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纵横人物
标准而职业的纵横家主要活跃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之际，他们作为最有能量的士阶层，人数显然不是以百以千来计数的，但是一部《战国策》中有姓名可考的大约六百一十人，这些人物包罗了天子诸侯、公子王孙、嬖妾宠姬、谋臣武将、说客策士及其他三教九流，其中属于纵横家或具有纵横思想的，至少达百分之八十。决定纵横策略使用的是天子诸侯，实施纵横策略的是谋臣武将，公子王孙、嬖妾宠姬的影响也不能忽略，而贡献纵横策略的当然是说客策士了。
屈指可数的首先如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战国四大公子”，其次是景春、中期、虞卿、李兑、冯忌、游腾、陈轸、甘茂、蔡泽、周最、唐且、颜率、惠施、鲁仲连、楼缓、江乙、齐明、韩公叔、庞煖，还有秦汉的郦食其、蒯通、张良、陈平、陆贾、伍被、邹阳、枚乘、羊胜、公孙诡、严助、边通、曹丘生、主父偃、徐乐、严安等等。但是要“数风流人物”，则非鬼谷子、公孙衍、苏秦、张仪、范雎五人，可以称之为“纵横五大精英”。
限于篇幅和体例，我们的“纵横人物”只取这“纵横五大精英”加以介绍。惜乎司马迁只为苏秦、张仪、范雎作传，而且由于主要材料也取自当时见到的《国策》、《事语》等文献，限于个人独著的不足，因而存在某些错误；另外没有立题作传的二人，都是语焉不详，生平资料就更加难以寻访了。因此，我们也只能据《战国策》，再参考《史记》等第一手材料，对这些人物做点简单的勾勒。
（一）纵横之祖鬼谷子
鬼谷子虽然是具有多重角色身份和浓重神秘色彩的文化巨人，但是他主要是一位纵横家！183鬼谷子的多重角色身份和浓重神秘色彩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隐士。晋代郭璞在《登百尺楼赋》写道：“异传岩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阳之二老，招鬼谷之隐士。”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中有：
“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所以，唐代的李善在注《文选》时得出“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结论。接着，他由隐士摇身一变就成了道士：梁武帝萧绎在其所编的《金楼子》中也提到鬼谷子，说“秦始皇闻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这在元代保存下来的《全相评话七国春秋》中鬼谷子自称“贫道”、“出家人”得到印证。
道士加以修炼后，则立地成仙了：后蜀杜光庭《录异记》记载：“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周末复还中国，居汉滨鬼谷山。”《太平广记·卷第四·神仙四》对“鬼谷先生”也加渲染：“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
其次是阴阳家。鬼谷子所著《鬼谷子》一书，以阴阳为基础来阐述事理，《仙传拾遗》称他所论的“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传。”同时也据五行来论道，这是鬼谷子受殷商的影响，而阴阳家邹衍的“五德转移，治各有谊和符应若兹”的理论，显然得力于鬼谷子的“反应”、“符言”等思想，而且阴阳家也想借鬼谷子的名人效应来扩大影响，于是将他尊奉为始祖。众所周知，阴阳家中有一种至今还存在的职业——命相家，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也都尊鬼谷子为祖师，这种文化现象在浙江很典型，如《金华市风俗简志》记述很清楚：“相命多为看手相、看面相、摸骨相等形式，还有算命、抽牌、测字等占吉凶的，算命者多为盲人，信奉鬼谷仙师。”《浦江风俗志》也有同样的说法：
“数百年来，城镇有设坛专业者，乡里有沿门卖卜者，皆以鬼谷仙师为祖师。”
与此相关，有人认为鬼谷子就是传说中的黄帝之臣，占星之官鬼臾区，即大鸿。《郊祀志》中说：“黄帝得宝鼎，冕侯问鬼臾区。”注云：“即鬼容区。”凌扬藻在《蠡勺编》中说：“杨升庵谓容臾声相近，今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误也。”
把鬼谷子看做道士、仙家，可能过多地是从“鬼谷子秘密天文大道，测天地之机，晓造化之本”（《鬼谷子天髓灵文》）的文化层面来认同的。
再次是在民俗文化中，鬼谷子还成了靴鞋业和眼镜店所祀奉的祖师。作为靴鞋业的祖师，人们还勉强可以从鬼谷子的高足孙膑那儿找到一点关联：
孙膑曾受庞涓嫉恨而受膑刑（亦即剜掉膝盖骨或砍断双足），遂有靴鞋的发明。于是，鞋业在奉孙膑为祖师的同时，连带着将鬼谷子也推上祖师的宝座。至于眼镜店的尊奉，真是有点莫名其妙！
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给鬼谷子定位，鬼谷子虽然对兵家、道家、阴阳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论其主体和根本，则应该是纵横家，而且还是纵横家当之无愧的“祖师”。虽然有学者认为，在鬼谷子之前就已经有“纵横家”的先驱了，如黄帝公孙轩辕，其根据是纵横家借黄帝之名作有《握奇经》、《阴符经》等；辅佐周朝文、武两代的齐太公吕尚，其根据是“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又如孔子高足子贡（端木赐），其理由更为充足：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毫无疑问，黄帝、齐太公和子贡的言行举止中多有某些纵横家的因素，但仅仅是“某些”，而不是为纵横家及其思想奠定全面而系统的基础。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前贤没有谁把“纵横之祖”的桂冠戴在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头上。这个带原创性的奠基工作，是鬼谷子做的。
