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阴郁的生存处境之歌”是残雪分析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时所用的标题，但我觉得借用它来概括残雪小说留给读者的印象是再好不过了。从出道之日起，残雪一直就是用她那有毒的、阴鸷的眼光，观察着人生和历史的生存本相，以一支锋利尖锐、惊世骇俗的笔，直刺人性和存在的深渊，描绘了一幅幅充满了阴冷、恐怖、绝望，由“狼”和“贼”、死猫和死鼠、猫头鹰和食人鸟等组成的生存图景。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鲁迅和余华的部分作品外，还很少有作家（更不用说女作家）像残雪一样如此执着于扮演类似恶魔的使者的形象，唱出如此阴郁的生存之歌。她的类似塞壬的歌声的创作，既挑逗着读者的审美好奇心，诱惑着读者做一种火中取栗、自抉其心式的努力，从中获得一种无以自名的阅读快感（痛感？），同时又考验、压迫着读者的灵魂，仿佛使读者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地狱之火的烧灼，随时都像是进入了一个由恶魔所主宰、神经将四分五裂的境界。说残雪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一点也不是什么夸张之辞。
残雪最早与读者见面的小说是发表于1985年的《污水上的肥皂泡》《山上的小屋》《公牛》。在这三个充满了恶之声的短篇里，对于以母子、父女、夫妻等所体现出来的血缘亲情关系的陌生化处理全面颠覆了人类其乐融融的家庭伦理神话，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与荒诞的生存形态提供了一种波德莱尔《恶之花》
式的美学形态与审美效果。《污水上的肥皂泡》中，“我”和母亲之间构成的是一种绝对的互相仇视、相互折磨的关系，为了摆脱来自于母亲的亲情的专制，“我”在幻觉中对母亲实施谋杀，希望母亲化作一盆肥皂水后变得无影无踪。《山上的小屋》中，父（母）女、姊妹之间构成的是互相窥视、互相敌对的关系，母亲有着“虚伪的笑容”，父亲有着“熟悉的狼眼”，小妹的目光“永远是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我”每到夜晚便觉得有众多的小偷在自家房子周围徘徊，窗子被人用手捅出无数的洞眼，狼群绕着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嚎叫。一切都显示出一种难以摆脱、浸入骨髓的不安全感、被侵犯感，人物所幻想的“山上的小屋”是没有的，倒是一大群天牛于天明时分从窗口飞进来，撞在墙上，落得满地都是，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作品的不安和绝望气氛。《公牛》表现的是夫妻间的相互隔膜、同床异梦。
“我”整日沉浸于“公牛”绕着房子转悠的幻觉中而显得失魂落魄、神思恍惚，丈夫老关则每夜不堪恶梦的重负，只有靠半夜吃饼干才能摆脱恶梦的纠缠——然而这又导致他的板牙变得千疮百孔，使其觉得整夜有田鼠在牙间窜来窜去，以致做出打算往牙缝里塞砒霜以毒死田鼠的疯狂举动。《公牛》中的夫妻双方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之下，相互间似乎也在进行一些日常对话，但任何一方都有他们自己难以解决的生存难题，他们的对话从来就是自说自话，对对方的痛苦既提不出任何解决的方案，也没有任何关心的兴趣，相互间的冷漠、隔膜使老关在开头部分所说的“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呈现出十足的反讽意味。在这三个短篇小说中，残雪将人物置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家庭生活空间里加以表现，但每个人物都没有自己独立自足的生存空间，由狼、贼、天牛、公牛等构成的外部力量对房子的侵入展现出一种十分险恶的外部生活氛围，由亲人的窥视、敌对、隔阂所构成的内部力量对人心的侵犯则呈现出一种令人发狂的家庭生活气氛。人物在这种双重力量的夹击下所表现出来的灵魂的狂躁不安、惊恐绝望，使作品有如生长在冰窖中的“恶之花”，散发出一种令人灵魂瑟瑟发抖的刺人力量。在这里，与其说残雪表现了萨特所传达过的“他人就是地狱”的主题，不如说她直接地表现了“亲情就是地狱”的文学母题，瓦解了人们对亲情、家庭伦理神话的日常赞美与文学想像。
1986年发表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两个中篇小说，是残雪真正引起批评界广泛注意和反响的作品。依然是无穷无尽的梦魇世界，依然是令人恐惧的意象描绘，依然是前言不搭后语的人物对话。人物心理的阴暗，行为的委琐，习惯的恶心，再加上气候的灰色霉变，环境的肮脏不堪，使残雪笔下的人世间成为根本上不适合人生存的世界。《苍老的浮云》中的更善无、慕兰、虚汝华、老况，无一不是心理阴暗暧昧的窥视者，既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窥视他人的生活，也受到他人鬼鬼祟祟眼光的窥视。所有人都像梦游人一样地生活着，像鬼魂一样地行动着，言行心理的古怪乖戾，既不为自己所理解，也不为他人所同情。老况逢人便惶惶不安地诉说“家里笼罩着一种谋杀气氛”，虚汝华每晚都在与一条像发了疯似的、老要从窗口飞出去的毯子搏斗，更善无和隔壁的女人做了一个相同的梦，都在梦中看见一只暴眼的乌龟向他们的房子爬来。