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的伤痕作家中，张贤亮以他丰富的个人经验与生动的细节描写非同凡响。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以政治性，而且是以文学本身的魅力轰动一时，时至今日，张贤亮的作品蜚声国际文坛，1998年，英国伦敦书店出售张贤亮的作品，大大小小的广告在伦敦的一些书店里引人注目，广告上明确地写着“中国的米兰.昆德拉”。这很令伦敦的一些米兰.昆德拉崇拜者心动。
米兰.昆德拉的存在已经失去了厚重的政治背景，现在只有东方中国——在西方的想象中，还有支撑“中国的米兰.昆德拉”活动的舞台。
也许我们有必要看一看中国的米兰.昆德拉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贤亮1936年出生于南京，1951年到北京上中学，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自愿报名到贫困落后的西北地区农村当文书。1956年调任甘肃省委干部学校教员。1957年，年仅21岁的张贤亮在《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显露出不凡的文学才华，但也因此遭遇厄运，这一年他被划为右派，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劳动改造，历经各种磨难。但张贤亮似乎从这种磨难中体会到独特的收获。1981年《小说选刊》第1期登有张贤亮写的创作谈，题目叫做《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他说：“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像暗洞中的石钟乳滴下的水珠，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
我，也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正因如此，对于张贤亮来说，重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要展示出伤痕的美感：“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由此也就可能理解张贤亮的伤痕小说是如何展示苦难的美感的。
张贤亮以《灵与肉》引入注目，小说讲述一个被遗弃的富家子弟许灵均被共产党收留培养成人，但继而被打成右派，又遭到共产党的遗弃。他被流放到一个偏僻的农场劳教，与牲口相伴，他的冤屈也只有与马诉说。就这样，许灵均把自己的生命的气息与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祖国的大自然抹平了许灵均的伤口，直到有一天，许灵均的生父从国外请他出国继承财产，他却毅然辞别阔绰的父亲，回到黄土高原。这就是“灵与肉”的统一获得精神的升华。当时许灵均被广泛称之为血肉丰满的“爱国者”形象。很显然，张贤亮在塑造这个爱国者形象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装与跳跃。他把许灵均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妻子的某种道义责任，对熟悉的生活环境的依恋，升华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这里面作伪的成分相当严重。张贤亮不去揭露中国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却刻意塑造拒绝外国富裕生活诱惑的“爱国者”形象，从而一度赢得一片喝彩之声。
也许“灵与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构成的思想结构支配了张贤亮，他后来的小说叙事基本上是以“灵与肉”的对立统一来完成的。《土牢情话》讲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守爱上她看守的犯人的故事，这个犯人当然是受极左路线迫害的正人君子。张贤亮从这里找到了他的叙事秘诀：英雄落难，美女相救。这个英雄即使在多么严酷的迫害面前，部保持对党的忠诚，埘革命事业的信念——这就是“灵”；而在他落人逆境时身边就出现可爱的美丽女人，她们及时抚慰落难公子的伤痛，甚至于呈献上身体。在具体的叙事中，她们美丽的面容和身体一再呈现，这就是“肉”。灵与肉总是在叙事中恰当地融为一体，它们折射出伤痕的美的光辉。
《绿化树》作为张贤亮的最重要的作品，显然把“灵与肉”的对立统一处理得炉火纯青。作者声称《绿化树》是自己拟写的《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小说写一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章永磷，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但他出于生存的本能，想方设法填饱肚子。他意识到自己的卑劣，他在思考提高思想觉悟的途径。章永磷经受思想改造的痛苦过程，但他却并不怀疑这种改造的荒谬性，而是自责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于是通过学习《资本论》，他的思想产生飞跃，探寻到了“超脱自己”的真南，开始路上真正共产主义的“净土”。