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意制造了这个杀戮的场面，可以说有点壮观的意味，八条生命毁于一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见得就有什么了不得的恐怖，使我诧异的是拿锄头的手为何如此的自信。”为了使砂原重返“正常”人的生活，父母带他频繁出游，希望美丽的风景能使他大开眼界、不要过于偏激，但事与愿违的是，砂原后来虽然不养蛇了，却说自己让心爱的小蛇呆在自己肚子里，“我想要它们呆它们就来”，并说谁的肚子里没有几条这类的东西，“不知道罢了，所以才健康”。这一作品通过对一个有些怪异的孩子的怪异之举的描述，质疑了通行的美丽与丑恶、正常与异常、健康与病态间的界限，它远不止写成人世界与童稚世界的冲突，而是揭示了一种更广泛更深刻的人性真实：所谓丑和恶（蛇），常常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不知道的人便自觉健康，而知道的人虽然具备了敢于直面“蛇”的勇气，却常常被视为社会的异类而遭排斥铲除。这一类的作品，显然融入了作者的个人生存体验甚至是童年生活经验，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生活经验和心理经验的描述表达。
残雪的超人之处，是在描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分裂冲突时不单纯做一种社会文化剖析，不单纯突出外部生存环境的荒诞性，同时她还采取一种自抉其心的方式，深入自我存在的无意识的深渊，揭露自我任一个角落的生存真实。《索债者》单纯从故事层面看只是个类似农夫与蛇或中山狼的故事。但这则人与动物的故事实际上是一则人性的寓言，自我的寓言。“我”的收养流浪猫，是因为“我”对人已经失去了兴趣，“我需要像它这样的一个知己，一个不属于我的同类的知己，相濡以沫，在这个荒原般的世界上伴随着我。”然而，尽管“我”以好心好意、好鱼好肉善待猫，讨好猫，却换来猫的恩将仇报，因为猫也有猫的自尊，猫也有猫的欲望，它表现得像“我”一样的生性狂傲，不将对方放在眼里，最终成为“我”的一个灾星，一个赶也赶不走的“索债者”。在这里，猫其实就是人的一面镜子，就是“我”分裂出来的另一个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对他人的失望，也是他人对“我”的失望。人类的隔膜和仇视，首先是个人自我的阴暗面所造成，一个不能爱人类的人，同样也成不了动物的知己。人类自我的阴暗面造成了自我的分裂，对这种阴暗面和分裂，人常常缺乏自我意识，即使意识到了，又经常无能为力。
有人曾指出残雪研究中的一个现象：“有趣的是，或令人吃惊的是，她的文本的社会性方面经常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忽视，他们主要是根据一个被折磨的灵魂的潜意识的深处所产生的意象来读她。”注意到残雪文本的社会性方面无疑是对的，特别是对《黄泥街》《突围表演》《思想汇报》《历程》《瓦缝里的雨滴》《罪恶》等作品来说，回避其文本的社会性层面的意义便会导致对文本意义的歪曲性解释。《突围表演》集中表现的是一种性与政治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在写作技法上，后来王小波的《寻找无双》有些近似。
X女士在作品中是五香街舆论的焦点，又是五香街人欲望的对象。
对男女私情，五香街的人们通常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持续不衰的兴趣，而且通常言人人殊，对同一个问题，“一个人看见的是野猪，另一个看见的也许是一只鸽子，第三个人看见的则可能是一把扫帚”，极富个性的结论反映出的恰恰是极无个性，人们的言论仿佛总是被一只无声的手所左右，义正辞严之后往往是荒诞无稽，神圣庄严之后往往是肮脏不堪。X女士既成为人们抨击的不耻的对象，也是所有人所追逐的意淫的对象。个人的问题于是在各种流言蜚语中成为了社会的问题，男女私情与社会政治奇怪地混合到了一起。“一个母亲，是不会随便抛弃自己的孩子的，哪怕这个孩子是个无赖，是个叛逆，情况也不会例外。X女士一来到五香街，我们人民大众，虽然嗅出她身上那种异己的气味，仍然像往常一样，张开了自己的怀抱接纳了她。所有的人，只要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无一不是母亲的孩子，无一不受到她慈爱的关照，我们人民与这土地早已融为一体，我们中间不断地产生寡妇这类出类拔萃之辈，他（她）们坐在临街的黑屋里一动不动，闪光的大脑却洞悉了外界每一细微的动静……”这一整段极富历史特色的话，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气息。结尾部分出现的“我们的侦察兵”的感叹（“从历史的宏观背景来看，发生在我们五香街的事情，是何等可歌可泣呵！”），将《突围表演》这个表面荒诞不经、意义难以索解的文本与社会、与历史的关联暴露无遗。《思想汇报》的社会性也值得注意。
