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1月，以张謇为首的各界名流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还包括荣氏兄弟、虞洽卿、朱葆三等商界风云人物。张謇在公会上号召人们用实际行动支持立宪，他说：“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在上海的示范下，湖北宪政准备会、湖南宪法政分会、广东粤尚自治会、贵州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组织先后成立。与此同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杨度等人也纷纷响应，分别成立了政司社和宪政讲习会，以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日后参与立宪做准备。
然而，清末的立宪只在开始时显得有声有色，但其后的推进却异常缓慢且充满了艰辛。
1907年秋，杨度领导的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得到国内各省的响应。12月，张謇就与汤寿潜等人筹议了有关国会和立宪问题，并领导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请愿活动。然而，政府却对该次请愿无动于衷。
1908年8月，梁启超主持的政司社被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查封。同一个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进入预备阶段，预备期为9年。《大纲》颁布以后，一些企业家暂时放下了向政府继续请愿的做法，把主要精力转向了“谘议局”的筹办和推行地方自治等具体工作。另一部分立宪派人士则纷纷对过长的预备期表示不满，大实业家郑观应更言辞犀利地指出，“若不及早立宪，必致内乱”。
1909年12月，东北、华北、东南等16省的谘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委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这一次请愿再度被清政府拒绝，借口是“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1910年6月，请愿团再次北上，仍然被清政府拒绝。同年10月，请愿团的人数急剧增加，不少省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请愿游行。这一次，清政府终于有了反应。然而它并没有马上推行立宪，而是开始强行镇压立宪派的请愿活动。
多次请愿失败，让以企业家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对政府渐生绝望，他们开始倒向革命派，认同以武力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全新的共和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1911年初，“误国首恶”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的政策，遭到各省商、民的一致反对，并被国人痛斥为“出卖国家利益”的无耻之徒。同年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当武昌城内枪声大作时，张謇就在长江对岸的汉口港，他刚刚参加完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的开业庆典，正要返回上海。张謇站在船头，遥望着武昌城内的火光，马上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作为立宪派的民间最高领袖，张謇一直不太赞成用武装革命和全国人民的水深火热来换取一个全新的政权。然而，历史的大势是无可阻挡的。当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当革命一旦展开，个人的不情愿无异于螳臂当车。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因立宪搁浅而心怀激愤的革命者群起响应，终于使这场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势。在这场将封建专制焚毁的革命烈火中，中国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充当了有效的助燃剂。他们一方面为革命军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则利用自身在当地的名望，帮助新建立的军政机构稳定民心，将人心惶惶的民众重新纳入秩序的统御。
1911年，刚刚经历战火的武昌城很快因革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当地的贸易完全停顿，失去生计的人们大批地逃离，一些不法分子趁机作乱，抢劫无辜的平民。此时，武汉的商人挺身而出，积极协助起义军维护秩序，并自发组织武装力量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湖北新军统领黎元洪被任命为武昌城的督军，而武汉商会会长则被任命为警察局长，并且，商会还向起义者提供了20万两的借款。
武汉和上海先后宣布光复以后，控制着广州的两广总督张鸣歧试图仿效10年前的“东南互保”，在旁观中选择立场。然而，这是一场充满铁与血的革命，容不得任何妥协。10月29日，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带领广州七十二行总商会的商人共百余人开展集会，向总督府和革命党两方面表达了商人承认共和制度的意思。11月8日，革命军兵临广州，张鸣歧弃城出逃，广州获得了独立。次日，商绅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表示了对“共和政府”的欢迎。
可以说，没有商人、企业家们的支持，革命的形势将难以估计。在资产阶级逐渐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时代，他们的选择往往代表着社会的大势。清政府之所以在立宪的“回光返照”后迅速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首鼠两端的立宪态度让资产阶级逐渐绝望，更严重的是，急迫渴望着民族复兴的资产阶级最终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发布了《退位诏书》。这意味着辛亥革命获得了初步的成功。统治中国达228年的大清帝国终于走下了历史的舞台，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成了过眼云烟。
辛亥革命中步入政坛的中国企业家
在立宪的活动中，企业家阶层纷纷从幕后走到台前，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社会的主流。这主要是因为，在经历一系列的战败、赔款之后，清政府在国民心中的权威性已经渐渐丧失；另外，腐败的官僚也使得民众对没落的专制统治失去了信心。相对而言，他们更信赖那些崇尚奋斗、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大企业家，于是传统的“士农工商”理念被完全颠覆，企业家的意愿成了社会潮流的风向标。
就在这一时期，企业家们的参政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当然，他们的参政意愿并非源自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而是因为某种实际需要——这一点也得到了理论上的验证。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曾做过这样的论断：“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
企业家们作为一种新兴势力走上政治舞台，最初采用的是“商会组织”的形式，这在上海、武汉、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