在是魂升华的同时，肉体也在升华，一个“梦中洛神”出现了，美丽善良的女人马缨花对章关爱备至，她的所谓的“美国饭店”是章永磷的温柔之乡。只要看一看那里的欢乐，就可以看到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饿死很多人的年份，这里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一切都因为有马缨花的存在，生活才格外有意义。马缨花有过不幸的经历，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她向往知识，追求美好的事物，她的爱给章的生命注入热烈的活力和希望。现在，苦难已经退隐到幕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动人的情爱故事。马缨花甚至贞女节妇般地勇敢，当章永磷还试图怀疑马缨花的忠贞时，马的执着令人动容：“就是钢刀把我头割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这就是朴实的人民，朴实的爱情。
有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伤痕”不能抹平呢？事实上，在小说的叙事中，那些苦难早已为爱情的温馨所遮蔽，也就是说，伤痕太美了，以至于在美的光辉映照下，根本看不到伤痕了。这就是张贤亮书写的伤痕史，他把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写成崇高史，把受虐出改变成自慰史，通过灵与肉的二元对立统一，现在，中国知识分于可以骄傲地宣称，他历经的磨难包含着丰富的痛苦，他们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充实而美好的。
如果说《灵与肉》和《绿化树》中张贤亮还在为知识分子构造一个完整的唯物论者的神话，那么，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张贤亮已经抛弃这段历史的起源与构造的逻辑性，他把“伤痕的美感”从知识分子受难史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放大，变成了娓娓动人的关于性的幻想。唯物论者的受难不再经历着灵与肉的分离与重合的二元对立统一过程，“受难”被全部压缩到肉体里去，现在，展示肉体的革命史替代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史。这篇小说的男主角依然是章永磷，而女主角换成了黄香久，只不过这两个人的精神性的意义现在通过肉体的能动性来表现，所有的政治学现在都转变为肉体修辞学。张贤亮现在已经深信不疑，当精神压力已经在肉体上（也就是性机能）产生后果时，这就足以证明精神压制所达到的强度，而肉体（性机能）恢复活力，也就证明精神获得了升华。章永磷就这样成为张贤亮关于精神和肉体相互颠倒的游戏的示范者，而作为合谋者的黄香久当然也就从一个贞女向荡妇倾斜。现在，故事的高潮也不再是精神升华，不再是向共产主义净土飞跃的神话，而是一个阳萎患者恢复性机能的玉房秘诀。张贤亮依然念念不忘他的唯物论者的革命本质，性机能的恢复被解释成是一次英勇的抢救集体财产的结果，革命者身份的确认使章永磷霍然痊愈。但在具体的叙事中，精神性的依据却只是一次装腔作势的铺垫，真正的革命性突破则是在黄香久的床上。作为一个恢复了革命者身份的人，不再思考革命的未来或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而是在床上“一个晚上干了五次”。这哪里有点革命者的责任与风度？
只能说这个革命者不过是一个迷恋女人肉体的伪君了。当他发现了黄另有新欢，则找到了离开黄的理由，寻求革命道路成为逃避女人的借口，当年要以“血身子”相陪的贞女节妇，现在则不无挑逗地宣布“今夜陪你玩个痛快”。所有关于思想改造和革命者身份认同的诉求，都成了男人和另一半的女人苟且偷欢的陪衬。小说描写男女欢爱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张贤亮却是标榜在写作“唯物论者启示录”，在讲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并且被各方面认为是塑造了一个动人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就很值得怀疑。章永磷作为黄香久的食客，一个偷香窃玉的二等公民，他怎么也无法成就知识分子的“革命历程”，难道他认为装模作样地阅读《资本论》就能产生精神飞跃吗？事实上，这里呈现出的不过是一个从精神到肉体都残缺不全的准知识分子形象而已——如果张贤亮能实事求是地表现这一意义的话，可能还不至于有弄虚作假之嫌。这就是张贤亮与米兰.昆德拉的质的区别。昆德拉没有去美化伤痕，没有装模作样去表现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忠诚与信念。昆德拉不管是采用写实还是反讽。他对遭遇的历史压迫的揭露都是彻底的，他从来不回避人们在政治压迫下的变形状况，他表现了人们的反抗，而不是自虐式的顺从。张贤亮则用马克思主义当做遮羞布，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失乐园里的舞者。
1998年于德国波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