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传媒系统是社会总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一方面，作为子系统的传媒，必然受制于社会总系统，另一方面，它又给予社会总系统以一定的影响。这就是关系和互动的含义。但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能作一视同仁、等量齐观的理解，而是应该有所侧重。在一般情况下，首先是传媒系统受制于社会总系统，其次才是传媒系统影响社会总系统。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传媒生态的时候，首先应该研究中国的社会总系统，即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
注释：①纪东.传播理论—上课讲义书.台北：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348页
②郑翰林编译.传播学简明词典.台北：风云论坛出版公司，2003.34页
2.中国传媒生态的三个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生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就媒介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报纸时期，报纸、广播和电视共栖时期，互动多媒体时期；就传播方法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有限言论表达时期，意识形态宣传时期，多种信息交流时期；就主流学科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报学时期，新闻学时期，传播学时期。当然，依据不同标准划分的时期之间并不具有严格的对应性，因此这种划分还不能说是非常科学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研究问题更方便一些罢了。
第一个时期大致是从19世纪中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有100多年，包含了清代和民国两个阶段。清代和民国的社会性质完全不同，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传媒生态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清代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王朝。按照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的报刊四种理论，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对应的是极权主义的传播和实践。事实上确是如此。清代对于思想的禁锢和传播的压制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其间冤狱之多、刑罚之酷、涉及之广、贻害之深，只要稍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了然于胸。“避席莫问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的这一诗句既写出了清代知识分子的无奈，更隐含着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默默抗议。但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由一个封建落后闭塞的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就使原先的传媒生态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他们再也无法使用早年的残酷手段来控制大众媒介，以致在晚清时代中国的传媒生态有了一丝丝的转机。这是由中国传媒生态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主要大致有这样几点。
第一，近代中国最早的大众传媒是由外国人在诸如澳门、香港以及上海的租界里创办的，最初是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根据西方的理念及西方的模式创办的宗教性报纸和信息类报纸等。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清代统治者根本无权管辖洋人事务，只能听之任之。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客观因素，为国人办报创造了条件。
第二，清代统治者的所谓皇家威权受到了外国列强的沉重打击，禁锢思想、压制传播的专制势力被大大削弱了。加之，当时的政坛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统治者无法腾出手来打压民间报业。
第三，清代统治者为了要挽救奄奄一息的老大帝国，保住它的根本利益，也在想方设法地寻找治国良方，以便救危解难。
鉴于这些因素，近代中国的传媒生态和清代早期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媒业显得非常活跃。例如在当时的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上海，出现了几十种宣传维新、鼓吹变法的新学报刊，如《强学报》、《时务报》、《新学报》、《中外日报》、《求是报》、《格致新报》、《集成报》等①。一些中国的报人例如王韬，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提出了报刊言论自由的观点②。
民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38年，其间既有军阀混战，又有外敌入侵，还有国共内战，充满了变化、动荡和战火，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但却很难界定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因为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是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但事实上他的理想没有实现，因此从社会实际来看，中国的传媒生态和清末相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当时统治者仍然具有专制性质，他们在主观上绝对不会去改善传媒生态，推动中国传媒事业的进步，但在客观实际上中国的传媒生态并未明显恶化。在上海这样的传媒中心，一些报刊仍然可以发表有限的言论，一些报刊具有了全国的影响，例如《申报》，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它的顶峰状态。一些新生代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发挥着它们的影响，例如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向导》，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等，都在当时的传媒界占有一席之地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还是把这一阶段和晚清放在一起，称之为中国传媒生态的第一个时期，亦即有限言论发表时期。
注释：①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4页
②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41页
第二个时期大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约30余年。这一时期传媒生态的主要特点是传媒机制及传媒机构均隶属于社会政治架构，传媒主要担负起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形态，和以往历史上任何形态不同，传媒生态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社会的性质上分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特别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上由共产党执政，民主党参政，并不断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以巩固国家政权；经济上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国家所有及集体所有的经济体系，并严格按照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源；文化上对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文化进行了批判，扫除传统形式和外来形式，以建立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文化。依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的传媒生态是一种崭新的传媒生态，成为社会总系统中的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并发挥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在这种传媒生态中的传播体制和传播现象，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传播组织的等级性，传播机构的工具性，传播信息的功利性，传播渠道的狭窄性，传播受众的被动性，信息反馈的缺乏性等。