1904年，朝廷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表明政府对商人举办商会组织的支持和鼓励。于是，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冒出：大的省会城市和商业繁荣的地区设立了商务总会；中小城市则设立了商务分会；就连一些村镇也设立了商务公所。据《章程》规定，商会有处理商务诉讼的职权，负责调查商情，处理破产和倒闭，受理设立公所、申请专利、进行文契债券的公证等职责。实际上，商会承担了政府的部分经济管理功能。
商会兴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进一步聚集了已日渐壮大的企业家势力，使得企业家在参议政事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从此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公共力量。事实上，从立宪运动开始，商会就一直在推动立宪进程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企业家们真正走上政治舞台，大多是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企业家们挺身而出，在以资金推动革命的同时，又承担了舆论引导或市政管理等职能，从此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正式步入了政局。在这方面，最突出者莫过于南通张謇。
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国民政府成立，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孙中山约见张謇，两人就新政府的商业政策进行了一番商谈。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未接触实业，所以总把中国的经济建设看得过于简单，为此张謇向孙中山提出了不少建议。
在辛亥革命开展起来的各地方，尤其是在东南沿海，企业家们也通过推动革命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比如上海的实业家虞洽卿等人。
意识到立宪不过是清廷纸上“画饼”之举，买办出身的实业家虞洽卿、李平书等商人暗中组织了“革命军饷征募队”，为筹划起义的革命党募集钱饷。1911年11月3日，革命党志士陈其美率同盟会会员响应武昌，在上海发动了武装起义。光复上海后，临时管理机构——上海军政府在革命党和商人们的努力下建立起来。在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府中，大有名望的企业家赫然在列：民政总长由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长、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财政部长由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担任；交通部长由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担任；另外，大买办朱葆三和大粮商颐馨一等人也都在上海军政府内担任了要职。
在上海刚刚光复的时候，对上海起义居功至伟的虞洽卿并没有闲下来。他主动请命，想凭“三寸不烂之舌”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独自一人来到苏州，虞洽卿为程德全剖析当时的形势，向他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程德全。于是，苏州和平光复。从苏州返回上海以后，虞洽卿因“襄助有功”，被任命为上海都督府的顾问官和闸北民政长。
1912年，孙中山将民国大总统之位让于“乱世奸雄”袁世凯，自己则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为了实现自己“在民国初建铁路20万里”的宏愿，孙中山写信邀请因保路运动而避至日本的盛宣怀，让他帮助自己“兴实业以振时局”。因为孙中山的经济理念倾向于国有化，这与盛宣怀的主张十分相近。就这样，在日本躲了一年以后，盛宣怀又回到了中国，继续在实业领域构筑自己的理想。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位列“四民之首”的传统士绅阶层逐渐走向消亡。在这场新的政治变革中，曾列“四民之末”的商人先以商会形式参与政事，后又在辛亥革命中正式步入政坛，逐渐将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带入新的政治格局之中。
借款风波：轮船招商局民营化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清政府的覆灭，大量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国营企业都被民营化。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当时最大的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的股权变更。
在前文的表述中，李鸿章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曾被人们普遍看作洋务运动最显赫的成果。然而，自从唐廷枢、徐润等擅于经营的管理者被逼走之后，招商局日渐显露出了国营企业的种种弊端，一度处于严重亏损的尴尬之中。
首先，体制僵化导致招商局的管理极其混乱。在缺少监察体系的国营体制下，招商局的管理者大都借职位之便中饱私囊，且招商局机构日渐臃肿，尸位素餐之辈比比皆是。
在招商局历任督办中，有一个叫杨士琦的人。他刚刚上任就私分了10万两的漕运费用，后来他曾向朝廷写过一份奏折自述其功，在奏折中厚颜宣称“官督商办，己著成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的督办，招商局自上而下贪污成风，人人争相牟取私利，以至于夹带私货、多报开支、私收仓储费用等违规现象竟被看做平常小事一般。
无疑，这样腐败的企业必然会在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事实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中的优势就已经消失殆尽，就连一向被视为支柱的漕运业务也出现了近百万两的亏损。这样一来，有着先进管理制度的外国公司再度横行于中国江海，夺走了大量原属于招商局的漕运业务。
另外，除了经营上的问题，招商局还存在一些外部问题。由于国库空虚，处处捉襟见肘的清政府经常以各种名目要求招商局上缴各种款项。
1899年，朝廷规定招商局每年在分配红利之前，需先上缴两成盈余，“以尽报效之责”。据统计，招商局每年所得利润的81%都要上缴国库，仅余19%作为股利分配之用。此外，国家要求的捐款项目也是层出不穷，如盛宣怀便以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为名义，要求招商局每年捐款8万两。
除了财务危机，随时被国家征用也严重影响了招商局的运营。到晚清后期，招商局几乎成了政府的“免费运输队”。
继盛宣怀之后，袁世凯控制了招商局。在他掌控招商局的五年时间里，他统领的北洋水军的人员和物资运输，都是由招商局免费提供的，甚至就连来访的外国官员也由招商局免费护送。
20世纪前后，外资航运公司的规模一直在扩大，而作为国内最大轮船公司的招商局则不进反退，业务量降到了不足原来的1/5。即使是在全国经济成长较快的20世纪初期，招商局仍然保持着亏损状态。此时的招商局不仅尽失市场优势，还净亏400多万两，成了名副其实的亏损大户。势态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官督商办”的国营机制已经成了约束企业发展的桎梏，招商局改革已势在必行。
为了扭转危局，招商局的股东们在1910年召开了一次年会，决定进行改革，将择用管理者的权利收归股东大会。1911年8月，在招商局股东们的争取下，邮传部颁布了《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同意招商局的民营化改革，并“悉按商律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覆亡、新政府的上台，重获新生的招商局很快又成了当权者的案上鱼肉，其代表性事件就是轰动一时的借款风波。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组建。这个仓促成立的新政府可谓是一穷二白，甚至一度遭遇“政令不出南京”的尴尬。为了解决财政上的问题，临时政府决定把招商局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万两。
