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变化过程的渐进性。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不是突变形式，而是渐变形式；不是高屋建瓴、摧枯拉朽式的暴烈行为，而是和风细雨、有理有节式的温和行为；不是全面出击、四处开花式的莽撞举动，而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稳重举动。中国的传媒改革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例如传媒角色的定位、传媒的产业化、传媒市场的开拓、传媒资金的运作、大众传媒的平民化、大众文化的兴起、传媒法规的制定、对外报道的改善等，都是一步一步地逐步解决的。这一特性，实际上也是和变化动因的依附性紧密相关的。自80年代以来，为了避免发生社会的动荡，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采取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而是采用了渐进形式，以步步为营、扎实推进的方法实现改革的目标。社会总体改革的渐进思路一旦确定，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传媒改革当然只能循序渐进了。其实，如果借用描述国民经济运营状况的一个专有名词“软着陆”来说明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那倒也是十分熨帖的。
第三，变化目标的务实性。当代中国传媒生态变化的目标是非常务实的，它既不追求实际上哗众取宠的花哨过程，也不追求理论上虚无缥缈的浪漫境界，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例如，传媒之所以要走产业化的道路，是因为政府“已经难以承受对传媒的财政补贴”，政府“不堪财政重负，把传媒推向市场”①。事实上，中国的传播系统改革还是比较全面的，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传播观念的改革，传播体制的改革，传播实务的改革。诚然，这三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但一般人都这样认为，就近十几年的改革带来的效果而言，传播实务最好，传播体制稍次，传播观念更次。仅此一例，可见中国传媒生态变化务实性的一斑。
最后，变化的相对滞后性。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和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而是有一个时间差。相对于我国社会目前的经济生态来说，传媒生态的变化就明显滞后了。在我国，传播体制改革特别是新闻传播体制的改革是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的，而新闻传播
体制的改革历来是政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闻传播体制的改革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新闻传播体制的改革不可能超越政治改革的进程。而中国的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明显滞后，政治改革虽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宏观目标，但尚未出台必要的部署及具体的措施，因此要达到政治改革的目标还非常遥远。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原因，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和其他社会系统相比不可避免地滞后了。
注释：①孙旭培.当代中国的新闻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页
§§§第二节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信息特征
大众传媒素养是一种对于传媒现象的认知过程，其中包括了对于大众传媒信息特征的把握。把握大众传媒信息的特征，是正确解读大众传媒信息的前提。大众传媒信息的特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传媒生态的改变，也会导致信息特征的改变。既然当代中国的传媒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大众传媒的信息特征有什么变化呢？在当代中国崭新的传媒生态中，大众传媒的信息有哪些主要特征呢？我们依据现代传播学的基本原理，从信源、信道、信宿三个方面做一个分析。
一、传播信息来源：从关闭到开放
1.回顾：信息来源的封闭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传媒生态中，大众传媒的信息是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流动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受到严格控制，只能从有限的社会渠道获取必要的信息。而在获取这些信息之前，各级政府的宣传部门就已经对它作了严格的审查了。传播学原理中有一个守门人理论，指的是信息在大众传媒流动的过程中，处于传媒节点的守门人会对于信息进行筛选，以决定哪些信息可以通过，哪些信息不能通过。只要有一个节点上的守门人关闭某一信息流动的通道，这一信息就不可能在媒体上出现，为大众所知晓。这一理论既适用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传媒生态，又不适用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传媒生态。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传媒生态中，信息尚在政府部门且还未进入大众传媒的时候就已经被拦截、被检查、被过滤了。