它展现的是一个发明家如何逐渐地被改造的过程。发明家从最初的难以理解、百般抵触到后来的俯首称臣、言听计从，表现了以鞋匠出身的食客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发明家最初看到食客抱住邻居瞎眼老太婆的大腿叫“母亲”时，还觉得过于荒唐，过于戏剧化，但等到自己有朝一日重演这一幕时，虽然觉得有一点伤感，但同时也夹杂了一种喜悦和新鲜感，“我一跪下去就觉得自己的举动理所当然了”，自己和老太婆甚至都被这一“很有意义”的戏剧性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一长篇小说以发明家“我”向首长汇报的方式来写，通篇是“我”的絮絮叨叨、冗长沉闷的自述和转述，一言不发的“首长”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首长”和“我”之间根本不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对话关系，通篇是卑微的“我”的自白，当然这种自白里同时又充满了自我的抗辩和争论，从而使作品成为一种内心的对话化式的写作。可以说，在阅读《黄泥街》
《突围表演》《思想汇报》等作品时，只要是稍有常识和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无视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味。
然而，残雪终究不是个以写实和社会批判见长的作家，她创作的兴趣显然也不在这里，读者当然也不会把她混同于她之前的那些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家。与前辈作家不同，她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荒诞性生存处境和历史入手，最终上升到了对整个人类生存的荒诞性的体悟和表现。“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
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对人的荒诞性处境和荒谬感的描绘和表现，在残雪的笔下无处不在。《天窗》《美丽的玉林湖》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天窗》里，A同事之父、烧尸老人寄给“我”的信虽然充满了诗意的笔法，但它却是凭借信封上的一个很大的骷髅顺利寄达的，所谓“葡萄”，是由死人的骨灰所养育的植物，所谓“舞蹈”，也不过是死亡之舞而已。
“我”和老人从“浮桥”（人生的奈何桥？）上走过，底下传来的是“喝喝”的狞笑，恨恨的咒骂，歇斯底里的吼叫（地狱之声？）。站在虚空的天窗边回望来路，故居如同废墟，家人仍在无望地生活着。而“我”当下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按照烧尸人的说法是：“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要活下去，直至变为透明的残骸，敲起来嘭嘭作响。”通过“我”与死神/烧尸人的对话，作者写出了人的没有希望和光明的荒诞性处境。而《美丽的玉林湖》中，“我”堕入了一种永恒的流浪状态，代表理想的一极可望而不可及，退回到旅行前生活的城市时又发现原来居住的房子早已为他人占有。人在这里真正是既“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成了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孤魂野鬼。可以说，凭借着她的一支敏感、偏执、乖戾的笔，残雪写出人类的阴郁的生存处境之歌。
三
然而，从创作主体来看，这阴郁的生存处境之歌并不完全是一种绝望之歌。在残雪极写人类的荒诞处境和荒诞感、没有光明和前途时，她的作品里不时还透露出一丝理想之光。尽管这理想之光在重重的黑幕面前显得那么的微弱，那么的飘忽，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无望，但同时它又是那么的坚执，那么的无所畏惧，只要给它一丝缝隙它就要透出来，只要给它一丝风它就要闪烁跳跃。残雪的好几个作品，如《黄泥街》《天窗》《天堂里的对话》，都出现了小花的意象，尽管它们是弱小的，瑟缩的，或是有着苍白的脸孔的，但却充满了柔和的信念和意念，像鲁迅的《秋夜》中瑟缩的小红花一样，传达出一丝泥涂里的光辉。《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中那个有着温柔而羞涩的目光、胸前别着一只蝴蝶标本的小男孩，也传达出了一丝人心不死的信息。《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里的主人公劳，甚至曾渴望像白鸟一样飘然若仙的飞翔。当然，正像王蒙所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