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卿似乎说过这样的话：“古代羿的治国方略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治国方略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所以治国方略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里《不龟之药》的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有一善于调制不皲手药物的人家，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职业。有个游客听说了这件事，愿意用百金的高价收买他的药方。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我们世世代代在河水里漂洗丝絮，所得不过数金，如今一下子就可卖得百金。还是把药方卖给他吧。”游客得到药方，来游说吴王。正巧越国发动战争，吴王派他统率部队，冬天跟越军在水上交战，大败越军，吴王划割土地封赏他。能使手不皲裂，药方是同样的，有的人用它来获得封赏，有的人却只能靠它在水中漂洗丝絮，这是使用的方法不同。
所以任何思想方略或制度，任何时代不是有没有，关键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与不会用。
权是非之理
【原文】
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
〔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语》曰：“士见危授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固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
杜恕曰：“夫奸臣贼子，自古及今，未尝不有。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
〔是曰〕孔子曰：“恶讦恶以为直。”
〔非曰〕管子曰：“恶隐恶以为仁者。”魏曹羲曰：“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奸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臼谈。所以收爱憎之相谤，非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侯。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废除和增订是变革法令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而仁义和礼乐是推行政治统治的两种不同的方针。有的人崇尚用权力谋略来治理国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来安定百姓。因此，前代思想政治的典籍中留下许多的理论观念，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不少正反相对的论述。如何来说明这一现象呢？下面就试以正反对照的方法来阐述：
〔肯定的〕《诗经·大雅·烝民》吟诵道：“既明事理又聪慧，善于应付保自身。”《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否定的〕《论语》记载子张的话是：“有教养的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孔子也教导我们：“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来成就仁，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伤害仁。”
〔肯定的〕《管子·形势》篇认为：
“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读读历史。”
《韩非子·孤愤》也认为：“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灭亡的国家执行同样的政治路线，是不可不亡国的。”
〔否定的〕《吕氏春秋·荡兵》却认为：“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东西，是乖谬的；见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是乖谬的；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所有的军队，是乖谬的。”三国时魏国的名臣杜恕也认为：
“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千里遇上一个人，就认为是比肩而至，并以此作为举荐人才的戒备，这就如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饿死的人就多了。”
〔肯定的〕孔子的弟子子贡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阴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否定的〕管子似乎说过相反的话：“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在《至公论》同样认为：“世人所说的替别人掩盖恶行、弘扬善举，是君子最高的行为准则；保护、宣传共同的爱好，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
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胡说罢了。其实质是爱憎不同的人之间的互相毁誉。所以，这类集中起来的街谈巷议根本就不是诚实公正的道理。世上的读书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的混乱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地随声附和，这样一来，失败的种子就必定随之埋下了。当然，对任何事情，不管是发表看法，还是评论得失，都要以求实的精神为准则，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责。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做是友情牢固的基础。因此豁达明智的人，只要大的道义保存，并不追求形式的一致；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随声附和。”
班固似乎说过：“从前王道衰微，诸侯各国竞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侯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像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
《周易·系辞下》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正是所说的这个意思。
权适变之理
【原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
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
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订，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功效。
现在时间推移，但是制度和政策却没有改变，事务变异了，但是还在重复过去的老办法，这样一来，制度和政策就与时势背离，事务与目标变化了，制度和政策虽然制订了，可是现实社会更加混乱，目标无法实现，事业只能荒废。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效法古代，二不模仿他人。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由此来看，便知道治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王霸的方法，有黄老的方法，有孔墨的方法，有申商的方法，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且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也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弊”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辩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有的措辞虚伪，还要诡辩；有的附会荒谬，还勉强自圆其说。凡持这些言论的人，都是历史的罪人啊！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正变之理
【原文】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乖当。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饮，理迹万肇，化夡万肇，情故萌生。
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迭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遹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
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
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译文】
我们认为：范晔说过：“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芜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纷纷扬扬，互相矛盾。
现对此尝试性地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而是各种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因而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至于那有大德而无爵位的圣人来治理天下，能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范。但是国家兴衰的法则，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的典制。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文明的或古朴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回旋。大动干戈或礼尚往来，也在上世交错使用。即便是做君王，有的乘坐豪华的专车，有的穿着细葛布衣，奢华俭约虽然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也有的宽宥达官贵人，有的施行严刑酷罚，虽然宽松缓急有明显的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虽然有流派的差异，但渊源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
至于偏激而矫情用事的，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警戒穷奢极侈的作风。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罚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诗经》的《曹风》
和《魏风》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国风》的产生；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因此，体制、政策是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往往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则视儒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
如此说来，便知道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实施，时代结束了，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策法规也就应该停止；时代向前发展了，政策法规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这除了聪明智慧超常的人，还有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