从形式上来看，大众传媒的主要信息来源有三个：政府机关的宣传部门、政府的通讯社以及大众传媒自己采写的消息报道。由于大众传媒是党的喉舌、政府的工具，因此各级政府指令发表的消息报道，大众传媒必须坚决照办。例如，在十年动乱时期，各级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阶级斗争的文章，各级电台中喋喋不休地广播关于阶级斗争的消息，各级电视台连续不断地播放关于阶级斗争的报道，无不都是政府机关宣传部门指令的结果。当时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各类消息，实际上只是政府宣传主题的扩展而已。而大众媒体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是配合政治宣传的一种形式。就这层意义上来说，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就是政府宣传部门一家。除此以外，别无分店。当时有一句民间的流行语：“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大众传媒消息来源的封闭性。当然，这里的“小报”，不是指现今格调低下的地摊报纸，而是指各级地方政府的机关报；这里的“大报”，是指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即《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实际上也包括《红旗》杂志；这里的“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是当时北京大学大批判组、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这两个学校的大批判组，是当时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实际上就是“四人帮”的死党。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对此一定记忆犹新。
信息来源的封闭性导致了信息内容的单一性，除了假、大、空，还是假、大、空。当时版面最多的《人民日报》才有八个版面，其他报纸按规定不能超过《人民日报》，所以一般都只有四个版面。而且所有报纸的新闻报道几乎一样，绝对不可能出现独家新闻。当时判断新闻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具体表现为唯政治论和泛政治论。唯政治论认为只有政治事件才有新闻报道的价值，非政治事件没有新闻报道的价值；泛政治论把一些本来并不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硬和某一政治观念挂钩，使之具有政治色彩，然后再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大肆宣传①。在这种新闻传播观念的指导下，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事件被故意忽略了，一些根本没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却在大众传媒上被故意反复强调。例如，1969年7月，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计划顺利实现，39岁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登上了月球，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一步，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当时全世界数十亿人口通过大众媒体了解到了这一事件，然而8亿中国人民却无从知晓。1976年7月，我国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然而当时的大众媒体稍做报道以后，就突然失语，转而去大肆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了。在十年动乱时期的中国传媒生态中，诸如此类的新闻怪胎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注释：①陈先元.单一观念和多维取向：试论我国新闻传播价值观念的变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8（2）
2.当前：信息来源的开放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生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大众传媒信息来源的封闭格局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开放模式。目前，中国大众传媒信息来源的范围之大、渠道之广、方式之多、涉及之深，恐怕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可以从传统媒体和现代新媒体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体的信息来源，比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中国的传统媒体的信息来源，除了政府部门及国家通讯社以外，基本上还有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通过媒体本身人员的采写获得信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以编发上级的统发稿为主，现在已经转变成编发自采稿为主。而大众媒体的记者采写新闻信息的方式也有了巨大变化。以往是计划性采访，即根据有关部门的指令、配合宣传主题去采访某人某事，并编发新闻报道；而今是市场性采访，即根据发生的客观事件，选择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报道。因此，仅此采访方式的改变就已经使大众媒体信息的来源大大增加了。
第二，中国的大众媒体在发挥自身采访优势的同时，还尽量利用社会的力量扩大信息来源。这其中有两种方法，培养新闻线人和鼓励受众提供新闻信息。新闻线人是指社会上的、不隶属于任何媒体的、职业或半职业的新闻信息的自由提供者，可以称之为没有记者证的记者，或是“准记者”。他们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同时也从媒体得到相应的报酬。这是中国大众传媒市场化以后的产物。中国媒体改革以后，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媒体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以吸引受众，媒体本身的资源不足以达到这一目标，新闻线人便应运而生。目前，在首都北京和其他省会城市，都存在着数目不等的新闻线人。有时，新闻线人本身也会成为报纸上的新闻。例如，北京娱乐信报就刊登过一篇文章，并配发了照片，介绍一位北京新闻线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①。媒体除了利用新闻线人以外，还鼓励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并给予提供者一定的报酬。这种做法，最初起始于媒体市场化较早的广东，被称之为“报料”。现在，广东媒体的这种做法已经扩展到了全国，全国的大部分都市报乃至一些大报以及其他媒体都采用了鼓励受众报料的做法。当然，有时在实际上新闻线人和报料受众之间也难以区分，一般认为，新闻线人较为专业或半专业，一般的报料受众则是偶尔为之罢了。