总体上，这一作品采用的仍是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无论是动用象征、夸张、变形，还是使用幻觉、潜意识的描绘，作品突出的仍是人与人之间窥视与被窥视、侵犯与抵制侵犯的母题。《黄泥街》由于具备一个虚拟的明确的空间环境，以及忽隐忽显的对“文革”语言的运用，更容易让读者将作品所描述的生存处境与中国当代一段梦魇般的历史联系在一起。“那城边上有一条黄泥街，我记得非常真切。但是他们都说没有这么一条街。”作品一开篇便以一个肯定句接上一个否定句式，从而使黄泥街的存在显得影影绰绰，似有若无，仿佛像一个梦的存在。这个梦，既是病态的，凶险的，焕发出一种死亡般的气息，又是温柔的，媚人的，闪烁着一种“恶之花”的美感：
黑色的烟灰像倒垃圾似地从天上倒下来，那灰咸津津的，有点像磺胺药片的味道。一个小孩迎面跑来，一边挖出鼻子里的灰土一边告诉我：“死了两个癌症病人，在那边。”
我跟着他走去，看见了铁门，铁门已经朽坏，一排乌鸦站在那尖尖的铁刺上，刺鼻的死尸臭味弥漫在空中。
乞丐们已经睡去，在梦中咂摸着舔那咸津津的烟灰。
有一个梦，那梦是一条青蛇，温柔而冰凉地从我肩头挂下来。
黑色的烟灰，朽坏的铁门，尖尖的铁刺，刺鼻的死尸臭味，以及癌症病人，乌鸦，乞丐，青蛇，无一不是让人灵魂发冷、精神绝望的意象，但像青蛇温柔而冰凉的梦又引诱人进入一个超现实的空间，跃入那存在的深渊，咂摸那咸津津的烟灰味。这是一种迹近同死神接吻的“幸福”之旅，又是对过去荒诞时光的反抗和超越。黄泥街发生的一切是混乱的、狂热的，看似不可理解，实又顺理成章。首先是一个叫“王子光”的东西改变了黄泥街人的生活态度，引起了黄泥街人许多不着边际的遐想，使他们长期处于难以解脱的苦恼与兴奋的交替情绪之中。
“王子光”在人们的种种议论中成为一种“极神秘，极晦涩，而又绝对抓不住，变幻万端的东西”，谁也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一个人，有人说它是一道光，或一团磷火，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影射，一种狂想，一种粘合剂，一面魔镜，老孙头则断言王子光的形象是黄泥街人可以使生活大变样的理想。为了弄清楚“王子光”的真相，黄泥街人陷入了全面的狂躁与激动之中。官方成立了委员会和调查组，民间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流言和蜚语，“王子光”的真相尚未弄清楚，又牵出了鬼剪鸡毛与王四麻案件。
人们用一种只可意会的模模糊糊的语言交流着、议论着，每个人都仿佛有一种大祸即将临头的感觉，但每个人似乎又像期待着某个盛大的节日的来临一样等待着。人们醉心于一种语言的杀戮游戏之中，领导在台上讲着“有人养着猫头鹰”“蝙蝠一案必要查清”“墙上已经现出血滴”一类的话，群众也说着“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蝙蝠问题是一颗信号弹”“鬼笔菌在黄泥街疯长”一类的话。一切显得那么的庄重神圣，正大光明，一切又显得那么的鬼鬼祟祟，荒诞无稽。难怪作家在开头部分用梦呓般的抒情笔调写道：
从前有一条黄泥街。
街上有一家S机械厂。
那里终年弥漫着灰尘。有纤细的小蓝花从灰尘里长出来，古怪而刺眼。
那里有一排排烂雨伞似的屋顶，成群的蝙蝠在夕阳的光线里飞来飞去。
哦，黄泥街、黄泥街，我有一些梦，一些那样亲切的，忧伤的，不连贯的梦啊！梦里总有同一张古怪的铁门，总有那个黄黄的、肮脏的小太阳。铁门上无缘无故地长着一排铁刺，小太阳永远在那灰蒙蒙的一角天空里挂着，射出金属般的死光。
哦，黄泥街、黄泥街，或许你只在我的梦里存在？或许你只是一个影，晃动着淡淡的悲哀？
哦！黄泥街，黄泥街……对有过黄泥街人一类生存体验的读者来说，追问黄泥街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还是一种梦幻几乎是不必要的。现实不是有时比梦境更残酷，更凶险，更神秘，更不可解吗？而经历了一场浩劫的人们不屡屡生发出恍然若梦之感吗？在残雪笔下，梦和现实之间基本没有界限，两者之间实现了相互开放，人物和读者可以在其间穿梭往返。作者感兴趣的是传达一种以阴郁、荒诞为底色的生存感受和生存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不是要让人产生出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而是要使人们勇敢地、没有任何幻想地直面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和现实。在后来的创作中，当大多数当年的先锋作家不同程度地调整自己的创作取向之时，残雪依然是孤注一掷地按照自己已开辟的道路前行，无论在题材取向还是文体风格上，都没有太多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说，残雪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少数最顽固、最偏执的作家之一。
二
读残雪的小说，常常会让人联想到一些现代派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近藤直子引述的一些中外作家、评论家的评论表明，残雪的创作至少让人联想到卡夫卡、贝克特、品特、艾略特的创作，马蒂斯、蒙克、弗郎西斯·培根的画作。这样的联想是十分自然的。