首先把“纵横之祖”的桂冠戴在鬼谷子头上的，是对黄帝、齐太公和子贡、鬼谷子都非常了解的司马迁，然后应邵在《风俗通义》中明确肯定：“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还有刘向《说苑》、扬雄《法言》、王充《论衡》等，都同样肯定这一观点，正如学者彭永捷所说：“在汉代人的心目中，鬼谷子是不折不扣的纵横家鼻祖。”（《中国纵横家》）汉代人肯定鬼谷子“逼”汉代以后的人来否定鬼谷子，我们更倾向于汉代人的肯定。而且，我们还可以从道家、仙家的说法中得到反证：《仙传拾遗》：“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苏秦、张仪，从之学纵横之术。”贵玄思真洞天碑记载：鬼谷“先生盖周时豪士。始无乡里族氏，长于治身养性。所著子史，今行人间。观其纵横之说，至道之要，明于指归者，足以坐邀富贵，立兴邦国。成苏张之密显，致秦赵之霸强”。
综合上述正反两个方面，我们认为房立中教授的结论是可信的，房先生说：“鬼谷先生是战国时期一位世外高人、一位隐士。
其生活年代比张仪、苏秦略早，专门研究纵横术。张仪、苏秦都曾受到他学说的影响。”
所以，我们把鬼谷子尊为“纵横之祖”，至于他的思想，前面已经介绍了。
还要提及的是，有学者认为鬼谷子至多只能算是理论派的纵横家，其实，我们今天都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又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因此，从这样的原理评估，再从张仪、苏秦实践所获的巨大成功来判断，鬼谷子的纵横思想理论总是有一定的实践基础的，只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史料而已。
（二）合纵之父公孙衍
公孙衍，本来是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人。他抱着美好的期望来到秦国，经过努力，到秦惠王五年（公元前333年），被授予大良造之职。大良造在战国初期是秦国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商鞅变法时，制定二十等爵，大良造被列为十六级，又称大上造。因此官爵双得，已经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了！
不料才四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不久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这样一来，公孙衍大权旁落，只得回到故国故乡。
或许因为在秦国的这番经历，公孙衍回来后没有得到魏惠王的关注。
恰好在这尴尬的时候，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大救星——陈轸。陈轸当时是楚怀王派出在诸侯周旋的特使，也是一个纵横家，他正经过魏国，公孙衍向他请教摆脱困境的良策。陈轸说：
“魏相国田需约诸侯纵亲，楚王无疑会相信。如果您向魏王请示，说您与燕、赵两国君王有交情，多次有使者来邀请相见。魏王就会趁机派您出使，给您车子，你也不必多要，有三十辆就可以了。您把车子陈列在庭中，公开宣称，要到燕国和赵国去。”公孙衍照办了，燕、赵的君王派使者迎公孙衍到他们的国中去。楚怀王听说后，大怒，以为田需欺负他，就全不听从田需的话了。齐国听说公孙衍要到燕、赵国去，也派人以国事相托。于是，公孙衍就这样获取了三国的相国之职。这为他开展合纵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公孙衍主张合纵，张仪宣扬连横，这样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私人关系上，都成了敌人。秦惠王更元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相魏时，公孙衍设法取得韩国当权的支持，破坏了张仪联合秦魏的政策。秦惠王更元六年（公元前319年），公孙衍派人到韩公叔那儿说事：“张仪已联合秦国和魏国了，他对秦国使者说‘魏国攻打南阳（今属于河南），秦国攻打三川（河南洛阳东北）’。魏王之所以器重张子，是因为欲得到韩国的地盘。况且，韩国的南阳已经攻下了，您何不稍微让公孙衍有个立功的机会，那么秦魏之交就有机可乘。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魏国必然图谋秦国，因而就会抛弃张仪，接收韩国的地盘而任公孙衍为相国。”韩公叔认为有道理，于是就委任公孙衍。张仪被迫离开魏国，公孙衍也就代张仪做了魏国的相国。公孙衍这时佩五国相印，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合纵，魏、赵、韩、燕、楚合纵攻秦，他成为约长。这次进军到函谷关而退兵，但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尊重，同时称王，结成联盟的“五国相王”，却给秦国留下了深刻的余悸！所以，他的弟子景春称赞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
（三）合纵之冠苏秦
