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以反映乡土中国的生活风习而著称于文坛，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执着地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虽然有时阎连科也沉浸于乡土中国温情脉脉的人伦风习，但大多数情况下，书写中国农民的苦难构成他的持续主题。
1994年，阎连科发表《天官图》，这部小说在90年代初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在所有乡土小说中，它无疑是近年来最出色的一部，它把中国农村依然存在的贫困和屈辱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官图》讲述一个穷困潦倒的农民，为了还婚债竭尽毕生努力而儿乎为之丧命的故事。小说叙事不惜把所有的不幸加在这个倒霉者的身上，他的半生经历汇集了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时代可能有的屈辱。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一个被污辱和被损害的典型。主人公路六命14岁就开始替人扔死婴、挖墓、抬棺材的别样生涯，这个瘸腿的人只能在红白事上千些下活，倾了家产，也讨不下一房女人，所谓娶媳妇不过是强奸和写下2000元婚债借据的一场骗局。为了还婚债路六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劳作，先是烤红薯，所得却用于安葬老母；随后是为村长搞女人望风，赚得的钱，又披派出所坑了。万般无奈，路六命咬一咬牙替人坐牢，不想又一次被人坑害，判了两年徒刑。为了尽快还债，他到窑里于最危险的活，当他千辛万苦回到家里，老婆却离家出走，他不得不落个昏死过上的下场。
路六命决不是那种乡间无赖，尽管他骗娶了小竹，但是他埘2000元得婚债却是至死认账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极端无能的男人又是个重然诺的汉子，他采取欺骗的手段占有了小竹，却如此信守那张借据，并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这到底是这个人的善良本性，还是中同农村的道德观念，或是他对自己好不容易娶到的女人的挚爱？这个如此需要女人的人，却一夜一夜地蜷缩在媳妇的脚头，他的最幸福的职守就是为他的女人暖被窝。
直到有一天女人同意让她睡次，第二天就离婚，他才第一次真正地做成媳妇的男人。也许是紧迫感和危机感，也许是女人一夜的温情，路六命第二天开始了悲哀且悲壮的还债行动。确实，他把那张借据看成是一次生命的承诺。他承受那些屈辱和损害，出自于他对那张借据的负责。全篇故事没有一处写到他对小竹的爱之类的话，这个倒霉的蒙受屈辱的人，可能从内心就被剥夺了爱的权利。但是，他肯定是珍爱着自己的女人，他也渴望幸福，渴望真实地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媳妇，因而还那2000元钱成为他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一个台阶。小说叙事没有去描写他的内心生活，这些内心渴望都被贫困和屈辱压扁了。
阎连科只是不动声色地去表现这个人的存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快使那张借据变成2000元钱。他对于其余的一切都麻木不仁，甚至村长和他老婆睡觉，他也只能蹲在门口——他惟一的抱怨就是“咋就没完没了”。
这篇小说以毫无保留的直面现实的手法，写出了中国农村依然存在的贫穷和艰难，写出了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时代所遭遇的污辱和损害。它那对现实毫不掩饰的揭示，与对这个悲哀的人的细致刻画结合得天衣无缝。作者那些不露声色的描写，却十分有力地表现出路六命的可悲的窝囊和最低限度的自尊相混合的复杂心理。村长进房睡他的女人，小说描写路六命的感受道：
在路六命燃烟的时候，灯哑然灭了。投在院落那窗灯光，转瞬即逝。池眼前顿时一黑，就勾下头去深深地吸了一口，咽进五脏六腑。从那窗缝、门缝汩汩流出了床响的声音，路六命的心立马高悬起来，在他和他女人做事时候，就是疯了也没有把床铺弄成这个样子……烟在路六命手里不紧不慢地燃着，烟灰愈来愈长，一星火点也越发暗了下来。
时间似乎是从路六命嗓子眼里流失的，走走停停，停停行行，如同夏季时有时无的风，把他的喉咙吹得干燥欲裂……
这就是一个人在特殊境遇里的特殊感受，他处在生活的边界和生活的极端，他是一个最没有主体意识的人，他的怨恨也显得那么无力。他从来不对事情的质进行判断，他从不疑事物现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仅仅对事物的量进行反抗：“就是疯了也没有把床铺弄成这个样子”，“咋就没完呢”。这些场景和细节极为有力地表现出现时代中国农民的处境，他们被压扁的性格和无法表达的内心痛楚。
