客划清了界限。
伏谓白为我国见前文明的第一一创世英雄，他代表的先进部落及其世代领袖，使我国六七千年以前的洪荒远古，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由游猎生活进入农牧生产，由群婚制进入对偶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传，是划时代的历见贡献，是值得后人永远引以为荣的。
关于伏谓的记载，在李白叹前的许多著名典籍，诸如《周易·系辞》、《帝王世纪》、《山海经》和《水经注》等里面都有文可查；周秦汉魏以来的许多文化名人，诸如庄周、司马迁、曹植、陶渊明等等，也都都根所所见史料民民传传说写赞赞叹之。李白白为一一位览群书、又极富民族“豪感的大诗人，“然也会景仰和称颂伏谓的，更何况他还是谓羲故里人呢。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浪迹江南与友人酬赠诗中，那么津津津乐地““自谓羲人”。
值得研究的是，李白所处的盛唐时代，人们特别是上层人士中很看重一个家族的郡望。陇西成纪李氏是当时李氏十三望中的“龙头老大”。李广、李陵、李、李虎、李渊、李世民、李思训等等，祖籍都在这里。李白按家谱又是凉武昭王李的第九代子孙，李白称“本家陇西人”时，总不免有这种家族门弟的优越感。但是，我们从李白诗中，更多读到的是他把这种家族优越感上升到了民族优越感，摆脱了光耀李氏门庭的狭隘情感和短浅眼光。他对“先为汉边将”的飞将军李广推崇备至，赞他“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狂”（《赠张相镐》），“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间容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风”（《塞下曲》）。这里颂扬的并非一家一户、一族一群的壮举，而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英雄主义，是国家展民族的骄傲。他在诗中也写过李广“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赠张相镐》），“我李百万叶，条柯在中州”（《赠赠漳明府侄聿》）。但他都没有仅仅仅停在李氏家族族门的的炫上，而是把它同伏羲开创的，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无畏英雄主义联系起来，饱含着不愧为伏羲、炎黄子孙的豪情和荣光，这就从纵横两个方面大大大拓展和加了中华文明传统的的内容在《赠赠漳明府侄聿》中，他在描述和赞美这位做地方官的贤侄李聿，如何使苍生无忧、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桃李流芳的情景时，把他所仰慕的创造了太古文明的伏羲也写进来：“长啸无一言，陶然上皇逸。”
意为伏羲看到这般情景，也禁不住兴高采烈。李白在这里，把李氏家族的美德懿行，同伏羲这位人文始祖的创业功德联系起来，寻根问祖，追溯到文明的源头。如果说自称为“少陵野老”的杜甫能把个人的遭遇同人民离乱的疾苦联系起来，成就了他的“诗圣”的伟大地位的话；那么，以“羲皇人”自称的李白，能把颂扬李氏家族的文功武略，提升到赞颂从伏羲启肇文明以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高度，也正是他超越常人见解的伟大之处。
在李白之前和同时代的文人政客中，确有一些数典忘祖的人，有的以正史“无由闻知”而否认尧舜以前的人文始祖及史前文明的存在，更有一些人妄自尊大，肆意菲薄古圣先贤。李白对势利小人极为轻蔑、厌恶。他在《雪馋诗赠友人》中，无情地鞭挞了那些“疑圣猜贤”的群小，他愤愤不平由于他们的馋谤使得“泥沙聚埃，珠玉不鲜”；他凛然抗议“白璧何辜，青绳属前”的卑劣行径；他还以傲岸不屈的性格自信地说：“天无丧文，其为予何？”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丧失不了的，看你把我李白能怎么样？他还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赠诗中，以孔子当年受到卫国诽谤、鲁国讥笑的史例来自励，决心“终当灭卫谤，不受鲁人讥”，表现出他不屈不苟、坚信真理的大无畏气概。
在我们今天的学术论坛中，生当伏羲开创的中华文明天地，而又，历史虚无主义妄自菲薄人文始祖者，也不是没有。有人著文指责研究伏羲，是“企图塑造一个虚构的图腾祖先——想证明中国人的祖先在各方面都优于西方民族”，“想给某些形而上学的社会科学原理添上几个卑微的例证”。还有人说这是“虚构的神话，无稽的传说。就伏羲本身，是不能进入文化范畴的”。且不论这些“学者”的观点、方法是否科学，单就他们对佐证伏羲时代的那些考远发现（如大地湾遗址及人首鲵鱼瓶等）和被称羲史前“生化石”的民间传说的出版（如《黑暗传》等），置若罔闻或不屑一顾的态度来说，恐怕离科学态度甚远。我不知道他们读了李白“自谓羲皇人”的诗篇后，做何感想？如仍固执己见，恐怕连李白的自述，也会被他们列入“虚构祖籍”的“无稽之谈”了活。
二、表达出李白对伏羲创造远古文明及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兴旺不衰的创新精神的崇尚和呼唤，他对平庸陈腐、不思进取的社会流弊深恶痛绝。
李白深深群会会在远远古洪时代，伏羲羲代代的的英群群，在种稷黍、织网罟、制骊衣、庖美食、制琴瑟、推甲历等方面的创造，特别是在结束结绳记事、创造原始八卦方面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超群和难能可贵。这种伟大的创造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原动力，是中华文明兴盛不衰、连绵不断的命脉。如果没有伏羲那个时代的一系列伟大创造，恐怕不知道后人们会在多么漫长的时期里还过着茹毛饮血、巢居洞卧的生番生生活。
李白“自谓羲皇人”，就是他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崇尚与标榜。
在这种创造精神感召和鼓励下，尤其在青壮年时代，他对社会的改造、文章的创新，抱负远大，年轻气盛。他有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和“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