第三，大众媒体相互利用信息资源，也成为信息来源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中国，文摘类的报刊一直长盛不衰，说明此类的媒体很有市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参考消息》，实质上就是一份文摘类报纸；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读者》，就是中国的《读者文摘》。《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等，均在全国很有影响。现在，文摘类的版面在一些晚报、都市报，甚至一些大报都有着重要地位。例如，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之一南京的《扬子晚报》文摘类版面的比重很大，另外一份颇有影响的资深晚报上海的《新民晚报》在2004年的改版以后也明显地增加了文摘类版面。文摘类的信息还在广播电视媒介上非常流行，广播电台中的报刊文选一直是保留节目，一些电视台又增加了读报节目。例如，上海电视台的早间新闻有“媒体点击”的栏目，而东方电视台的“媒体大搜索”节目的收视率一直不低。由此可见，大众媒体相互利用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媒体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之外，中国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源方式，诸如聘请特约记者，和社会上重要单位的公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借助国际互联网寻找所需要的信息等。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的方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观。新媒体信息来源的开放度，远非传统媒体可比。从传播学的层次上来分析，新媒体是一种传者和受者相互交流信息的多媒体平台，和传统媒体的概念完全不同。我们在理解传统媒体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把传统媒体仅仅理解为一种媒介，而是赋予它传播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传统媒体既是信息交流的中介，又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例如，我们在认知《人民日报》这一概念的时候，不会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信息交流的中介，而是一定会把它看成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主体，而且是十分权威的主体。但是新媒体则不同，新媒体本身不是一个主体传播者，仅仅是一个信息的中介、一个传播的工具、一个具有高科技性质的服务器而已。人们借助这个平台，相互进行信息交流，无所谓谁是传播者，无所谓谁是受众。由于信息的交流是在交互状态中进行的，因此任何一个利用这个平台的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来源。况且，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突破了信息控制的藩篱，信息在新媒体中的流动几乎不受节点的限制，守门人理论几乎不起作用，这就使传媒信息来源的范围更为扩大，形式更为开放。
注释：①侯娟.新闻线人赵明.北京娱乐信报，2004.7.26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信息来源的迅速开放必然会导致信息本身的某些变化。而新媒体作为媒介的大量信息流动更是一种崭新现象，对之如何评判还缺乏经验。有的研究者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并没有使传播道德丧失殆尽，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的失范也并不如想像的那么严重。例如，“博客世界都表现出惊人的有序和自律。其作为媒体的公信力甚至经常超过传统媒体”①。但在中国的网络上，毕竟出现了“木子美性爱日记”等现象，黄色信息的泛滥也不可谓不严重，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传媒现象，消除网络传播中的父母因素，除了政府管理采取措施之外，还有待于大众传媒素养水平的提高。
二、传播信息渠道：从狭隘到宽阔
1.回顾：信息渠道的狭隘性
传播渠道是大众传媒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渠道是堵塞还是畅通，是狭隘还是宽阔，是繁琐还是简约，对于传播功能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传播渠道是指信息流动的途径，和信息来源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同样也可以从社会体制和技术手段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如上文所述，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的整个传媒生态中，信息渠道是相当狭隘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信息的传播，使信息渠道变得异常狭隘。信息只能从政府设定的唯一渠道传播，其他非官方的途径是不存在的，个人或民间的一些信息要借助大众传媒进行流动，是不被允许的。即使是一些经济信息、娱乐信息等，也不可能通过大众传媒的渠道而流动。更何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非常严格的计划体制下的经济活动根本不需要什么广告发布，而一般的群众娱乐活动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加以否定。当时的中国大众传媒生态实际上是一种“小众”传媒生态，其信息渠道只是一个自上而下非常狭隘的单通道。这种传媒生态只是不完整意义上的传媒生态，因为它只能覆盖属于官方的那半个社会，无法覆盖社会整体。但是，社会信息的流动是不可能被全部禁止的，人们只能私下里悄悄传播。在那个年代里，各种谣言充斥街谈巷议，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就是信息渠道的狭隘带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