当然，这篇小说把苦难的生存境遇与性爱相杂交，那些折射着屈辱和快感的双重色彩的性从那些令人伤心欲绝的情境中透示出来。村长与小竹的奸情被描写得极为充分，它当然不仅仅表现了路六命的悲苦，在某种意义上，它还表现了性与权力、性对人类生活的绝对支配力量。在去坐牢的前夜，路六命“和村长一样把床铺弄得天崩地裂”；女人也居然说：“瘸子，你到底不如村长，村长如牛～样，让人好受活哩。”性在这里是生存中最令人绝望的事实，又是惟一具有绝对意义的超越方式，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生命还能体验到快乐，这就是人类的奇特的存在状态。
毫无疑问，小说叙事对这个小人物的命运的追问是对中国现实的彻底追问，具有令人震惊的效果。然而，这篇表现乡村悲苦生活的作品，却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耶就是它大量运用男女的性关系作为原材料，那些欲望化的场景被刻画得栩栩动人，它们与那些悲苦屈辱的生活平分秋色如此来说，并不是有意要抹煞这篇小说的价值（事实上，这些男女之事强化了阅读效果），这不过表明，这样一篇对现实极有穿透力的作品，也不得不用这些欲望化的叙事来强化观赏效果，它表明了90年代的一种文学潮流。那些欲望化的场景乃是当代中国文学无法拒绝的重要奇观，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这个时代最后遗留的中国本土的（东方的）奇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甚至于像《白鹿原》这样一部史诗式的作品，一部重新抒写中国本土历史，熏建中国本土精神的不朽之作，也依赖大量的欲望化场景来支撑叙事，获取东方神话式的（神秘主义式的）奇观效果。
1998年底，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无疑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也许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念，会对这部小说做出根本不同的评价，但没有人不会为这部小说对一种苦难生活的极端表现而动容。这部小说设计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故事。小说讲述豫中某山区的贫困生活，近百年来，这个叫做三姓村的村民大量死于喉堵症，人均寿命不到40岁。也就是说，人到了40岁就活到头，村民无不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其原因是因为水土含氟和其他多种致命毒素。为了治病，从日本侵华时期到现在，男性村民去卖皮，也就是把身上的皮割下来卖给烧伤医院换取微薄的钱用来治喉病；而女人则出外做娼妓，以出卖肉体赚钱用于医冶家人的不治之症。多年来，几乎没有人被治愈。为了改变这种悲惨的命运，村长司马蓝带领村民从60公里外豫西的灵隐河挖渠引水，村民相信，喝了灵隐河水，他们就能延年益寿。历时牧年，为了打通最危险的路段，按家庭摊派，快到40岁的男人下到山洞中去引爆，炸通水渠，死伤几十人，以此换取水渠通水。
似等到通水耶天，从灵隐河引来的水却臭不可闻，灵隐河水已被严重污染，村民用生命换来的引水工程，结果却把严重污染的河水引来。村民最后的牛存希望也已破灭。
小说的故事非常惨烈，没有迹象表明故事有现实原始根据；但类似的贫困山区生活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在中国某些传媒报道巾屡见不鲜。因此，虽然作者本人担忧引起非议，再三陈述小说情节纯属虚构，但还是不难从当今的一些非主流报刊L读到一些纪实性的报道。就小说对苦难生活的表现而言，《日光流年》创了纪求。建国以来，甚至现代以来，没有一部小说对农村苦难生活的表现达到如此彻底的地步。如果对中国乡土题材的小说作历史性归纳的话，大体可以分为类：第一类是表现乡土中国的人伦风习，现代以来如废名、沈从文、台静农、许地山等人都以优美的文笔描写中国农村特有的风光和地方情调，乡土中国的苦难被加以审美的观照。这一类传统在80年代加入了一些现代主义内容，发挥出所谓“寻根”文学。第二类是建国以来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学，这类作品以农村阶级斗争为主线，讲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面貌。历史事实表明，这类作品意识形态色彩过重，其对历史的强制性阐释值得商榷，限于篇幅，本文不加评议。第三类，即为改革开放后对农村改革的描写，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的主题，但可以看出它与第二类的天然承继关系。显然，阎连科的写作超出这几类的传统，摆脱开意识形态的偏见，以他个人对乡土中国的极端理解，不惜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推到极端，可以说，阎连科对此前的乡土中国的主流文学进行了一次强行的改写，以彻底而极端的方式讲述了他的乡土中国的故事。不管其可靠性如何，他写出了乡土中国最绝望的一种生活。
