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素清
离乡数十载，浓浓的漂泊感和思乡情交织着，成了一张心网，笼着我所有的思绪。长科1950年离家，我1957年离开，因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才得以再次与故乡亲近。
那是1973年，巴西一如既往的炎热。一日，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中国政府欢迎海外华侨回国探亲的消息，乍一听，浑身一颤，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一定要回去看看。
长科和永松已经去了美国，中美还没有建交，长科没有办法陪我，他担心我发生危险，极力劝阻我，让我再等等，再看看。可我像是发了疯一般，到处打听回大陆的消息，一定要回去，无论多难。离家十六年，家里的公婆、妈妈、亲人到底怎么样了。还有出来时一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他们过得如何，我要去看看他们。
要回中国，就要先办中国的护照。当年从香港到巴西，我是拿着黄焕之先生帮忙办的“中华民国”护照出来的，并没有中国新政府的合法护照。如今身份资料去办回中国的手续，直接没有通道可选择。签证官解释说，巴西是与中国建交，要从巴西获得签证到大陆，就得先成为巴西公民。
我已在巴西居留多年，要入籍巴西，缺的是一次公民考试。心里打定主意要回去，我也顾不得许多，考就考吧。考试材料拿回来，傻眼了，全是葡萄牙文。虽然来巴西十几年了，可一直是忙于生计，葡萄牙文都是日常生活中积累，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说，勉强过得去，读写都是问题。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子劲儿，硬着头皮上。一天十多个小时看书。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我居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秋天，在中国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团圆的时节。1973年的秋天，我带着五岁的永达，由巴西搭飞机到美国加州洛杉矶，再转机到加拿大温哥华，随后取道台湾，在台湾与表姐陆秋蓉碰面，商量回国探亲的事儿。表姐提出大陆交通不便，情势也不明朗，小孩子去恐怕不好，要我将永达留在台湾。我心里也着实没底，便接受了表姐的建议。
从台湾搭机到香港，与香港的亲友匆匆一聚，大家告诉我，要尽量把要用的东西都在香港买好，大陆是什么都缺。在华侨商场买了棉被、枕头、蚊帐、衣服、日用品……一应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满满三大旅行袋，继续上路。这次改搭火车，火车经深圳到广州。十六年前，如果不是开旅社的余太太出手相救，我和永松，也许当时就丧命广州了。到了广州，我一路直奔当年余太太旅社所在地。物是人非，旅社早就关闭，眼前只是破旧的楼房，挤挤挨挨住着一群毫不知情、毫不相关的人。
出来在街口看到一间中药房，推门进去打听，柜台的老先生淡漠地告知，余太太早年就已经去了澳洲女儿家了。心中怅然若失，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好人好报，既然早早离开，应该没有受到大陆这场政治运动的冲击。
我的中国签证只有一个月的期限，不敢多做停留仔细打听。从广州直接搭飞机到了南昌，再到杭州，最后停留在上海。一路上都有军人装扮的人紧跟着我，颇为不适应。为了低调行事，我特意买了灰色的人民装换上。可一路上，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侧目。究竟我跟他们哪里不同呢？是我烫过的短发不够直，还是我的口音已经不一样了。路上偶遇一个大胆的年轻小姐，跟我说：“你不是这里人吧？”我疑惑：“我也穿了一样的衣服，怎么就跟你们不一样呢？”一番试探，才知是忘了取下的耳环漏了馅儿。
曾经的十里洋场，大上海，萧索冷落得很。旅馆里根本没有客人，服务员的冷漠和空旷的旅馆一样让人瑟缩。“这里没东西吃，只有饼干，你就凑合凑合吧。”服务员给了我一只杯子，一个水瓶，就似乎不愿意再多搭理我一句了。
隔天饿得不行，走出旅馆找吃的，看到很多人在排队领东西，我也跟着排，轮到跟前，发放的工作人员问我要粮票。