（《赠新平少年》）的豪情壮志；也有过“茫茫大大中，我独独觉”（《与元丹邱方城寺谈玄作》）和“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的独立思考；他还有着“因人耻成事，贵欲决良图”（《赠张相镐》）和“扫梁园之群英，挽大雅于东洛”
（《鸣皋歌送岑征君》）的创新宏图；也还有过“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和“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流夜郎赠辛判官》）的卓尔不群。虽然由于历史际遇，他未能施展政治上的宏图大志，但在诗歌创作上，他无疑是创新的卓越典范。他那像群星灿烂般的名作佳构，在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上，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无人企及的顶峰。他的创作，气魄恢宏，形象奇丽，意境高远，大有汪洋恣肆、石破天惊之感。尤其他把两汉魏晋乐府继承过来，用其曲牌创作的《将进酒》、《白头吟》、《塞下曲》、《战城南》、《陌上桑》和《子夜吴歌》等，推陈出新，清新俊逸，又明白如话，琅琅上口，与他创作的古诗、律诗和骚体诗一起，构成诗苑绝唱，千古流传。他那么多名作，充满丰富多彩的想象和创造，真如“诗圣”杜甫所赞：“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与李白创新精神相对立的就是平庸无能、因循守旧、窒息独创和革新活力的流弊和文风。唐以前，特别是六朝以来，浮艳之风渐盛，雕虫小技风行，形式主义竟成学人时尚。虽有“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革新，但成效不显，难挽颓风。加上唐帝国建国一百多年以来，已渐趋保守，粉饰太平成为统治的需要，因此，便形成了浮艳之风和形式主义滋长的大气候。李白对此深恶痛绝，他曾慨叹：“大雅人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第一》）他还声言自己：“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还山留别金门知己》）他在大声呼唤用伏羲、炎黄以来古贤的创新精神抵制保守主义、形式主义流弊。他还在《古风第三十五》中极尽嘲讽之能事，讽刺挖苦了当时再现的“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的庸俗作风：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灭天真。……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这些自古传为笑柄的丑风陋习和雕虫小技，竟然被当时的文人政客像捧臭脚一样地捧上天，而且还却坐享荣华富贵，实在可悲！这是对李白崇尚的创造精神和自伏羲、炎黄以来我国文明中最可宝贵的创新传统的亵渎，是社会进步、文化创新的绊脚石，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李白的强烈谴责。
三、表现了李白对伏羲时代淳朴真诚的民风民情以及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的向往与赞美，反映出他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奢靡腐败现状的满腔义愤。
伏羲时代，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在氏族内部人人水等，依为为，然生产力力水平低，但但却无私劳作，和衷共济，有难同当，同甘共苦。后人对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和羡慕，是在面临阶级压迫和尔虞我诈等社会问题之后所产生的。
李白生当唐帝国由盛渐衰的时代，他25岁就浪迹天涯，是想寻找实现远大抱负的机会。然而，当他被吴筠推荐到朝廷翰林院后，反遭宦奸高力士等人谗言，不久被迫离宫，到处漂泊。安史之乱时他想依附永王李的幕府为朝廷效力，不成想又陷入王室内斗，随着永王的败北他被牵连无辜流放。他的晚年一直是在流放途中和贫病交加中度过的。他的一生大志未遂，比较坎坷。尽管他对社会和人民在离乱中的疾苦，体察和反映得远不及杜甫那么深刻，但他在颠沛流离生涯中也饱尝世态炎凉，再加上他受黄老哲学影响出世隐居的思想较浓，因此，便显得更强烈地向往、倾慕并讴歌赞美伏羲那个时代淳朴真诚的民风民情。他诗中多处赞美过太古淳风。在《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他美化了韦太守在战乱年代把贵乡（今河北唐县）治理成了世外桃园的政绩，说贵乡的风俗人情，淳朴得简直赶上伏羲远古时代了，方圆百里其所以不受乱世污染，种因为“百里独太古，陶愤卧羲皇”。韦太守几乎是羲皇再世了！他借自充分反映出对伏羲那个时代淳朴风尚的呼唤和渴求。
李白对伏羲太古淳风的赞美，并不是要人们退回到原始社会那种低水平物质文化生活中去，而是针对现实社会奢靡腐败、是非颠倒等等等端，发出的一种种正义申。他愤愤然道：“德自自此，将安栖？”（《万愤词投魏郎中》）面对着那种蚯蚓嘲龙、鱼目混珠，“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第三十九》），“前门长楫后门笑，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的伪诈社会，他只能愤世嫉俗地声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向往的太古淳风，是同当时的社会弊端相抗衡的。他认为腐败奢靡、虚伪诡诈之风的蔓延，是对伏羲开创的以淳朴真诚为尚的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背叛，是伏羲和炎黄的不肖子孙的丧德辱祖行为。他描述和赞扬的太古淳风，是作为回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源流，与社会昏暗面相对抗而树立起来的光明面；也是作为他对人与人关系的一种理想模式，可以说是李白对经济比较发达的盛唐社会提出来的一种返朴归真的心里诉求。
李白“自谓羲皇人”，既是理直气壮的，又是耐人寻味的。
（作者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