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天，临近春节，一辆大卡车开到礼县城鹿家街巷口，几个年轻人破门而人，装载了我们家的所有东西，父母被赶上车，车子开到距离县城两公里的燕子河边，这些人把车上的东西扔到白雪堆里，车子“轰”一声掉头开走。
听母亲说，那天的雪很大，路都被雪盖住了，他们蹲在燕子河边，等啊等，等到两眼昏花，看见大表哥牵着两头骡马，从漫天雪花后面蹒跚走来，大表哥全身冰雪，见面没说上两句话，家当由骡子驮一些，父亲背一些，母亲骑上马，怀抱两个孩子，踏着积雪向八十华里外的固城乡走去。当时，父母都不知道，脚底的雪层下面，是一条拐了七十二道弯的河流，每走一步都是陷阱。1968年的固城河，是一条横空出世的癖龙，在永坪峡独断专行。走在河流表层的一家人，无论怎样都想象不到下面是一条凶险的河流，一家人糊里糊涂走了两天一夜，第二天黄昏时分走到固城。我们家的狗——阿黄首当其冲跑进固城街，灰黄天边悬挂铅色云朵。分给我们的三间泥瓦房深埋着头，向落山的夕阳，无声的迎接疲惫不堪的一家人。
按下放政策，我们住进大队分好的三间瓦房里，瓦房朝街且在街道中央，院落有间茅草屋，窄小的菜园边隆起一畦野草梗，另一边是李家爷的两间房。左边住李家爷的本家“丫丫”（固城话：阿姨丫丫”家往左住“丫丫”的小叔子一家、刘二胖家，陈维雄家到水井边的田根生家，水井以上是上街村，房屋修至街口的粮站，再往前为西山一带的一个个村落，延伸至遥远的分水岭。
李家爷孤单一人，夜晚常听见他发出的叹息。整夜，李家爷醒来一次叹息一声，天快亮时，他一声接一声的叹息，惹得我家的大公鸡还没醒就打鸣。天不亮，父母随村民下地，措手不及的熟悉农事。两年后，母亲生下小妹，邻居家的“丫丫”，生下期盼已久的儿子。听着墙里墙外两个婴儿的啼哭，我们走进了上世纪70年代。
日子过得极慢，大人们都把过日子说成推日子，一天一天往前推。村庄所有的人家，与我们一样贫穷，不同的是他们早巳习惯艰辛的耕作，父母还没有习惯，母亲很快进人耕作状态，父亲却总在发牢骚（下放前，父亲是一位中学的英语老师），动辄拿起包要回县城去，每次父亲出走，母亲追到下磨河坝将父亲拽回来。时间久了，父亲掉头要走，母亲不再去追，父亲跨过固城河，母亲泪花闪闪地说这回真走了？在母亲的念叨声里，父亲又悄悄返回来。父亲通常四五天时间，就要大闹着走一次，每一次都没有走出固城河。年终，给固城拉回销粮的大卡车，开到我家门前时，父亲急切地请司机下车吃饭，陌生的司机吃母亲特意做的臊子面时，父亲像看到了久别的孩子，眼神里满是亲切友好。当大卡车卸下一袋袋粮食，碾着积雪开出村庄，父亲常常满脸迷茫，黯然神伤。20多年后，国家有政策可以回去，母亲曾多次劝父亲回县城老家，不知为什么，父亲却不走了。父亲80岁那一年与母亲才回到城里的老房子里。几乎每天早晨九点钟到长途汽车站，等候从固城开往县城的班车，只要看到车上走下来固城村的人，父亲赶忙上前迎接，请人家到家里去歇息吃饭。
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春天。我摸索着向篱墙走去，旧年的黄花叶干枯腐烂，酸刺枝头几只麻雀跳来跳去。石头墙壁另一边李家爷的院落，荒草丛生，积雪成堆，李家爷低头坐在众多豁口的门槛上，等待阳光温暖他。春天的阳光，落在他头发稀疏的脑门，雪花在他松大的棉布鞋旁一点点融化，然后长出青草，草一发芽鸟就飞来了，飞到他的大棉鞋上，再跳下去琢吃鞋边的草尖。我过去是为了能捉住一只麻雀，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摇摇晃晃地跑过去，麻雀便飞到大柳树上去了。我看大柳树上的麻雀，看得久了，大柳树冠出现一层白色烟雾，雾一天天散漫、上升，看起来要与云朵接上了，可还是掉回地面，掉下来的那片雾生出一片又一片的绿。
