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
父亲仍然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被带走，1976年的风中刮着阴冷与潮湿，在“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的大时代背景里，父亲首当其冲成为村庄反面人物的代表。
春耕时，父亲与遂心到苟家沟去耕地，晚上遂心向公社汇报父亲说反动话。当天晚上，大队开始声讨父亲的罪行，4月下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村庄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父亲的批斗会越来越多，白天到其他村庄去轮流批斗，晚上在村子里批斗。母亲屡次吐血，夜夜咳嗽到天亮。在全校师生面前，大田老师数次告诫学生，如不好好学习，就像赵某某一样拉出来批斗。我站在全校学生面前，作为集合学生的代表，差点昏倒在地。放学后我背着大妹回到家，家门紧闭，屋内昏暗，饥饿充斥了缺少温暖的家。土墙挂的小黑板上有父亲的留言：“我们去苟家阳坡收菜子去了，你们放学回来去水泉湾拔猪草，不能走得太远！”
学校的集合时间，大田老师仍然不断提起父亲的名字，然而这远远不够，一天下午的语文课上，他用“反动”一词造句，在句子的前面加上我的名字。同学们笑了，老师也跟着笑了。我站起来，径直走出教室，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回到家。土墙上的小黑板上写着父亲的留言：“放学后做饭，今天不拔草！”做好饭后，坐在火炉前睡着了，醒来已是次日早晨，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还是背起沉重的书包去上学。晚饭后，从前门传来咚咚的脚步声，父亲被两个民兵推搡着带走了。我听见站在蓠墙边的母亲，身体的颤抖惊醒了园中的花草。我站起来，拉开门跑出去，被站在屋檐下无声的母亲拦住。黑暗的前门外，孩子们唱着歌谣割啊割，割韭菜，割了三担五口袋，你的啦，我的牛娃吃上了，我的啦，我的塞进老鼠窟窿里了……”
我站着，听他们的歌声，母亲身体颤抖，抬起一只胳膊将我拦在篱墙边。我返身回屋，收起作业本，坐在炕沿边，两个妹妹在孩子堆里唱歌，二哥也在其中。母亲悄悄走向后院，打开院门出去了。我轻轻打开门，慌慌张张跑到高阿爸家，见大门紧闭，昏黄的灯光匍匐于门槛底下。我将两手扶在门前的石头台阶，把耳朵贴上去，听见里面乱嚷嚷的。突然，门开了，一个黑影走出来，我没顾上把手从台阶上挪开，只把身体躲在台阶下面。那人径直朝我走来，一只脚重重地踩在我的左手上——等到那人离开，我抽回手，一声不吭地回到家。母亲还没有回来，二哥和小妹还在唱歌。
我想不明白，当春天的柳枝抽打父亲的身体时，他为什么不反抗？
打开月光照亮的后院柴门去找母亲，在大柳树庞大的树身下走一圈，没有母亲的身影。妹妹们的歌声越过瓦房，在黑夜的空气中流传。
父亲是什么时候伤痕累累回家的？我不知道。第二天早晨，父亲背一背篓野草，喊我给他开门。我跑到后院给父亲开门时，他说我的手背有血痂，让我别用手剥，自己会好的。
“父亲的反革命帽子要戴在全家人头上。”这话是母亲说的，她嘱咐我们，要大家来戴这顶帽子，父亲是“反革命”，我们全家人都是“反革命”，这话也是母亲说的。我们全家人就是一棵“反革命”的大树，要长一起长，要死一起死。母亲说这话时，仿佛父亲是位革命英雄。
“反革命”又成为我们一家人的代名词。
篱墙后的菜园里，种一小块韭菜。每天晚上，母亲割一把放在炕头，父亲回来，母亲用韭菜汁给他的伤口消炎，目睹那过程的是墙台上的煤油灯和我们无声的梦境。
小黑板上经常写着父亲的留言，不是让我做饭，就是去坡里拔猪草，或者扫大柳树下的树叶烧炕等等。我留给父亲的有时是答复，有时不理。不管写什么，父亲都不生气，母亲不识字，从来不看小黑板。有一天，父亲写了一小黑板文字，好几天，小黑板没有擦，它是一首老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父亲睡觉时教我们唱歌，歌声盘旋在土炕四周，我经常在歌声里睡去。那种怀念的气息飘浮在破瓦房里，尤其悲凉哀怨。父亲在小黑板上教会我们《游击队之歌》《解放区的天》《白毛女》《天仙配》等等，教我们背唐诗王维的《送别》，李白的《静夜思》。
但我一直坚信，跟着父亲什么也学不会，除了忍耐和放弃尊严。
父亲的批斗会仍在继续。
固城河道不断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一辆辆吉普车停在梯田边的红旗下，很快又消失在河流尽头。
腊月，父亲用县城爷爷捎回来的钱，买来红纸与墨汁，给村庄里的门扇写春联。父亲毫不吝啬地提起写好的春联递给打过他的人，除夕，家家的旧门扇上贴着父亲写的鲜红春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