当然，这部小说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作者倾注笔力于对乡土中国进行一次“民族寓言”式的书写。这个小小的在地图L找不到标记的村落，早已被外向的世界遗忘，他们蒙受着历史遗留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并没有屈服，在作着坚忍不拔的最终是尢望的奋斗。小说的主人公司马篮使人想起中国古代的部落首领，他们在《山海经》之类的神活传说中就已经出现，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却难以摆脱功亏一篑的命运。对灾难的反抗一直构成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那些以失败告终的神话英雄，留下了令后人敬佩、抱憾的精神品格。《日光流年》可以当成一部寓言性的作品来读，它表现了这个民族一直所承受的灾难和不屈地对灾难进行反抗的那种意志。
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作家，阎连科也试图在更广大的意义上去写灾难（或受难）主题，这义牵涉到人类走过的艰苦卓绝的道路，正如有些同行朋友（如胡平）所指出的那样，这部小说在讲述人类“出埃及记”那种故事。确实，这部小说的故事一开始就不留余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死期，都活不过40岁，每个人都面临着要为活过40岁，为这个家族活过40岁而奋斗。没有什么否定比对生命的否定更加彻底，也没有什么斗争比争取活着来得更原始。阎连科对生命存在的悲哀没有掩盖他的绝望情绪，但这并不等于他就是消极，绝望也是一种力量，一种徒劳而又并没有屈服的反抗。作者在小说的题词里写道：“谨以此献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作者面对人类从占至今都无法回避的生命局限进行讲述，同样面对自我生命的局限进行思索。为拓宽生存空间，为延续生命，人类组成群体，但人类终究不能战胜生命的局限性，这就是人类的悲哀。如果不只是从历史来看，而是从未来学的眼光看，阎连科表达的关于人类生命局限的看法，并不是无稽之谈，也未必是杞人忧天。科学的无节制的发展，克隆人之类的生物遗传工程，环境污染的无限度扩大，核威胁……等等，终至于可能导致人类生命发生突发性变异；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使人类更有效地掌握自身的命运，而是把人类抛到一个更加不可知的未来区域。到那时，人类如何拯救自己呢？
这部小说虽然在讲述苦难，在表现对生命局限的忧虑，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人们对生命的滥用。在小说叙事中出现的“卖肉”的情节，虽然从故事本身的情感氛围来看有些不协调，但也表现出外面的世界对生命快乐的可悲的挥霍。小说另一个女主人公蓝四十一身为“肉王”的一生，混合了中国传统女性圣母与淫妇的双重形象。从事卖淫这项非法而且低贱的职业，在她身上却被表现为献身的崇高事业。尽管她最终也未能拯救她的亲人，但她自始至终是在奉献；而被隐蔽的那些与之交欢的男人，不过是对生命无耻滥用的肉体的奴隶而已。相形之下，为突破生命的局限性而奋斗的三姓村村民则显得多么挚爱生命，包括他们不断地残害自己的生命，如卖皮、下到危险的渠道爆破等等，他们对生命的放弃，却是为了族群生命的延续。
确实，这部小说笔法冷峻，不留余地，把一种苦难无助的生活写得触目惊心，迄今为止，汉语言小说对中国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这部小说可谓登峰造极。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阉连科对这种绝望生活的书写，也很可能变成一次绝望的书写。在这个把阅读当做消遣，把文学看成打发闲暇的手段的时代，有多少人会直面苦难呢？人类过去曾经遭受苦难，也许在未来还有苦难，但今天却无视苦难，这就是人们乐于沉醉在温柔之乡的缘故，也是肖洛霍夫、托尔斯泰或狄更斯被忘却的缘故。阎连科会被人们拥戴吗？我心存疑虑。
1999年1月24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