一年年，固城河冰雪消融，河流一天比一天清澈，树叶一天天葱绿。我家的后院墙壁生出蒲公英；茅草屋顶，经常在早晨或傍晚冒出绿荫，绽放几枝艳丽花朵，麻雀们从中觅食，野鸽子飞来又去。夏天，金色麦浪随山野高低起伏，麦香飘溢，洋芋花白。晚霞将尽的傍晚，山坡上走向村庄的人和牛羊，身后跟随串串红色光芒，光芒越来越红，越来越远，看着看着，所有的地方忽然暗了，天地连在一起。秋天，树叶金黄，河流闪耀金光。田野赤黄相间，山峦色彩斑斓，鹰飞长空，谷物成熟，大地醇香。冬天，大雪封山，河流结冰，千树雪花盛开，飞鸟归巢，动物蛰伏，天地宁静。
这一切好像都是为我们一家人的到来准备的。
小妹能走路了，到野地里拔猪草时，我将她背在背篓里，回家时哄她跟着小伙伴们跑，不知不觉，妹妹们长大了。
李家爷高兴的时候，坐在石墙上给我们讲故事：“以前有个阴阳先生，想给自己村里修一座山神庙。于是，他拿上鞭炮香烛到固城村的山神庙里去请示，摇完签，签上的山神爷说：我刮东风，你的小船能向南吗？阴阳先生跪对神龛后的山神爷说，我修一座山神庙，自己管自己。签上的山神爷又说：你修十座庙，山神爷还姓柳。固城河边大大小小的庙，哪怕是一片瓦搭起的庙都是柳家的山神庙。阴阳先生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修了座庙，可庙刚修起来就倒塌，他再修，修起来又倒塌，修了三座庙都不声不响地倒了。阴阳先生彻底灰心了，他逢人就说，这都是老秦先人在后梁放马吃光了他们的草，前川里饮马喝干了他们的河，三千年前就占尽他们的风水，怪不得他没本事。李家爷说阴阳先生修庙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都要炒一碗豌豆到山神庙去给山神爷鼓劲，生怕一座庙里坐两尊神，将祖祖辈辈积起来的美德善行一分为二，再随风吹到固城河下游去。可毕竟阴阳先生不是神，他活到70岁过世后，倒头纸刚烧毕，就被山神爷的门卒挡在门外。他几次回生几番拼打，给山神爷上三道高香才拿到通行证闭上了眼。”
后来，山神庙在破“四旧”时拆掉，山神爷日夜蹲在后头崖上的瓦片下面，没有庙坐的山神爷，依然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母亲起早贪黑劳作，经常在夜晚抑或凌晨到山神庙去请求山神爷接纳我们一家人。父亲每当看见母亲手里的蜡烛，一把夺过去扔到门外骂山神爷，李家爷听见了，气得脸颊通红，指责父亲活该下放农村。父亲骂李家爷老地主，李家爷骂父亲小土地出租。母亲赶紧关闭门，生怕被人听见，可还是被一墙之隔的“丫丫”听见，她亮起嗓门，大骂“外来户”欺负他们李家人。李家爷就故意骂大柳树，村里人都说大柳树底下有沙毛神，夜里出来想抓谁伸长胳膊就抓走了，可李家爷一点不害怕大柳树，愤怒的时候抓起石头甩向大柳树。有一次，他和母亲吵架，跑出去提了根棍要打大柳树，母亲喊：“胆子大了打啊！”李家爷后退两步打自己的脸，扔掉木棍撞得土墙咚咚响。