“粮票是什么，我没有啊，哪里可以买？”
“你住哪间旅馆，就在哪里拿。”
我赶紧折回旅馆申请。得到的回复是要等上面批准下来，我才能拿。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只好继续饼干充饥。
第二天是中秋节，我想着买几个月饼带回扬州。一到店里，店员又说要饼票。到此时，我才清楚，我的祖国，那个年代的生活，是靠布票、粮票、肉票、米票……一堆票管制着的。
没有票，似乎寸步难行，可无论如何，我要回家，必须回家。
一路赶回扬州，想顺道探访几个亲友，无一例外，每个人都不情愿与我见面。“你赶紧走！”见了面的，也催促着我离开。访友一路，没有喝到一杯水，椅子边也没能粘一下。心里的沮丧难以形容。
按照计划，我还是兢兢战战地一路搭着渡船、巴士，往婆婆家赶。
“你饿吗？要不要吃点东西？”婆婆小心翼翼地问着，顿了好一会儿，又说：“家里没啥东西……厨房还有点白饭、青菜。”
除了婆婆孱弱的声音，小姑小叔无一个跟我说话，仿佛我是洪水猛兽，只是不好直接赶我出去。
等其他人都出去了，突然，婆婆压低了声音跟我说：“素清啊，你回来了。你呀，危险呀！没人敢来看你的。”
实难想象，政治运动中已经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这个样子。回来前我还想象着这许久不见，与庄子上的亲友说说笑笑，该是多么热闹的景象。可如今，我带着许多礼物，尽然连送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隔天一早，我走了两个小时的路回娘家。临近家门，路上看到个熟悉的面孔，我兴奋地打着招呼：“这不是小弟吗？”
“不是，我不认识你。”他不肯正面看我。
回到家，只有母亲在。“你不要回来害我们！”母亲看到我的第一句话让我定在了原地。
“妈妈，你可不可以给我点水喝呀？”我差点哭着哀求着。
“没有水可以喝。你快点走。”母亲莫名的绝情推着我退出了家门。
转身，我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转出家里的墙角，嚎啕大哭起来，一路上的灰心丧气在这一刻已经压不住了。
那天晚上，扬州华侨办事处请我吃饭。中国与海外隔离的政策即将画上休止符，官员们提前获得了信号，我算是第一批响应祖国号召，敢回来的，官员们倒是极力示好。可我在饭桌上却没有心思应对，发了脾气。
“外边报纸不断刊登欢迎华侨回国探亲。我们回来了，妈妈不敢认，亲友怕牵累，避之唯恐不及，这算什么！”官员们忙着打圆场，说他们会安排、解释。
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事情第二天有了些许转机。扬州电台广播了我回扬州探亲的消息，母亲、弟弟等亲友，听到了官方的肯定，终于敢来与我相认相见了。
华侨办的干部送来了两个月的粮票，我换成了各类物品，连同从香港带来的衣物，分给亲友。母亲和弟弟用小推车推了一车，欢天喜地回去了。夫家亲友对我带回去的东西样样欢喜宝贝，没办法，国内物资短缺。婆婆整天抱着我给她买的新枕头，念着：“这好暖和，我好喜欢。”
恐惧依然没有从亲友的心头退去，离别十六载，家中遭遇的种种不幸，亲人们不愿言述，我也不开口问。深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亲友相聚，只好聊一些十分表面的客套话。
晚上，婆婆要我跟她睡一起。她的眼睛已经看不太清东西了。一进房，蚊帐是破的，上面挂着一块块的痰迹。床底下塞满了脏东西，屋里臭气熏天，看了我心酸难过。第二天，我找来工人清走了旧物，全部换了新的。依着我的心思，是要直接将婆婆接到国外与我们同住，不过一辈子谨小慎微活过来的婆婆，还是不敢跨出一步。
在家呆了半月余，归期已至。
因为永达还在台湾，离开大陆，我要先办赴台的手续。没想到这个时候台湾方面不肯签了。理由是我才从“共匪那里出来”。我心下很气愤，与他们理论：“你们说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不自由，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我先到中华民国，再到大陆，共产党没话讲；现在我要从大陆到你们中华民国了，却进不去了？这到底算哪门子的自由。”经过多番交涉，最终台湾方面核准我入台，可入台后的每一天，都有警察近身跟踪监视我。
在监视的奇怪氛围下，我的第一次探亲之旅，画上了句号。所幸，终于因着探亲，与亲友们又重新取得了隔断十数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