对错乱、分裂、荒诞世界的关注，对人的惊恐、焦虑、濒临崩溃的心理状态的描摹，对人的存在意义和存在难题的逼视追问，阴郁、晦涩，有时又不无诗意、幽默的文体风格，确实构成了残雪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色。当然，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残雪给他们留下的，首先是丑和恶的铺陈展览：
一个噩梦在暗淡的星光下转悠，黑的，虚空的大氅。
空中传来咀嚼骨头的响声。
猫头鹰蓦地一叫，惊心动魄。
焚尸炉里的烟灰像雨一样落下来。
死鼠和死蝙蝠正在地面上腐烂。
苍白的、影子似的小圆又将升起——在烂雨伞般的小屋顶的上空。
这是引自《黄泥街》的一段。它让人联想到但丁的地狱，弥尔顿的失乐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蒙克的《哭泣》。然而，正像罗森克兰兹在《丑的美学》中所指出的：“最丑的丑不是在自然界的对象上面、沼泽中间、扭曲的树木上面、蟾蜍和爬虫身上、眼睛凸出的怪鱼和巨大的厚皮动物身上、老鼠和猴子身上令人厌恶的东西；最丑的丑乃是在恶毒和轻薄的姿态中，在激情所造成的皱纹中，在眼睛的左顾右盼的神色中和在罪恶中显露出自己疯狂性的那种利己主义。”最大的丑和恶是人内心的丑和恶，因为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身，最让人惊恐的也是人本身。在残雪那里，虽然自然界的丑通常是人界的丑的一面镜子，一种表征，一种对象化，但真正折磨人，使人的灵魂产生撕裂般的惊慌和痛苦的，还是人内心的自私、恶毒、疯狂，失去理智控制的激情，以正义之名出现的偏执。
残雪不仅通过对亲情的有别于以往作家作品的逆向描述表现了人和人之间的敌视隔膜，而且在不少作品中揭发了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分裂。在她笔下，人或者想在一种灰色寒冷的生活中建立自己的生活原则而不可能（《夹着公文包的人们》《恩怨》），或者想冲向自由而发现重新坠入了一种囚徒般的生活（《变迁》《新生活》）。每个人都禁闭在自己的主观性的牢笼里，永远地孤独着，既缺乏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也害怕与他人交往。
但这种孤独，主要是体现为心理上的孤立无依、惊恐不安，而不是他人的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某种程度上，是别人的过于关心导致了私人空间的丧失，使人从心理上感到受了侵犯，并导致了生存的惶恐。残雪作品中的不少主人公都遭到了他人的指责，理由是过于高傲不合群。在这种前提下，每个人似乎都担负了要将其改造成社会人、普通人的责任。作为抵制一方的声音通常是微弱而固执的——人都应当有选择的自由和追求什么的自由——但这种自由通常却受到了怀疑和剥夺（《夹着公文包的人们》《与虫子有关的事》）。在来自社会和他人的压力面前，残雪的主人公通常是退回到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做一种近乎乖戾的不折不挠的抵抗。
《乏味的故事》里，“我”作为一名运动员获得了一些成功，却患上了奇怪的厌食症，人变得越来越消瘦，队友们开始讨厌看见“我”跑，公公对“我”的病表现出了一种少见的热情，说什么“这种病大多发生于女性，是由于内心的虚荣与所追求的目标之间的距离所造成的”，最终导致“我”成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接受了一种“马拉松的冠军多的是，可凭主观意志坐在轮椅上的又有几个”的观念，并在以轮子代步的生活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这是一个外在的压迫与主观的抑制导致肉体的瘫痪与精神的放弃的故事，其间反映了生存的困境与困境中的突围，以及要不要生活的主观犹豫与最终选择的坚定。“我”的最终选择表现出一种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瘫痪”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小动物挖掘出的地洞一般，是一个带有权宜性质的精神防空洞，它是用权宜之计来向那未知的永恒挺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摒弃死亡的，因为死亡是过程的终止，是通向完美之路的努力的放弃。它所关心的，全是生命本身；它对彼岸的事不感兴趣，只愿在生的挣扎中体验死亡，而不是被动地实现死亡。”
如果《乏味的故事》中“我”的最终选择以常人的眼光来看殊不可解的话，《饲养毒蛇的小孩》中小孩子砂原的爱好就更是骇人听闻了。在父母的眼里，“这孩子从小就过于随便，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或者说有点冷淡，怎么说来，他缺乏一种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尤其让父母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饲养毒蛇，面对母亲杀死他所饲养的一窝小蛇，他甚至平和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