传播组织的等级性是由所有的传媒机构都依赖于社会政治架构这样一个特点所决定的。在这一时期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大众传媒都隶属于各级政府，毫无例外。即使是一些行业报纸，实际上也是为各级政府所拥有。一些群众组织主办的大众传媒，其背后都有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政府有乡、县、市、地区、省、中央几个层次，所以中国的大众传媒天生就有各种等级。中央电视台之所以财大气粗，就因为它属于中央一级，可以产生全国影响。其他电视台之所以无法和它竞争，也仅仅因为级别上不可能逾越它，而不是在媒介产品的质量上无法逾越它。传播机构的工具性同样是由所有的传媒机构都依赖于社会政治架构这样一个特点所决定的。传媒隶属于政府的宣传部门主管，成为各级政府的工具理所当然。而且，所谓政府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大众传媒也极有可能成为政府部门某些人员的工具。而既然大众传媒是一种工具，那么传播信息的功利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如果传播信息缺乏功利性，就必然无法发挥工具的功能。传播渠道的狭窄性其实也是由社会的政治架构所决定的，因为所有的大众传媒都由各级政府主管经营，除此以外任何人不得涉足大众传媒，这就使传播的渠道显得相对狭窄了。传播受众的被动性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就理论方面来说，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就是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当然不大可能使一般受众和大众传媒主动进行平等的良性互动。就实践方面来说，在一个信息尚未完全公开的环境里，受众况且也缺少足够的信息来源，对于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也无法进行验证。如此一来，信息反馈的缺乏性也就油然而生了。由此可见，处在这种传媒生态中所产生的传播现象的种种特性，都与传媒生态的子系统和社会总系统之间的关系过于僵化、缺乏一定的宽松和柔性有关，也就是说，与传媒机制和传媒现象过多地依赖于社会政治架构有关。
注释：①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16页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话语的出现，都预设着一个语境前提。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成了中国媒体上最常用的一个话语。其实，对这一话语的认可本身就凸现了当时体制的不合理性以及当时社会的封闭性。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改革开放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建国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现实，确实可以发现许多体制上的缺陷，包括传媒生态上的缺陷。
但是，假如历史地看问题，那么，社会体制上的缺陷一开始并不是缺陷，而是长处，正是历史的发展使长处变成了缺陷。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了俄国革命的经验，通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党当然要求所有的组织都要为革命战争服务，以便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新闻传播组织自然也被归纳到这一范畴，要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不可或缺部分，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以完成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伟大任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策略，革命的任务就无法完成。列宁新闻传播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新闻传播思想的要点，皆在于此。我国著名新闻改革理论家孙旭培先生指出：“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来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品种单一而又分级别制的党的机关报体制。全国解放后，曾在短时期内（约两年时间）出现过党报、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私营报纸并存的局面，但不久便用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党报政策，作为整个国家的新闻制度。”①这种新闻制度，在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中，毫无疑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改变，当时的理论和体制不一定符合现在的情况，某些历史上的长处就会变成当今社会的缺陷。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分析了对于《北京日报》宣传效果的调查，得出了由于新闻报道的模式已经陈旧和老化，致使报纸宣传造成了三低，即阅读率低、可信度低、价值低的结果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势在必然了，传媒生态的变化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只有短短的20多年时间，可以称之为信息传播交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其意义不亚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传播生态的变化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传媒界同样也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从而使传媒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改革方面来说，把原先的传媒机构从事业机构变为企业单位，把经济因素引进传媒的经营与管理，使传媒的评价标准从单一政治指标变为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综合指标，以致于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数量十分可观的传媒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开放方面来说，目前，中国的部分传媒产业已经向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多种成分的传媒经济正在形成。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传媒产业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更是从整体上改变了原有的传媒生态。传媒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带有根本性质，它导致了传媒领域内的一系列变化。上文所提及的原先中国传媒体制上的某些问题，例如传播组织的等级性，传播机构的工具性，传播信息的功利性，传播渠道的狭窄性，传播受众的被动性，信息反馈的缺乏性等，都随着传媒的经济改革而改变。
注释：①孙旭培.当代中国的新闻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4页
②喻国明.中国新闻业透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23页
一个崭新的传媒生态的雏形已经在当代中国社会诞生，和以往的任何一个传媒生态相比，更具有开放性、进步性、完善性。它必将有力地促进当代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中发挥巨大影响。但是，中国的社会转型目前还尚未结束，中国传媒体制的改革还尚未完成，中国传媒生态的塑造尚未定形，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还需要传媒学界的不断努力。
3.当代中国传媒生态变化的特性
以上我们分析了三个不同时期的中国传媒生态。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的是中国传媒生态的三次变化，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的变化以及20世纪80代初期发生的变化。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的是第三次变化，亦即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这个变化，大致有下列几个特性：
首先，变化动因的依附性。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并不是传媒系统本身的主动求变，以适应全新的历史条件，而是被动地随着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而变化，有一种明显的依附性。当社会的各个系统如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乃至政治系统在纷纷改革的时候，传媒系统无法因循守旧，只能随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来改变自身的形象。当代中国传媒生态变化的动因，主要并不是来自传媒组织的内部，而是来自传媒组织的外部。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与其说是传媒自身变革的结果，倒不如说是被其他系统的改革所带动的结果。从一般的原因来讲，传媒生态本身就隶属于整个社会生态，受到社会生态的制约也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从特殊原因来讲，当代中国的传媒系统牢固地依附政治架构的体制，导致传媒组织不大可能率先主动地寻求改革。或许，中国传媒组织的内部确有要求改革的独立呼声，但一般来说很难形成气候。因此，中国传媒生态变化的依附性依然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