苏秦是纵横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也是知名度最高却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苏秦，字季子（公元前350—前284年，采用陈彤先生意见），东周洛阳轩里（今洛阳东郊太平庄一带）人。他早年只不过是一个住在穷巷中以桑板为门户、圈树枝条为门枢的陋室，在寒窗残灯下苦读的穷书生罢了。但他却又胸怀大志，说：“哪有去游说君王，却不能拿出黄金、美玉、锦缎，让我得到公卿相国的尊贵位置的呢？”苏秦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学成下山首次游说失败后，尽管备受挫折，他却更加发奋，以至于悬梁刺股，结果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为赵国达成六国合纵的盟约，苏秦为纵约长，并任六国相。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武安君。
但苏秦一生主要是为了燕国的强大而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同时又大大影响齐、赵、魏等国的政治决策，为燕伐齐做了准备。他取法诸子百家的学说加以融合，游说诸侯国君，讲究机谋权变，被推为当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他完成了两次合纵。第一次是合纵攻强秦。燕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87年），他使齐秦关系恶化，再加上齐攻宋国，秦昭王震怒。苏秦则极力煽动齐闵王先采取军事行动，以便先发制人，打击遏制秦势力的发展。同时也想使齐国的力量进一步被消耗。但是齐闵王对燕国心怀顾虑。苏秦连忙宽解，说：“燕国国小力弱，一向依附于强大的齐国，而齐国之所以能够号令天下，也正是有了燕国的有利支持。这种友好关系是燕国人心所向，燕国怎么会对齐国有异心？”齐闵王的顾虑一扫而空，命令苏秦为合纵攻秦而奔走。他依次游说韩、赵、魏、燕四国国君，商定的结果是：燕国出兵四万，兵分两路，一路帮齐国继续攻打宋国，一路随从齐国攻打秦国；赵国调发上党全军主攻，韩、魏两国也出兵相助。这样，继公孙衍之后的又一次大合纵形成了！但是，由于五国各怀私心，貌合神离，加上被秦国瓦解，五路大军到了颍阳、成皋一带之后，逡巡不进。尽管如此，秦国还是把温、轵（今河南济源南）、高平（今河南向城）还给了魏国，把王公、符逾还给了赵国，多少也是个胜利。
苏秦第二次合纵是反攻齐国。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苏秦南下，明着是继续合纵攻秦，暗中却在积极为燕组织反齐的同盟军。他首先暗中劝在魏国的孟尝君反齐，说：“昔日您在齐国时，为齐立下盖世之功，可是齐王暗昧，不但不重用，而且使您背井离乡，投奔魏国。现在齐王又背信弃义，玩弄五国联军。燕军因此有攻打齐国的意向，赵国也早对齐国怀恨，如果联合起来东击齐国，则中原势大，魏国和您也一定会名动天下。”孟尝君采纳了苏秦的建议。接着，他以此为由，分别到赵、韩、魏游说，这几个国家本来对齐国都暗怀不满，所以苏秦一说就策动成功。燕国于是派上将军乐毅率燕、秦、赵、韩、魏五国大军攻打齐国。盟军一鼓作气，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又夺取齐国都城临淄，齐闵王仓皇逃跑到卫，又逃跑到莒，被楚国踔齿杀掉。
五国大军攻打齐国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大合纵，也为苏秦描绘了最为光彩的一笔，但是也是苏秦一生的终结！他为燕国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的间谍身份和阴谋也因此大白于天下。于是，齐闵王在逃跑之前，将苏秦车裂于市。
他也为燕而作出牺牲，在战国晚期名声颇大。
《荀子·臣道》把“齐之苏秦”和“楚之州侯”、“秦之张仪”相提并论，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里面，也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评价。然而自汉代以后，人们就不太理解了，司马迁曾经感慨地说，“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史记·张仪列传》）；《淮南子·诠言训》认为“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说苑·尊贤》
称，“亡国破家亦固有人：桀用于莘，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也”。
我们认为，苏秦是应该肯定的，首先，司马迁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很值得发扬；“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新序·杂事三》），这又指出了他“以百诡成一信”的高尚人格，对国家和民族的绝对忠诚，永远值得赞扬！
（四）连横之父张仪
张仪以“先韩后蜀，连衡齐魏，倾危诳惑”（《史记·张仪传》）的功业，成为连横家的开创者和首席代表。
张仪（？—公元前309年），魏国贵族后裔，但是，由于李悝、吴起改革时取消了“世官、世禄”，等到张仪出世，已经比庶民还庶民了，以致司马迁用“贫无行”三字来描述他的生活状况。对于弱者，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对于强者，这又是一股强劲的动力。于是，才有他师从鬼谷子学纵横之术，才有他以后的一番连横伟业。
张仪的连横事业是从公元前328年游说楚怀王开始，到公元前309年（或310年）他病死故国止，前后近二十年。他在这近二十年里，对楚国的怨恨最深，在秦国的功业最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