和平共处的日子里，李家爷从我家后院扫一背篓干树叶，烧热大火炕，从坑柜里取出一掬豌豆，隔墙喊：“我的娃，暖热炕来，吃豌豆来！”我们兴高采烈地跑过去，从他粗大的手掌中抢一把豌豆，边吃边踩得他家的木头地板嗵嗵响：“踢毽子，过格年了穿缎子，织木子，过格年了吃麸子。”
李家爷背靠炕墙，抹着厚嘴唇下边的灰白胡须，笑眯眯地看我们玩。
夜晚，河流的另一边愈发神秘，猫头鹰蹲在吊沟梁上，敛收内气叫夜魂的声音秋千一样荡到天亮。
进入腊月，林子里打柴的男人陆续背柴回家，外出的木匠、泥匠，打零工的人们日夜兼程回到家乡，平日里借出去的一只竹筐或是一只背篓，借方都会记得还给物主。而回娘家帮助母亲腌菜磨面的女儿们，却要在歌谣声里背起儿女回到远或近处的公公家去。腊月里很少晒太阳，雪花飘洒的时间占去白天夜晚的多半时间，夜深人静时，听得到雪落地面的瑟瑟声，和栖居在大柳树上的鸟儿发出的冻僵了的叹息声。凌晨时分，常常听见低沉的模模糊糊绕屋顶盘旋的呼唤声，那声音像一层气压，重重包围住即将发白的夜空，尔后越来越多的呼唤声像要密封夜空一样涌向屋檐，待大公鸡一声高昂的鸣叫，那层模糊声仿佛被打破一个口，朝黎明的光亮塌陷下去，掉进来的地方去了，模糊声回去之后，天便亮了。李家爷说那是逝去的魂灵夜里探完亲后，搭乘白昼的第一缕光亮返回时发出的依恋声。
依恋声夜夜响起，朝朝离去。
初来乍到的父母，对农事、乡俗的生疏，常常招来乡亲们的讽刺，甚至辱骂。收麦、晒麦的日子里，村民聚集一起，往往有人叫：“外来户。”母亲装作没听见，父亲却要争个高下，父亲的学识在漫骂声中自然无用。母亲苦苦劝父亲做好自己的活，千万别跟人家争，可父亲控制不了自己。二哥只要听到有人叫“外来户”“反革命”，随地拿起石头，圆睁眼睛上前拼命。
“外来户”成为我们一家人的名字。跟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嘴里不时蹦出那个词。学校的老师、同学动不动叫我“外来户”。夏天晚饭后，劳累一天的乡亲们坐在戏楼前，男人抽着两分钱一片的水烟，说一些天高地远的事，女人做针线纳鞋底，欢声笑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间，说着闹着就会扯到“反革命”“外来户”的话题上，父母听见做贼似的悄悄离开。有一次，有人要将母亲栽的树要锯掉，二哥拿起斧头，顶住他的脖子吼：“锯，你锯树，我锯你！”锯树的人吓得抱头痛哭，求二哥手下留情，母亲上前阻拦，二哥抡起斧头砍向脚下的石头，吼道：“谁来我砍谁！”母亲当场晕倒，二哥才作罢。
二哥像一位英雄，震慑住了经常骂父母的人。成年以后的二哥，有过出去工作的机会，因家中缺劳力，上班半年毅然回家种地。改革开放后，二哥秉承父母的“若要富，开水铺”的传统理念，继承父亲的食醋作坊，开起醋坊，供应固城十里八乡，二哥因勤劳憨厚赢得村民敬重，赵氏食醋因此名扬固城河畔，二哥成为村里备受敬重的人。
1982年9月，我去县城读高中，报名时，没有城镇户口，年轻的女老师和蔼地问我：“是黑户吗？”我看着她无言以对。当晚，问大姐什么是黑户？她说：“就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年底放假回到村庄，问父亲什么是黑户？父亲说：“既没有城镇户口，又没有农村户口的人。”我站在牡丹树前，仿佛才明白，我们一家人，在村庄是“外来户”，在城里是“黑户”。
我一直向往回到老家，可没有想到，我们早就被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